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没有写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但这两个词已经成为诈骗案件判决书的固定句式。问题在于,虚构与隐瞒是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前者是积极地创设虚假信息,后者是消极地不告知真实信息。判决书常把二者并列表述,不加区分,导致一个本该分开审查的要件被合并处理。辩方若只回应“没有虚构”,等于放弃了隐瞒真相这一半的争点。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以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诈骗类案例为观察样本,所引案例均出自该库,首次引用时标注入库编号。文章主张,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应当分别审查。虚构看陈述内容与交易基础的关系,隐瞒看行为人有无告知义务、义务范围多大、相对人是否有权知道。两条路径最终汇合于同一点,即相对人是否因信息扭曲而陷入错误认识,并因此交付财物。
一、虚构与隐瞒在同一个要件中的位置
(一)二者都是对交易基础信息的扭曲
诈骗罪保护的是财产,不是诚实。说谎本身不受刑罚,只有当谎言作用于财产处分的基础判断时,才进入构成要件。虚构事实是在交易基础信息上制造虚假内容,隐瞒真相是让交易基础信息保持缺失状态。二者的共同点,是使相对人在信息不完整或不真实的状态下作出处分决定。
把审查范围限定在交易基础信息,有两个实益。其一,排除了对行为人品格的评价,诈骗罪不惩罚说谎的性格;其二,把争点变得可证明,控方必须指出具体哪一项基础信息为假或者被隐匿,辩方也才能逐项回应,而不是在“我说的都是真的”与“他说的全是假的”之间空转。
判决书对这一要件的表述还有一处通病,即把行为与结果压缩成一句。常见写法是“被告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钱款若干”,既未指明虚假陈述的内容,也未说明被害人基于何种错误认识交付。这样的表述无法回应辩护,也难以接受上级法院的审查。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要求明确到具体陈述,往往能在源头上改变案件走向。
(二)作为与不作为在刑法上等价,但成立条件不同
虚构是作为,隐瞒是不作为。不作为要与作为等价,须以行为人负有作为义务为前提。这是二者最实质的差别。虚构事实只要陈述为假且触及基础信息即可,隐瞒真相还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即行为人凭什么必须说。
实践中,控方对隐瞒真相的证明往往更薄弱。因为“没有说”是一个消极事实,须先确立义务来源,可能来自法律规定、合同约定、行业惯例或者先行行为。辩护时应当追问,义务从何而来,范围有多大,未告知的信息是否属于必须披露的事项。义务本身不存在,单纯的不告知不能成立隐瞒真相。
(三)两类行为的证明负担并不相同
虚构事实的证明负担在控方,须证明陈述为假、相对人相信、并因此交付。隐瞒真相的证明负担更重一层,还须证明行为人负有告知义务且能够告知。这一差别决定了辩护重心的分配,虚构型案件争“是否为假”,隐瞒型案件争“是否该说”。
区分清楚,还能避免一个常见的论证错误,即以“行为人没有说明”直接推出“行为人隐瞒了真相”。没有说明可能只是没有义务说明,也可能是相对人没有询问。把二者混同,实质是把说明义务强加给交易一方,违背了交易自决与风险自担的基本原理。
二、虚构事实的认定要点
(一)陈述内容的性质决定是否进入刑法评价
日常交往中的客套、自嘲、对前景的乐观预期,属于社会生活中可容忍的表达。商业宣传的尺度更宽,对产品作适度美化、使用夸张的广告语,属于市场行为。区别在于可验证性,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茶叶”无法验证,属于意见表达;说“这是某年某地的古树茶”可以验证,属于事实陈述。
价值判断同样不能成为虚构的对象。许某委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5)处理的正是价格问题,涉案财物的鉴定价格为五百余万元,双方约定的交易价格为四百八十四万余元。法院认为,涉案财物在市场上流通,交易价格受供需关系影响,最终由双方基于意思自治确定,在交易价格未违背被害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应将交易价格而非鉴定价格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依据。虚构事实针对的是标的的客观属性,而不是标的的价格高低。
请托型案件中被虚构的是能力。张某巍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5-1-222-002)中,行为人谎称能够办理相关事项,收取请托人六万余元。法院并未停留在“说了大话”的层面,而是审查其是否具有办理能力、是否实际着手、款项去向如何。虚构能力之所以构成诈骗,是因为能力直接决定请托人是否交付财物,它不是一句自我评价,而是一项可验证的事实主张。
(二)关键事实与非关键事实的分野
