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一方退赔后向其他共犯追偿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丨案例精选

1.共同犯罪一方退赃退赔后与其他共犯之间不产生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其就退赔金额向其他共犯进行追偿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法院受理后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2.在诉讼主体的诉讼请求既涉及需要实体判决的部分、又涉及需要裁定驳回起诉的部分时，可以根据判决吸收裁定的原则，用判决的方式进行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条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4963号（2021年4月14日）

原告王某诉称，其与李某经朋友介绍认识。2008年4月，李某因资金周转紧张，向王某借其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透支使用。之后，李某未经王某同意盗用其身份证开立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中国平安银行3张信用卡透支消费、提现使用。因李某拒不归还信用卡透支款项，王某、李某曾分别被法院判决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王某于2011年12月5日代李某归还中国光大银行欠款本金27,370.10元，2016年5月27日及6月29日代李某归还中国光大银行欠款利息8,358元和10,261元；又于2011年12月5日代李某归还中国民生银行欠款本金41,587.10元，2019年4月8日代李某归还该银行欠款利息6,860元；还于2019年9月12日代李某归还中国平安银行欠款21,300元（系与平安银行协商的还款数额，未计算利息）。以上共计115,736.20元。

现请求判令：1.李某返还王某借款本金115,736.20元，并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6,903.98元，其中68,957.20元自2011年12月6日计息、18,679元自2016年6月30日计息、6,860元自2019年4月9日计息、21,300元自2019年9月13日计息，均要求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李某承担律师费1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李某承担。

被告李某辩称，案涉银行卡项下款项大部分由王某消费使用。且王某退还该款是为了获取法院判处缓刑从轻处罚而进行的退赃行为，王某无权向李某主张该退赃行为产生的损失。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08年3月至4月间，王某先后将其名下的中国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借予李某透支使用并收取数千元好处费。2011年12月9日，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书，认定王某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但鉴于王某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退出全部赃款，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该案审理中，王某向法院缴纳退赔款68,957.20元，其中包括民生银行的欠款41,587.10元和光大银行的欠款27,370.10元。

2012年3月15日，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认定李某与王某就上述信用卡的透支构成共同犯罪，鉴于被告人（李某）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部分赃款已由同案犯退出，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结合李某其他犯罪行为，最终判决李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违法所得责令退赔。

2016年5月至6月间，王某先后向中国光大银行归还欠付利息共计18,619元；2019年4月8日，王某向中国民生银行归还欠付利息6,860元。

此外，李某还借用王某的平安银行信用卡进行消费，2019年9月12日，王某分三笔向平安银行还款共计21,300元。

二审法院另查明，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载明：“鉴于被告人（王某）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退出全部赃款，依法从轻处罚……”。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载明：“鉴于被告人（李某）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部分赃款已由同案犯退出，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二审庭审中，王某陈述，基于本案信用卡的出借，李某曾支付给王某好处费约5,000元。

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20日作出民事判决：1.被告李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21,300元；2.被告李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王某以21,300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3.驳回原告王某其余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王某依法提起上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4日作出（2020）沪01民终496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首先，根据人民法院作出的两份刑事判决书，王某出借中国光大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信用卡给李某透支使用，王某和李某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属于共同犯罪，二人均负有退赃义务。

其次，王某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向中国光大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支付欠款的行为已经被刑事判决书认定为赃款退赔性质，并将其作为了王某和李某量刑的考量因素。

最后，任何一项民事权利的行使都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赃款退赔属于与刑事责任相关的一种法定责任，由《刑法》进行调整，目前共同犯罪一方退赔后提起民事诉讼向其他共犯进行追偿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王某退赔赃款后在共同犯罪人之间产生的关系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的民事诉讼受理范围，应裁定驳回起诉。

