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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辩第一线】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前往包头市昆都仑看守所会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犯罪嫌疑人

2026-11-15 16:47 次阅读

2026年11月15日上午,内蒙古科技大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万军前往包头市昆都仑看守所,会见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嫌疑人。

张万军教授说法:

一、三十人三级的入罪门槛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第一条明确,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这个三十人三级,是追诉的门槛,也是辩护的第一道关口。

这条意见还写了三种容易被忽略的计算规则。组织、领导多个传销组织,单个或者多个组织中的层级已达三级以上的,可以把各个组织中发展的人数合并计算。组织者、领导者形式上脱离原传销组织后,继续从原组织获取报酬或者返利的,原组织在其脱离后发展人员的层级数和人数,应当计算为其发展的层级数和人数。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人员言词证据的,可以结合缴纳、支付费用及计酬、返利记录,视听资料,传销人员关系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互联网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

这三条规则,对辩方是压力,也是空间。压力在于,办案机关不必找到三十个活人来作证,几张后台截图、一份鉴定意见,就可能把人数和层级算出来。空间在于,算出来的东西,必须经得起三个追问。

第一个追问是账号与人是不是一回事。平台后台显示三千个会员账号,不等于三千个自然人。一个人用三个手机号注册、上级帮下级代注册、为凑业绩买空号,都会让人数虚高。第二个追问是注册与参与是不是一回事。注册了没投资、投资了没发展人、发展了人但早已退出,这些人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里怎么算,直接决定三十人够不够。第三个追问是层级与推荐链是不是一回事。推荐关系是一棵树,层级是一条梯子。平台把推荐人和层级混在一起统计,三级就可能变成五级。

第一次会见必须把这三个追问落到当事人身上。你直接发展了几个人,叫什么,怎么认识的;这些人又各自发展了几个人;有没有替人代注册、代垫款、代操作;团队群里有多少人是活跃的,有多少人是挂名的。这些问题问不清,后面的法律意见书写不出来。

二、组织者、领导者这道身份题

同一个平台,被抓的人可能十几个。谁被定为主犯,谁被定为从犯,谁干脆不起诉,差别不在头衔,在作用。公通字〔2013〕37号第二条列了五类组织者、领导者: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十五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人员;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和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

这一条还有一句很实在的话,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对于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财务、客服、仓库、司机、美工、技术维护,这些岗位在平台型案件里大量存在。是不是仅从事劳务性工作,要看三件事:有没有决策权,有没有分赃,有没有发展下线。三件都没有,就不该往组织者、领导者里装。

头衔不等于作用。区域代理、团队长、市场总监、董事,这些称呼是平台给的,不是刑法给的。有的人挂着董事的名,实际只负责讲课;有的人没有头衔,却掌握着收款账户和后台密码。第一次会见要问的,不是你现在是什么级别,而是谁定的价、谁管的钱、谁能决定开新盘、谁能决定谁进场。这四件事,才是操纵和管理的实质。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辩点,组织、领导的对象必须是传销组织。如果当事人所在的团队只是销售团队,上面没有形成三级以上的组织,或者他加入时组织已经瓦解,那么即便他发展了几个人,也未必符合这一条的构成。组织性是这个罪的前提,不是可有可无的修饰。

三、团队计酬的出罪路径

公通字〔2013〕37号第五条把团队计酬单独拿出来讲。传销活动的组织者或者领导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传销活动的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是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不作为犯罪处理。形式上采取团队计酬方式,但实质上属于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的传销活动,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定罪处罚。

这一段是许多微商、社交电商、直销团队案件的生死线。判断的方法不复杂,看四个指标。第一,计酬依据是销售额还是人头数。按销售额提成,是生意;按拉人数量返利,是传销。第二,商品有没有真实对价。有仓储、有物流、有发票、有售后,说明商品是真的;只有一个图片和一句代理价,说明商品是道具。第三,价格有没有严重偏离市场。一瓶成本十元的酒卖到八百元,价差不是利润,是入门费的另一件衣服。第四,有没有退货机制。允许退货、退款到账,说明交易还在;一旦加入就概不退还,说明收的是资格费。

《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把三种行为列为传销,拉人头计酬、收取入门费、团队计酬。行政法上的认定比刑法宽,刑法上的认定比行政法严。一个行为被市场监管部门认定为传销,不等于必然构成犯罪;反过来,构成犯罪的行为,通常也能在第七条里找到对应。辩护时要分清这两层,不要在行政认定上纠缠,把力气放在是否达到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上。

团队计酬这条窄路,往往只在事实层面存在。要把它走出来,需要证据。进货合同、物流单据、仓储租赁、退货记录、工资表、纳税凭证,这些东西比任何辩解都管用。第一次会见之后,如果当事人提到有真实货物,律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家属把这些痕迹找出来,而不是急着写意见。

