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数字经济中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分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需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诈骗罪的目的多在犯罪行为着手前形成，而合同诈骗罪的目的可能产生于合同签订或履行过程中。案例1中侯某某团伙在犯罪预备阶段已预设骗局，与案例2杜某在履约中产生非法目的形成鲜明对比。二是合同本质的真实性，真实经济合同需具备市场资源配置功能，而案例1的所谓认证协议既无真实交易基础，亦无权利义务对价，其虚构公司、买家及认证服务的行为表明该协议纯属犯罪道具。三是欺诈手段与合同的关联性，合同诈骗的欺诈行为须嵌入合同机制，如设置条款陷阱或数据篡改，而案例1的诈骗链条独立于合同，被害人付款的根本原因是基于对虚构存在高价买家的信任。四是法益侵害的复合性，合同诈骗罪在侵犯财产权外，必须同时破坏市场交易秩序，案例1的行为仅侵害财产权，藏品市场价格机制与行业信用体系未受冲击。综上，案例1中侯某某等人的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罪。

应当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表现形式，以合同的属性与侵害客体的性质作为两罪区分的“标尺”。其一，涉案口头认证服务协议具备经济合同属性，案例1中侯某某等人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因为在收藏品交易市场场景中，行为人约定了服务对价即认证费用，且被害人基于实现藏品交易目的而缔约。其二，合同在诈骗中起实质性作用，区别于借合同幌子直接骗财的模式，案例1中的被害人支付认证费系履行合同义务，而非单纯受谎言诱导。其三，行为侵害双重法益，虚构无资质认证公司提供虚假服务，破坏收藏品认证管理秩序，同时利用合同骗取钱款违反合同诚信原则。因此，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案例1中侯某某等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界分的三步甄别法：第一，审查合同地位。合同诈骗须以合同为犯罪核心工具，欺诈行为须紧扣合同签订履行要素，如主体真实性、担保有效性或交付可靠性等。案例1中虚构买家意向、伪造认证必要性等核心欺骗行为，在合同签订前已经完成，买卖双方未就藏品交易进行实质磋商。第二，分析错误认识根源，合同诈骗中被害人交付财物须直接基于对合同内容的信赖。案例1中被害人支付认证费是因误信存在高价买家以及认证系交易必要步骤的谎言，与合同条款本身无关。第三，剖析合同的市场属性，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承载市场交易功能。案例1的认证协议未约定服务标准及法律后果，认证结果虚假且无资源配置作用，系脱离经济流转的空壳合同。综上，案例1中侯某某等人的行为属于以合同为诱饵实施传统诈骗，应定性为诈骗罪。

对案例2中杜某的行为性质进行分析：首先，对合同进行穿透审查。杜某虽与一级网点签订加盟合同，但合同明确约定其接受总公司统一管理，费用结算机制显示其知晓浮动重量费最终归属总公司，电子秤数据直传总公司系统，形成与总公司的事实合同关系。其次，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客观化、实质化认定，案例2中杜某非法占有目的的指向清晰，其主观上明知利用偷重方式少上交快递费用，会侵害快递公司的财产权。最后，考察行为人是否基于合同中的实质性内容进行诈骗，包括相对方、标的物、价款、相关费用、履行地点、方式等。案例2中杜某的偷重行为本质上突破了合同约定的计价基础，规避了运费支付义务，与总公司规定的如实称重、系统计费的核心条款直接冲突。综上，杜某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系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竞合关系，二者主要区别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犯罪客体上，合同诈骗罪侵害财产权及市场秩序双重法益，而诈骗罪侵害的是单一法益即财产权益；二是犯罪主体上，合同诈骗罪可由单位构成，但诈骗罪的主体仅为自然人；三是犯罪手段上，合同诈骗必须利用经济合同实施诈骗，而诈骗罪的手段不限于利用合同。当行为同时符合两罪构成要件时，应优先适用合同诈骗罪的特别法规定。案例2中，杜某与快递公司存在事实合同关系，杜某与一级网点签署的加盟合同系其经营活动的基础，其依托运输网络承运货物，偷重行为发生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直接违反合同计费规则，该行为侵害双重法益，其中偷逃运费侵犯财产权，偷重手段破坏快递行业经营秩序。因此，应当认定杜某构成合同诈骗罪。

严格限制合同诈骗罪范围，针对案例2中杜某的行为，认为：第一，合同诈骗罪的欺诈行为必须直接基于合同机制，如利用虚构的主体身份、提供虚假担保等签订合同，在合同履行环节骗取合同相对方财物。案例2中，杜某与总公司无直接合同关系，签订加盟合同时无欺诈行为，其本质是经营许可协议，实际运输合同关系存在于客户与快递公司之间。杜某通过定制外挂软件、修改快递重量数据实施偷重，该手段脱离合同规则，系独立于合同外的欺诈行为。第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法益具有复合性，杜某行为侵害的法益仅是财产权利，总公司财产权虽因少收运费而受损，但快递运输服务已实际完成，市场秩序未受直接冲击。故案例2中杜某的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罪。

二、专家与谈环节  

三、研讨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