本案中，王某提出的诉讼请求中涉及到律师费及多张银行卡项下的款项，既包括中国民生银行和中国光大银行项下的款项，也包括中国平安银行项下的款项。对于王某主张的中国平安银行项下的款项、利息及律师费，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由于王某的诉讼请求中既有需实体上处理的部分，也有程序上应裁定驳回起诉的部分，根据判决吸收裁定的原则，本案应当以判决方式作出。二审法院虽不认同一审法院的部分判决理由，但结果可予维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于犯罪人的退赃退赔，《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该条系针对犯罪人犯罪物品的处理，所谓“追缴”是指将犯罪人的违法所得强制收归国有，“责令退赔”是指当违法所得已经被挥霍、毁灭时，责令罪犯按财物的价值根据有无合法原权利人的不同而返还被害人或上缴国库，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公私财产，不让犯罪人在经济上占便宜。这样的法律设置也是源于刑事领域对“任何人不得因不法行为获利”原则的践行，通过追缴、退赔等措施，对犯罪人因犯罪获得的不法利益进行剥夺，其理想状态是既不超额剥夺犯罪人的非法获利，也不因未完全剥夺而给犯罪人留下获利的空间。

在厘清了共同犯罪的责任性质和刑事案件中犯罪人退赃退赔的法律性质的基础上，判断共同犯罪中一方承担退赃退赔责任后向其他共犯追偿，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这一问题还需要结合民事纠纷的特征和要素来分析。

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6]主要具有以下特征：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具有平等性，权利义务内容具有民事性以及纠纷具有可处分性。在判断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时，可以针对主体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的内容以及纠纷解决的可处分性来分析。

首先，从主体的法律地位来看，虽然共同犯罪的参与者与司法机关之间法律地位不平等，但是共犯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

其次，从权利义务的内容来看，共同犯罪中一方承担退赃退赔责任后向其他共犯进行追偿，实则是要求确认共同犯罪各参与者的退赃退赔责任的份额及分配，在此基础上要求其他共犯偿付其已经退赔但超出其退赃退赔责任范围的部分。而共同犯罪中各参与人应当承担的退赃退赔责任的范围属于刑事案件处理的内容。

刑事司法实践中，无论是犯罪人主动退赃退赔，司法机关依职权追缴还是法院审判环节判决退赔，均存在三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共同犯罪人仅承担自己实际分得的部分，一种是共同犯罪人均对全案违法所得承担追缴、退赔义务，还有一种是共同犯罪人应承担的份额不明确，带有任意性，在共同犯罪违法所得范围内均可能承担追缴、退赔义务。[7]共同犯罪参与人在三种处理方式中所应承担的退赃退赔责任的范围不一致，但该范围均系由司法机关依职权确定的。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其出台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8]第24条也规定，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违法所得与民事诉讼中共同被告对集资参与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有所区别，追缴或者退赔违法所得不属于民事赔偿诉讼，不涉及民事连带责任的问题，应以行为人实际的违法所得为限，尚未追缴或者无法追缴的，可以依法责令退赔，退赔亦应以实际违法所得为限。

由此可见，无论是司法实践中还是法律规定上，均认为共犯退赃退赔的范围属于刑事案件处理的范围，而非民事权利义务内容。

最后，从纠纷解决的可处分性来看，可处分性是指基于民事实体法上的私法自治原则，民事纠纷主体对其民事权利义务有自由处分的权利。而共同犯罪中各参与者退赃退赔的范围问题，既不属于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又是由刑事司法机关依法确定的，不属于犯罪人可以根据私法自治原则自由处分的内容，故不满足民事纠纷可处分性的特征。

故从民事纠纷的特征来看，退赃退赔后共犯之间的关系虽存在于平等主体之间，但内容不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也不具有可处分性，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共犯退赔的一方在实体上不存在民事请求权，在程序上不存在诉权，其主张的追偿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此外，从社会效果来看，退赃退赔是犯罪人积极认罪悔罪的体现，无论在犯罪人的量刑还是刑罚的执行上都将犯罪人的退赃退赔作为可以从轻处理的情节。

因此，如果允许共犯之间因积极退赃退赔而得到从轻或减轻刑罚后，转而向未全部退赃退赔的同案犯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追偿，势必造成犯罪人利用法律逃避相对较重刑罚后，再通过民事诉讼追偿弥补其损失的扭曲现象，造成刑事评价与民事评价价值取向的背离，不利于打击惩处犯罪，更会严重危害社会的公平正义。

基于此考虑，也不应将共同犯罪一方退赔后与其他共犯之间的追偿问题作为民事纠纷予以受理。

综上，无论从民事纠纷的特征还是从社会效果来看，共同犯罪一方退赔后与其他共犯之间的追偿问题都不应认定为民事纠纷的处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