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08年，李某华与张某新结婚。2021年11月，二人因不孕症在河北省保定市某医院签署《体外受精胚胎冻存知情同意书》，冷冻保存胚胎，并约定移植时需为“合法夫妇”。2022年胚胎移植未成功，剩余2枚胚胎继续冻存。2023年3月张某新意外去世后，李某华要求医院继续移植剩余胚胎遭拒，遂诉至法院。
法院裁判观点：李某华夫妇与医院建立的医疗服务合同合法有效，胚胎移植是合同核心目的。丈夫去世不构成履行障碍，医院具备技术能力；夫妇签署的知情同意书是对治疗的整体性同意，延续生育符合张某新生前意愿；丧偶妇女移植与亡夫共有的胚胎，不同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禁止的“单身妇女”情形，而是延续家庭血脉的合理需求；
符合后代保护原则：李某华自愿生育抚养，家族支持充分，无证据表明子女权益受损。
综上，法院判决医院继续履行合同，实施胚胎移植手术。（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5-07-2-137-001，题目《李某华诉河北省保定市某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
二、法理分析：裁判逻辑的三重突破与权利平衡
（一）合同履行的“目的解释”优先于形式条款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合法夫妇”条款是否因张某新去世而失效。法院并未机械适用合同文义，而是透过《民法典》第509条“合同目的”视角进行解释：
李某华夫妇签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而非单纯保存胚胎。张某新生前参与并同意治疗，其意愿已通过知情同意书固定。若因身故否定合同履行，实质剥夺了李某华的生育机会，违背合同公平原则。《民法典》第580条规定的“履行不能”需具备客观不可操作性。本案中，胚胎存活、医院技术完备、李某华自愿移植，均表明合同具备履行条件。医院以“配偶缺失”为由拒诊，混淆了伦理审查与合同义务的边界。
（二）“丧偶妇女”的生育权区别于技术规范中的“单身禁止”
医院抗辩称李某华丧偶后属“单身妇女”，适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禁止条款。法院通过两类论证驳斥该观点：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2条明确生育权是妇女基本人格权。丧偶妇女移植与亡夫形成的胚胎，是行使已存续的生育选择，而非“重新建立”生育关系。这与给未婚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有本质区别。裁判创造性地将人工生殖与自然生殖类比：丈夫身故后妻子自然怀孕生育“遗腹子”为社会接纳，而移植既有胚胎与之同理。若禁止移植，反构成对丧偶妇女的歧视性限制。
（三）后代保护原则应以“母亲自主性”为基石
针对医院“单亲家庭不利子女成长”的抗辩，判决提出三重标准：
胚胎移植的生育风险、抚养责任主要由母亲承担，其是否具备抚养意愿和能力才是关键。李某华在丈夫去世一年后仍坚持移植，且家族明确支持，说明决策的审慎性；无证据表明李某华缺乏经济能力或身心健康问题，仅以“单亲家庭”推测损害子女利益，违反《民法典》第8条“公序良俗”的谦抑性适用；若未来子女权益受损，社会保障体系（如抚养费追偿、民政救助）可介入补救，而非事前剥夺生育权。
三、裁判要旨的深层价值：伦理与法律的协同进化
本案看似是合同纠纷，实则涉及生育权代际行使的法学前沿问题。其裁判要旨传递两大信号：
第一，司法对“生育意愿延续性”的尊重。当夫妻共同启动辅助生殖后，一方身故不必然导致合同终止。如胚胎承载双方基因与生育合意，生存配偶主张移植的权利应优先于医疗机构的伦理顾虑。
第二，技术规范需服从法律价值。《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的“单身禁止”条款旨在防止伦理风险，但机械适用可能侵害妇女权益。法院通过目的性限缩，将“丧偶妇女”排除在禁止范畴外，体现司法对技术规章的合宪性审查功能。
作为长期代理医疗纠纷的律师，我特别关注本案对类似情形的参照价值。近年来，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带来新型法律争议，如夫妻离异后胚胎归属、患者身故后胚胎处置等。本案确立的“合同目的优先+利益衡平”框架，为类案提供了解题思路：当技术撞上伦理困境时，回归“人”的尊严与权利，才是法治文明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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