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节选自《贪污贿赂犯罪二十讲》“第十讲 新型、隐性受贿犯罪”部分(第315-340页),为阅读方便,脚注从略。推送题目为编者自拟。 目次 一、贿赂犯罪形态演进 二、司法认定的思路与方法 (一)运用“穿透式思维”审查案件 (二)完整妥切地理解相关规范文件 (三)准确判断渗透其中的民事关系 三、若干新型、隐性受贿的认定 (一)借贷放贷型受贿 (二)合作投资型受贿 (三)委托理财型受贿 (四)获取商业机会型受贿 (五)收受虚拟货币型受贿 当前国家反腐败斗争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与反腐败相关的处分措施和罪刑规范不断增设、完善,但以贿赂犯罪为主要形态的新型腐败与隐性腐败仍层出不穷。 所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要求“继续紧盯……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要求“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等等。 从实践看,很多新型腐败之所以“新”,就在于其“隐”,与传统直接、单一、简单的腐败形式相比,其呈现出更多的伪装性、隐蔽性。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办案同志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突出特征作了精准概括,认为其具有腐败主体隐身化、行权方式间接化、好处占有非己化、权钱交易民事化、利益输送市场化、贿赂标的虚拟化、收益来源多样化、权钱关联割裂化、主观故意深藏化等新特点新表现。 这些新特点新表现,导致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行为不像传统腐败行为那样性质清晰明了,而是表现得“似是而非”,由此给案件查处与认定带来了困难和挑战。 下面将结合新型、隐性受贿犯罪,尝试就其司法认定的基本思路与方法进行探讨。 一、贿赂犯罪形态演进 从形态变迁看,我国贿赂犯罪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形态变化:一是收受货币、贵金属、房产、艺术品等金钱和实物;二是收受以“去物化”为特征的财产性利益,如会员卡和旅游吃喝、保健美容、出国考察服务等;三是收受经过市场交易衍生出来的预期收益。 第三种形态的贿赂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在当前较为常见多发,典型案件除投资购买股票股份外,还有其他多种情形,如合作投资、开办公司进行利益输送,利用职权借款进行投资理财,用职权获取商业机会变现谋利等。 在第三种贿赂形态中,行受贿双方的意图并不在于收受财物当时的价值,而是指向未来的预期收益,其中的“财物”具有以下特殊性: 第一,虽然具有财物的基本属性,但在形式上已脱离“实物”而呈现为具有一定抽象性的“利益”。 第二,“财物”收受时价值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第三,“财物”的价值并非全部直接、单纯地源于行贿人,而是经过了一定的市场化运作或交易过程来实现,在此过程中财物价值获得增益。 第四,收受的“财物”与实际获取的“利益”(价值)之间时常不同步、不对等。 第五,虽然客观上都存在权钱交易性质,但因为介入了市场化因素,其相较前两种贿赂形态,权钱交易的链条拉长,财物与权力的关联性不够紧密,且行受贿双方之间常常介入第三方,权钱交易的直接性、对应性相对较为淡化。 这也是司法实践中容易在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以及受贿数额、行贿人认定等方面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 二、司法认定的思路与方法 下面结合投资原始股型受贿、合作开办公司型受贿、借款投资理财型受贿以及房产交易型受贿等新类型案件,谈一谈对新型、隐性受贿犯罪进行司法认定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案例1 童某某利用担任证券机构负责人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沈某某实际控制的公司上市提供帮助,在该公司获批上市前让其特定关系人出资1000万元,购买、持有沈某某提供的公司4%原始股份。该公司上市后,童某某又指令其特定关系人将上述股份以1亿元的市场价格转让给沈某某联系的受让人。法院经审理认定童某某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为实际获利的9000万元。 案例2 刘某某担任某大型国企负责人期间,发现该市一家国有化纤厂经营困难,地方政府拟整体出售该厂,便产生了购入该厂资产(包括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赚钱的想法。考虑到自身公职身份不便出面及资金实力不足的实际情况,遂联系张某某投资。两人经商议成立了房地产公司,注册资本2800万元,刘某某在公司中系隐名股东,出资812万元,占有37.6%股份,由张某某代持。 刘某某在项目开发中主要负责协调地方政府关系,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公司成立后支付2800万元收购了化纤厂并进行项目开发。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刘某某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土地性质变更、土地规划调整等方面为公司谋取了利益。其后,公司向各股东分红2.4亿元,刘某某按照37.6%的股权比例获得分红款9024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以注册资本金2800万元为基数及相应的持股比例折算,即刘某某出资812万元,应占股份29%,该部分的对应分红款6960万元(2.4亿元×29%)属于其违规经商办企业的违纪金额;刘某某未按注册资本足额缴付的出资款240.8万元,对应股份比例8.6%,该部分的对应分红款2064万元(2.4亿元×8.6%)为其受贿的金额。 案例3 某县领导李某某利用职权为其辖区内的房地产开发商赵某某提供帮助后,从赵某某处借款2000万元,按银行同期利率约定利息,并用该资金全款购买赵某某开发的位于该县黄金地段的房屋。李某某两年后转卖房屋,将所得价款归还赵某某本金及利息后,实际获利400余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为其实际获利的400余万元。 案例4 蔡某某利用担任某建设公司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某集团和某投资公司联合开发的某房产项目向某建设公司借款1.5亿元提供帮助。后某集团以内部优惠价格向项目股东及股东推荐的特定人员销售某公馆项目部分房产,同时规定认购房产需按每套50万元的标准支付定金并签订认购合同,7日内支付全部购房款或办理按揭贷款、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逾期不付则解除认购。 