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俞某与杨某原为夫妻，2013年7月为规避房屋限购政策登记离婚。离婚当日，杨某即着手购买上海某房产，登记于其个人名下。离婚后双方仍同居至2017年11月。俞某起诉主张B房屋及杨某名下存款等属共同财产要求分割。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离婚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假离婚”不改变身份关系解除的法律后果；房屋属杨某个人财产，购房款主要来源于杨某及其父母出资，俞某主张的出资证据不足，且离婚协议已对存款归属作出明确分割；双方各自承担部分生活开支，但杨某名下存款未与俞某形成共同共有；俞某支付的7.8万元装修款系对杨某个人财产的添附，酌情判令杨某补偿6万元。最终判决房屋归杨某所有，杨某支付俞某补偿款6万元，驳回其他诉请。（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4-07-2-020-001 俞某诉杨某同居关系纠纷案）
二、法律不承认“假离婚”，签字协议即生效力
本案的核心警示在于，“假离婚”从无法律豁免权。作为执业律师与法学教授，笔者在实务中常见当事人试图通过“假离婚”规避政策，却对法律风险认知不足。法院判决清晰指出，婚姻登记机关备案的离婚协议具有强制约束力，双方身份关系自登记解除时已发生不可逆的变化。所谓“假离婚”仅是民间说法，法律上只认可登记状态的真实性。
俞某主张双方为购房“假离婚”，但这一理由丝毫不能动摇离婚协议的法律效力。民法典第1078条（原婚姻法第31条）明确规定，自愿离婚需签订书面协议并登记。一旦完成登记程序，任何一方以“虚假意思表示”反悔，在司法实践中极难得到支持。本案法官强调：“如果允许随意以‘假离婚’否定协议效力，将摧毁婚姻登记制度的公信力。”这警示公众：签字即责任，法律不保护对婚姻登记的儿戏态度。
三、同居≠婚姻，财产分割遵循“出资为王”
离婚后的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存在本质区别。婚姻存续期间适用法定共同财产制，而解除婚姻后的同居期间，财产归属需回归民法基本原理：“谁出资，谁所有”。
本案中，俞某主张房屋为同居期间“共同财产”，但法院查明购房首付款104万余元来自杨某父亲转账，贷款由杨某偿还。俞某虽称取现12.5万元交予杨某购房，但无直接证据印证，且离婚协议已约定双方存款归杨某所有。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该款项真实存在，因离婚协议已明确其归属杨某，本质上仍属杨某个人出资。
更深层的是，同居生活的经济往来不等于财产混同。俞某认为双方工资“你负责生活开销、我负责存款”即构成混同，但法院从三方面推翻该观点，微信、支付宝记录显示双方各自承担部分开销；俞某4年间转账仅7万余元，月均约3000元，远不足覆盖家庭总支出；俞某2016年5月才开始转账，而杨某的商业贷款此前已还清，公积金贷款月供仅千余元。
四、装修款的“添附补偿”有限救济
值得肯定的是，法院并未完全否定俞某的贡献。其支付的7.8万元装修款虽不改变房屋权属，但构成民法上的“添附”。根据公平原则，杨某作为房屋所有人应给予补偿。
但需清醒认识到：此类补偿具有严格限定性。法院综合考虑装修贬值、使用年限等因素，将7.8万元核减至6万元，表明添附补偿并非“出资即全额返还”。在笔者代理的类似案件中，若装修未显著提升房屋价值或已被长期使用，法院甚至可能驳回补偿请求。本案判决提示公众：对他人房产进行投入前，务必通过书面协议明确权益，否则可能陷入“人房两空”的困境。
本案折射出“政策规避型离婚”的普遍风险。法律对此类行为的立场十分明确，“自担风险”原则。正如判决书所言：“当事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预见到离婚登记的法律后果。”试图利用婚姻登记制度套利，无异于刀刃行走。更残酷的是，一旦“假戏真做”，法律几乎不可能将财产关系恢复至“离婚前状态”。婚姻登记是国家公信力背书的法律行为，绝非可随意操纵的工具。本案用一纸判决宣告：法律没有“假离婚”，只有“真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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