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11月13日,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张万军律师前往乌兰察布市商都县看守所,会见一起涉嫌强奸罪案件的当事人。这是他承接该案后的第一次会见,也是刑事辩护真正开始的地方。
对于不常接触刑事案件的人来说,看守所会见似乎只是“见一面、说句话“。而在辩护实务中,这一步的分量远比想象中重。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后,当事人被羁押于看守所,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家属无法会见,卷宗尚未移送,律师是这个阶段唯一能够依法与他面对面交谈的人。会见室的那道玻璃,隔开的是自由,连着的却是整个辩护工作的起点。
先听当事人把话说完
会见开始后,张万军律师首先确认了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和身体状况,随后逐项告知其在侦查阶段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有权申请回避、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权自行书写供述、有权对讯问笔录提出补充或更正、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这些权利写在法律里,但羁押中的人往往并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敢用。律师当面讲一遍,当事人心里才有底。
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交给了当事人。
围绕案件的起因、经过、时间、地点、在场人员、双方关系、事发前后的具体情节,张万军律师逐项询问,边听边记。当事人的陈述有详有略,有清晰也有含混,有些地方前后不一,有些地方欲言又止。他不打断、不引导、不替当事人组织语言,只是把每一个细节落到纸上,遇到关键处反复确认,问清楚“当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当时是怎么想的““这句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替你总结的“。
强奸类案件的辩护,最怕的就是律师先入为主。带着预设去会见,听到的只会是自己想听的内容。张万军律师的做法是先把当事人的话完整收下来,把疑点标出来,等阅卷之后再回头看哪些疑点能够印证、哪些需要补强、哪些站不住。
会见中,他还详细了解了当事人被抓获的经过、接受讯问的次数和内容、笔录是否经过本人核对、有无被刑讯逼供或者诱供的情况、羁押期间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这些内容看似琐碎,却是日后审查证据合法性、判断供述真实性的第一手材料。当事人自己往往说不清哪些细节重要,律师要替他把这些线索留住。
把法条讲成当事人听得懂的话
刑事案件中,当事人最需要的往往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我会怎么样”,第二个答案是“我现在该做什么”。这两个答案,都得由律师用当事人听得懂的语言讲清楚。
张万军律师向当事人逐条讲解了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法定刑幅度、从重处罚的情形,以及认罪认罚、坦白、自首等可能影响量刑的情节。他没有用“违背意志”“其他手段”“既遂未遂”这类术语直接砸过去,而是拆开来解释,这个罪名保护的是什么,法律认定的关键在哪里,哪些情节会被认定得更重,哪些事实如果属实可能对当事人不利。
讲完法律,他重点讲了一件事——如实陈述。
辩护不是教当事人怎么说。恰恰相反,律师必须提醒当事人如实向办案机关陈述案情,不作虚假供述,不隐瞒、不夸大,也不因为害怕而胡乱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同时告诉他,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可以拒绝回答,对笔录中记录不准的地方有权要求更正。这些话当面讲透,当事人才不会在讯问室里因为紧张而说错话,也不会因为不懂法而放弃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
这类案子,难在证据审查
强奸案件的核心争议,通常集中在几个地方。案件事实细节是否成立,双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行为人主观上如何认知,被害人的意愿是否被违背,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是否实际存在。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能靠“讲故事“解决,全部要回到证据上。
言词证据在这类案件中占比很高,而言词证据恰恰是最不稳定的。被害人的陈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人证言之间是否吻合,形成的时间顺序是否合理,细节描述是亲历所得还是事后拼接,有无诱供、指供、暗示的成分,同步录音录像与笔录内容能否对应,这些都要逐份比对。
客观性证据同样关键。现场勘验笔录、痕迹物证、生物检材的提取与鉴定、通讯记录、监控视频、电子数据、双方事后的通讯往来,每一项都可能改变案件走向。有些案件的全部争议,最后就落在一份鉴定意见的检材来源是否合法、一条聊天记录的时间戳是否准确上。
张万军律师在会见中记录下的那些细节和疑点,正是为了后续阅卷时能够带着问题去读卷。哪一份证据需要重点核查,哪一处矛盾需要申请补查,哪一段供述需要调取同步录音录像核对,都要在看守所里先埋下线索。
会见之外,还有情绪上的支撑
羁押中的人,最熬人的未必是案件本身。信息闭塞,家属见不到,同监室的人各说各话,有人告诉他“这种罪最少判十年,有人告诉他“认了就没事“。各种说法混在一起,人的判断力很快就会被磨掉。很多当事人第一次会见时情绪失控,反复问同一句话,或者干脆一句话不说。
张万军律师在会谈中花了相当的时间做情绪安抚。他把诉讼流程讲清楚,从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每个阶段大概多久,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什么时候能够再次会见,什么时候家属可以送衣物和钱款,都一一交代。人对未知的恐惧远大于对已知的恐惧,把节奏讲明白,当事人才能稳住。
会见结束时,笔录逐页核对,当事人签字确认,律师将记录一并带走。从看守所出来,天色已近黄昏。接下来是阅卷,是研判,是与办案机关沟通,是在恰当的时点提交法律意见。
依法辩护,护的是权利,守的是底线
有人不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为强奸案的犯罪嫌疑人辩护。
答案其实写在刑事诉讼法里。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辩护律师的职责,不是替有罪的人开脱,而是确保这个人在被定罪之前,他的每一项权利都得到尊重,每一份证据都经过检验,每一个疑点都被认真对待。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辩护的空间自然有限;而事实不清、证据存在瑕疵的案件,如果没有人去较真,错判就可能发生。辩护制度的意义,正在于此。