四、涉案财物与退赃的分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这条规定在两类案件里的效果差别很大。集资诈骗案里,集资参与人是被害人,追缴回来的钱要按比例发还。传销案里,参与传销活动的人本身是违法参与者,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被害人;涉案资金多被认定为违法财物,追缴后上缴国库。入库案例陈某芝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的裁判要旨第三点讲得很直接,投资者按平台要求不断发展下线,已经成为传销的参与者,只是未达到刑事处罚标准,因此平台被扣押的虚拟货币不作为被害人的财产予以返还。

这个差别决定退钱这件事怎么做。传销案里,家属急着把钱退给某个上线或者某个报案人,法律上不产生退赔被害人的效果,反而可能在资金流向上给自己画了一个位置。集资诈骗案里,退赔是量刑情节,可以从宽,但不能从犯罪数额里扣除。两件事都不是越早越好,而是弄清性质再动。

正确的方式只有一条,通过办案机关退缴,拿到缴款凭证,范围以已经查清的违法所得为限。不要私下和解,不要签退款协议,不要替当事人组织登记,也不要把家里的钱直接打进涉案账户。这些动作在卷宗里留下的痕迹,往往比退钱本身更麻烦。

家属最常犯的三个错误,值得单独说一遍。第一是抢在律师会见之前退钱,退给了谁、为什么退、退了多少钱,全都说不清。第二是替当事人承认,在笔录之外的场合说他就管了哪些事,这些话会被当作证人证言使用。第三是把家里的钱打进涉案账户,本想表示还款诚意,结果被认定为资金混同。这三件事,律师介入后都可以避免,前提是家属先忍住。

附录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

李某博集资诈骗案—以传销方式实施集资诈骗犯罪的处理

入库编号2024-03-1-134-001

关键词刑事集资诈骗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传销方式实施集资诈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基本案情

2019年12月,被告人李某博委托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仿照亚某逊公司的图标,制作一款“亚某逊跨境电商”APP商城和源代码,并公开宣称:“亚某逊跨境电商”系依托亚某逊平台将中国商品销往其他国家,下载“亚某逊跨境电商”APP后,缴纳人民币500元(币种下同)注册成为会员后可以进行投资;会员通过投资日韩仓,1000元起投,14天可以得到20%的利润,并可以进行复利投资;介绍他人投资一代到三代能得到投资款项3%到1%的推荐奖,投资5万元可以成为店主,店主除了享受普通会员的奖励外还享受七代会员投资款项3%的奖励。自2019年12月起,李某博伙同被告人徐某明宣传推广“亚某逊跨境电商”APP,并先后发展多人。经统计,该平台发展会员层级达到9级以上,人数202人以上,涉案资金742万余元,李某博获利262万余元。2021年1月18日,李某博到公安机关投案。李某博共支付徐某明工资报酬2.4万元,案发后徐某明家属代其退缴全部违法所得。

河南省灵宝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5日作出(2021)豫1282刑初338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李某博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徐某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被告人李某博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19日作出(2021)豫12刑终3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二:一是行为定性,即对本案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还是集资诈骗罪论处;二是共犯处理,即对被告人李某博、徐某明应当如何适用罪名和裁量刑罚。

其一,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集资诈骗罪交织的情形,定性关键在于把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构成要件,具体可以结合所使用的经营模式、资金归还能力、资金用途去向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对于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意图非法直接占有所筹集资金的,属于以传销方式集资诈骗犯罪,同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集资诈骗罪,应当择一重罪以集资诈骗罪论处。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博通过虚假“亚某逊跨境电商”APP平台,在并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依托“金字塔”模式,通过高额投资返还比例、发展人员推荐奖励、组织人员参观考察等夸大宣传手段,发展人员组织、实施传销活动,吸引大量会员投资,但在后期拒不兑现给该APP平台兑换提取现金的承诺,且在到案后直至庭审拒不交代吸收会员资金去向,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依法应当认定为集资诈骗罪。李某博集资诈骗金额742万余元,综合考虑其主动到案情节,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其二,对于以传销方式实施的集资诈骗犯罪活动,往往人数众多、层级复杂,各共同犯罪人是否均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难以一概而论。对此,需要根据各共同犯罪人的主观意图和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准确适用罪名。对于受犯罪模式复杂、集资款用途不够明确、核心成员隐瞒真相等因素影响,部分共同犯罪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定罪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徐某明参与上述传销活动,承担宣传推广等职责,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亦应予以惩处。而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第四条将“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规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本案涉案资金742万余元,应当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情节严重”,依法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鉴于徐某明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其减轻处罚,并综合考虑其自愿认罪认罚、退缴全部违法所得等情节,法院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裁判要旨

1.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集资诈骗罪交织的情形,准确定性的关键在于要正确认定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具体可以结合所使用的经营模式、资金归还能力、资金用途去向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对于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意图非法直接占有所筹集资金的,属于以传销方式集资诈骗犯罪,同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集资诈骗罪,应当择一重罪以集资诈骗罪论处。

2.在以传销方式实施集资诈骗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共同犯罪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的,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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