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张万军，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16年2月，2岁女童夏某之被李某耕驾驶的重型货车撞伤，经交警认定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夏某之构成六级伤残，医疗费等损失巨大。事故发生后，夏某之通过公益平台“轻松筹”获捐20万余元。李某耕主张该款项应从赔偿款中抵扣，但法院最终判决：社会捐赠款项不减轻侵权人的法定赔偿责任。
裁判核心观点如下：依据《湖南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38条，机动车方负同等责任时需承担60%赔偿责任（一审错误适用50%比例）。“轻松筹”募捐属社会公益行为，与侵权赔偿的“私法债务”性质不同；无证据表明捐款意图是为减轻侵权人责任，故不得抵扣赔偿款。实际车主李某未投保交强险，需与侵权人李某耕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连带责任；李某耕已支付的6万余元视为交强险限额外的个人赔偿。
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夏某之诉李某耕、李某、龙某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4-07-2-374-001）
二、公益捐赠与侵权赔偿的法理边界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厘清了社会捐赠与侵权责任的逻辑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侵权责任的成立以过错为核心，赔偿范围以填补实际损失为原则。而“轻松筹”等公益募捐的本质是社会善意赠与，其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受赠人（受害人），与侵权人无法律关联。若允许以捐赠款抵扣赔偿，实则是将社会爱心“转移”给侵权人，变相减轻其法定责任，违背“损害填平”原则。
更深层看，公益捐赠的利他性与侵权赔偿的法定性存在根本冲突。社会公众捐款旨在救助弱势个体，而非代侵权人履行债务。若判决抵扣，将导致三重负面效应：侵权人可能借他人善举逃避责任，存在道德风险；公众捐赠积极性受挫，担心善款沦为“替肇事者买单”；三、交强险“保障优先”规则的司法实践
本案另一焦点是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抵扣顺序。根据最高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9条，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所有人需在责任限额内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法院明确指出：李某耕已支付的6万余元属于交强险限额外的个人赔偿，而非限额内的连带份额。
这一认定凸显交强险的法定保障功能——其本质是对受害人的“底线救济”，而非减轻侵权人负担的工具。若将侵权人已付款项优先抵扣交强险限额，相当于变相剥夺受害人获得法定最低保障的权利，违背立法初衷。裁判通过精细区分“个人赔偿”与“连带责任份额”，确保交强险的制度价值不被架空。
法院强调“捐赠款不抵扣”的立场，是对《民法典》第1182条“损失范围以实际发生为准”的刚性贯彻。夏某之案也引发对“多重救济”体系的反思。受害人的医疗费缺口可通过侵权赔偿、社会捐赠、社会保险等多渠道填补，但各渠道的法律性质必须严格区分：侵权赔偿基于过错责任的法定之债；社会捐赠基于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社会保险基于保险合同的履约行为。三者并行不悖，且无优先顺位。司法需避免将道德行为与法律责任混同，否则既伤害公益初心，亦破坏私法秩序。唯有坚守“损失填平”原则，才能让侵权人担其责、受助者得其利、行善者安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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