经某集团总经理许某某和某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某同意,蔡某某在没有购房能力的情况下,认购总价约2000万元的房产两套,共支付定金20万元,此后未签订认购合同、买卖合同,未支付购房款,某集团亦未催交。 其后,蔡某某获悉房价大幅上涨,遂授意陈某某通过“一手更名”方式以市场价出售两套房产,并约定出售价格与认购价格之间的差额归其所有。陈某某、许某某为感谢蔡某某此前提供的帮助,按照其要求办理出售事宜,同时决定在蔡某某认购价基础上再给予每平方米3000元的优惠。两套房产售出后,经结算,出售价格与蔡某某应付某集团房款之间的差额为524.2万元,该款项转至蔡某某指定的银行账户。扣除定金20万元后,蔡某某实际获利504.2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蔡某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为504.2万元。 在上述案件审理中,围绕受贿罪是否成立、受贿数额如何确定等,均存在较大争议。本书认为,对于这些新型、隐性受贿行为能否认定为受贿罪,需要注意以下几个突出方面: (一)运用“穿透式思维”审查案件 202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把握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创新手段方式,完善反腐败责任落实机制,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 在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多发的背景下,当前执法办案中应积极运用“穿透式思维”审查职务犯罪案件,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抵达被告人的行为实质。受贿罪本质上是利用公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其核心在于是否存在权钱交易关系,这是判断案件性质的关键。只要行为符合此本质特征,就可能构成受贿罪。 深入分析上述案件,行为人都存在以公权谋取私利的问题,都存在权钱交易关系,所以,都具备认定受贿罪的基础。在实务办案中,应注意紧紧围绕行为人的行为实质进行分析。具体到受贿犯罪,应重点考察行为人获利与职权的关系,即是否存在以权谋利、以权换利的问题。 (二)完整妥切地理解相关规范文件 例如,2007年《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 该规定并未否定国家工作人员未能足额出资以及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情形可以构成受贿罪。 如果机械地理解和把握上述规定,类似案例2中刘某某的行为,由于刘某某本身有出资,不属于“由请托人出资”的情形,就可能得出其行为不构成受贿罪,或者仅将刘某某未能足额缴付的出资款240.8万元认定为受贿数额的结论。 同样,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行为人支付股本金而购买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无偿收受请托人财物,不以受贿罪论处。 该规定主要针对正常市场交易情形,如果存在权钱交易关系,则应另当别论,否则就可能对类似案例1中童某某的行为不作为犯罪认定,导致放纵犯罪。 (三)准确判断渗透其中的民事关系 前述案件处理中之所以引发争议,让人对定罪心生顾虑,就是因为其中存在股权转让协议、投资合作协议、借款协议、房产买卖协议等形式上的民事协议(这些也是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隐身衣”)。 但在刑事案件中,此类协议通常不足以对抗刑事犯罪的认定。民事协议有效的前提是协议双方应系平等的民事主体,这也是民事法律施行的基础。但是,一旦在双方之间渗入权力因素,双方就不再是平等民事主体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完全依靠民事法律来评定这些民事协议,否则就可能背离案件的实质。事实上,类似行为之所以高发,正是当事人拿民事协议作幌子来掩盖权钱交易实质,规避法律惩处。 如果办案中不善于透过现象看实质,就可能会被蒙蔽,从而放纵一些犯罪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的腐败犯罪。对此,司法认定中应有清醒认识。 关于受贿数额,由于行为人意在通过职权并在市场化因素的作用下获取更大的利益,可参考2026年《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股票、股权等预期收益型受贿的认定思路,一般可按照行为人在案发时实际获利来认定,这也符合受贿罪依职权谋私利的本质特征。 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区分违纪所得与犯罪所得,并在计算受贿数额时,将行为人违规经商办企业的违纪所得予以扣除。因此,案例2中刘某某出资812万元对应的分红款6960万元未被计入受贿犯罪,予以扣除。 三、若干新型、隐性受贿的认定 如前所述,认定新型、隐性受贿行为,关键在于“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中准确发现实质法律关系,抓住受贿犯罪的权钱交易本质,依法准确认定犯罪事实,“让新型腐败不‘新’、隐性腐败难‘隐’”。 本书现结合办案实践,针对几类常见、多发且争议较大的新型、隐性受贿案件,就其性质及犯罪数额认定问题进行探究。 原书以下就借贷放贷、合作投资、委托理财、获取商业机会、收受虚拟货币五类情形分别讨论。因篇幅所限,各类型的具体论证从略,仅存要目,完整内容请参见原书第十讲(第320—340页)。 (一)借贷放贷型受贿 (二)合作投资型受贿 (三)委托理财型受贿 (四)获取商业机会型受贿 (五)收受虚拟货币型受贿 综上,在当前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多发的背景下,实务办案中要积极运用穿透式思维审查受贿犯罪案件。受贿罪本质上就是利用公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其核心在于是否存在权钱交易关系,这是判断案件性质的关键。 对于行为人以市场交易、民事行为作为幌子来掩盖权钱交易关系的行为,要刺破腐败的“隐形衣”,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抵达行为实质。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借贷放贷、合作投资、委托理财、获取商业机会和收受虚拟货币等隐蔽方式敛财,是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形势下出现的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的新情况,是更加隐蔽的权钱交易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在实务办案中,要充分考虑行为人获利与其职权运用的实质联系,依法准确把握行为性质,并创新犯罪数额确定机制,精准认定,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做到罪当其过、罚当其罪,有力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