作者：张万军，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08年8月，林某某被指控在其经营的代售店内猥亵未满5周岁的女童江某。案发时，江某的舅妈阉某声称目睹了现场并当场制止。案件证据主要包括被害人江某的陈述、证人陈某（同为儿童）的证言及阉某的证言。林某某始终否认犯罪，且案发时无直接物证（如监控、生物痕迹）支持指控。一审法院认为，被害人及证人陈某均系幼童，其认知和表达能力有限；阉某作为江某亲属，证言可能存在利害关系。综合全案证据，法院认为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林某某无罪。
检方抗诉后，二审法院推翻了一审结论，改判林某某构成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改判理由包括：
1.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的合法性：江某虽年幼，但其对案发经过的描述与年龄认知相符，且询问程序合法；陈某的证言虽简单，但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2.亲属证言的印证作用：阉某的证言虽与被害人存在亲属关系，但其证言细节（如现场模拟实验证明视线可及性）与其他证据吻合，证明力较高。
3.间接证据的补强：包括江某案发前因阴道炎就诊、案发次日病情加重等医疗记录，以及林某某对脱裤行为的矛盾解释，均增强了法官对犯罪事实的内心确信。
二审法院最终认定，全案证据已形成完整链条，排除合理怀疑，足以定罪。
二、法理分析一：零口供案件中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
1.补强证据的核心功能。在“零口供”“零直接物证”的性侵儿童案件中，证据审查需格外谨慎。根据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单一证据（如被害人陈述）若证明力存疑，需通过其他独立证据补强，才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本案中，法院通过以下逻辑补强了关键证据：
2.被害人陈述的补强。幼童陈述常因认知能力受限被质疑，但其陈述若符合年龄特征，如简单描述、伴随动作，且与其他证据，如目击证人证言、医疗记录，形成呼应，即可具备证明力。本案中，江某对猥亵行为的描述虽不精确，但与阉某证言中“抱至床铺”等细节一致，补强了陈述的真实性。
3.间接证据的体系化运用。在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一对一”,且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或者被告人拒不供认犯罪的情况下,为了查清事实,排除合理怀疑,还应当着重考虑间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印证作用。以是否存在猥亵行为为中心,通过认真梳理证据之间的印证关系,仔细分析和论证,必要时可以运用合乎规律的推理。如果间接证据对被害人陈述能起到补强作用,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即使被告人拒不供认,亦不影响对猥亵犯罪事实的认定。补强证据不限于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如案发前后医疗记录、林某某自相矛盾的辩解，若能与核心事实关联，亦可形成印证。例如，江某案发次日病情加重，虽无法直接证明猥亵行为，但结合案发时间、林某某接触被害人的机会，可增强法官对行为与结果关联性的确信。
性侵儿童案件的证据审查应注重“证据链”思维，即使缺乏直接证据，若间接证据能形成闭合逻辑，如动机、时机、结果相互关联，亦可定罪。但需警惕“孤证定案”，避免仅凭被害人陈述或单一证人证言入罪。
三、法理分析二：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边界与突破
1.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前提。该原则要求，当案件事实存在合理怀疑时，应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认定。其核心在于防止冤错案件，尤其是避免将“证据不足”等同于“有罪”。本案一审判决即体现了这一原则：因关键证据证明力存疑，法院选择“疑罪从无”。
2.突破存疑原则的正当性条件。二审改判并非否定存疑原则，而是基于证据补强后“排除合理怀疑”的更高标准。具体而言：
（1）证据链的完整性：本案间接证据（如医疗记录、模拟实验）填补了直接证据的空白，使事实认定从“存疑”转向“确信”。
（2）印证关系的严密性：阉某证言与被害人陈述在时间、地点、行为细节上高度吻合，且通过现场实验验证了证言的可信性，排除了诬告可能性。
（3）被告辩解的合理性审查：林某某对脱裤行为的解释前后矛盾，且无法提供合理解释，法官结合常理可作出对其不利的推断。
（4）司法平衡：儿童权益保护与被告人权利保障
性侵儿童案件常面临“证明难”问题，但司法机关需在保护儿童权益与保障被告人权利间寻求平衡。一方面，对幼童陈述应避免机械适用“证据能力瑕疵”规则，允许通过程序补正，如法定代理人陪同询问增强其证明力；另一方面，若补强证据仍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则必须坚守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
林某某案的处理，展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在“零口供”性侵案件中的证据审查智慧：既通过补强证据规则构建完整证据链，又严格遵循“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一裁判思路为类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即证据不足时“疑罪从无”，但证据充分时亦不因“零口供”而放纵犯罪。未来，如何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间进一步细化证据规则，仍是司法实践的关键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