张万军律师常说,刑事辩护做的是“减损“的工作——减少冤错的可能,减少权利被侵害的可能,减少当事人在无知中犯下的错误。这个工作不讨喜,但必须有。

张万军教授说法:
强奸,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由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对性的认知尚不成熟,法律给予特殊保护: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的,无论幼女是否同意,均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关于“明知”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3号)明确,对于不满十二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对于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以下几种情形,同样以强奸罪论处。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对幼女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
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被害人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在校园、游乐场、游泳馆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均可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犯罪。
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男性实施猥亵,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或者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情形的,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对于强奸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时,一般不适用缓刑。
法条链接
【强奸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
(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三)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奸淫幼女的;
(四)二人以上轮奸的;
(五)奸淫不满十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的;
(六)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附人民院入库案例:张某恩强奸案——对被告人是否明知被害人系不满14周岁幼女的审查判断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4-02-1-182-016/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16刑终221号
基本案情
2020年11月1日,被告人张某恩经钟某某、杨某某(均不满14周岁)介绍 ,在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某酒店房间内与被害人刘某某(女,时年13岁)发生 了性关系。张某恩向钟某某支付1000元,钟某某又向刘某某支付450元。 2020年12月26日,被告人张某恩经赖某滢(另案处理)、刘某某介绍,欲与被害人阮某某(女,时年13岁)发生性关系。张某恩在河源市源城区某酒店 房间欲对阮某某实施奸淫,因阮某某反抗,张某恩未能得逞。张某恩向赖某滢 支付30元、向刘某某支付100元。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5日以(2021)粤1602刑初 34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某恩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宣判 后,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18日以(2021)粤 16刑终221号刑事判决,以强奸罪改判被告人张某恩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
裁判理由: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告人张某恩对刘某某、阮某某年龄不满14周岁主观明知的认定。
被害人刘某某身高约160厘米,从身体发育状况上看,幼女特征并不明显,但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张某恩明知刘某某不满14周岁,据此认定张某恩主观明知刘某某是幼女,具体理由:一是,刘某某陈述证明,张某恩在与其发生性关系前曾询问其年龄,其告知2007年出生(即时年不满14周岁)。二是,介绍人杨某某、钟某某均为不满14周岁的幼女,杨某某证明在曾与张某恩发生性关系时(该起事实未指控)告知过自己14岁。因此,张某恩在知晓介绍人杨某某、钟某某年龄的情况下,应对二人所介绍的刘某某的年龄给予足够注意,判断刘某某很可能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三是,有证据证明,张某恩曾向杨某某提出要介绍“小一点的,十二三岁的“,即张某恩主观上主动追求奸淫不满14岁的幼女。
被害人阮某某身高约150厘米,身体发育状况上幼女特征较为明显;介绍人刘某某曾微信告知张某恩,阮某某现读初一;张某恩亦供认,阮某某看起来是14岁,故足以认定张某恩明知阮某某系不满14周岁的幼女。
裁判要旨:
在办理强奸案件中,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被害人年龄的判断,应当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应根据在案证据所反映的被害人的上述特征情况,结合行为人与被害人的相识经过、发生性关系的模式以及行为人的生活经历、一贯作风等全面分析判断,对行为人科以特别严格的注意义务,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提出主观不明知被害人是幼女的辩解,需特别严格把握。一般必须确有证据或合理依据证明行为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被害人是幼女的,或已经足够谨慎仍然对幼女年龄产生错误认识的,才可以采纳其不明知的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