刘某甲、刘某乙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2-1-222-001)的要旨指出,伪造材料申报国家专项补贴是否构成诈骗罪,要审慎判断被告人是否具备申报的关键资质、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避免只要材料造假即一律入罪。该案三起事实构成一张尺度表。第一起,公司伪造了环评、资金筹措等材料,但项目真实,备案、土地、规划等关键条件具备,已实际开工,资金下拨后购买了设备,故认定诈骗七百九十八万元的事实不清。第二起,公司为获取贷款伪造了申请资料,但无证据证明其有骗取贴息的故意,且提供了经公证的财产担保,故认定诈骗十二万余元的事实不清。第三起,公司系空壳,项目并非真实项目,明知不具备条件仍伪造全套材料申报,构成诈骗罪。
张某甲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3-16-1-222-001)则从另一侧说明同一条标准。公司为便捷而以他人下属企业名义申报国债技改贴息,取得三千一百九十万元;项目因疫情与土地用途调整未在原址实施,后异地实施;以虚假合同申请贷款,资金用于偿还其他贷款,但账目一直列为“应付人民政府款项”,未隐瞒、侵吞。法院再审认为,以他人名义申报没有隐瞒企业的民营性质,未使审批人员对企业性质产生错误认识;项目并非虚构;虚假合同虽属违规,但并非为骗取贴息而实施。故其行为违规,但不构成诈骗罪。
两个案件合起来,关键事实的判断有一个可操作的标准,即该虚假信息是否构成相对人作出交付决定的必要条件。资格不具备而谎称具备,是必要条件上的虚假;项目虚构而谎称存在,也是必要条件上的虚假;反之,材料瑕疵、报告夸大、申报名义的选择,只要不改变相对人的判断基础,就属于非关键事实。
(三)相对人、处分权限与因果关联
虚构须作用于有处分权限的人,并引起其错误认识与交付。指导案例27号臧进泉等盗窃、诈骗案(入库编号2014-18-1-221-001)划出了与盗窃的分界。被告人向被害人发送标注为一元、实际植入支付三十万五千元程序的虚假链接,被害人点击后款项被划走,法院认定构成盗窃;另一部分,被告人开设无货可供的店铺,将预置充值程序的虚假链接发给买家,买家误认为在向担保账户付款而点击,法院认定构成诈骗。区别的实质在于被害人有无处分意识,前者点击时不知道自己在处分三十万五千元,后者知道自己是在支付货款,只是对收款去向发生错误认识。
相对人明知真相时不发生错误认识,这一点在伍某合同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16-1-167-005)中体现得最清楚。伍某的朋友因不符合借款人须为本地户籍的条件,请求伍某以其名义借款,并提供了虚假房地产权证;放款方明知资料系伪造,仍同意放款,合同约定借款三十七万五千元,实际本金仅七万八千元。后因未能还款,放款方指使员工报警,声称伍某以伪造房产证诈骗三十四万元。法院再审改判无罪,理由是伍某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贷款资金的故意,客观上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材料系他人准备,第三方不是基于错误认识将款项转至其账户。虚假材料确实存在,但接收材料的一方自始知道是假的,链条在第一环就断了。
三、隐瞒真相的义务来源
(一)义务来源是隐瞒型案件的第一个争点
隐瞒真相的成立,不能仅凭行为人知道真相而未告知。刑法上的隐瞒,须以行为人处于应当告知的地位为前提。这一地位可能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可能来自合同的约定,可能来自行业惯例与监管规范,也可能来自行为人自己的先行行为。义务来源不清,隐瞒就无从谈起。
近年的判决对此处理得较为细致。以周某林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3-1-222-002)为例,行为人对网购货物申请退货时,以较低价值物品调包所购的较高价值货物,从而在保留较高价值货物的同时,骗取平台基于交易规则退还本应支付给商家的货款,法院认定符合三角诈骗的特征。该案的告知义务并非来自一般的诚信原则,而是来自退货规则本身,规则要求退回的是原物,行为人不退回原物即违反规则设定的说明与交付义务。
(二)法律规定的披露义务最明确
法律直接规定的披露义务,认定上最为容易。金融产品销售中的风险揭示、食品药品经营中的成分与禁忌说明、房地产交易中的权利负担告知、保险投保中的重要事项如实告知,都属于此类。义务的内容与边界由规范文本确定,辩方可以直接对照条文,审查被指控隐瞒的事项是否落在义务范围之内。
法律未规定、仅由监管部门倡导的信息披露,性质上要弱一层。违反倡导性规范,通常构成行政违规,不能直接推出刑法上的隐瞒。此时须结合交易的具体结构,判断该信息是否构成相对人作出决定的必要条件,以及行为人是否通过其他方式使相对人获得了替代性判断依据。
金融与平台类案件的披露义务,多由监管规范与交易规则共同确定。刘某燕案中,平台的真伪、入金是否受控、客户有无盈利可能,都是影响入金的决定性信息,行为人不仅未披露,反而以虚假行情强化客户的错误认识。此类案件中判断隐瞒是否成立,应当看该信息是否属于客户无法自行验证、且直接决定其是否入金的事项;若客户可通过公开渠道核实,则更宜作为风险提示义务,而非刑法上的隐瞒。
(三)合同约定与交易惯例划定义务范围
在合同型交易中,义务范围往往由合同条款确定。卖方对标的物的质量、权属、瑕疵负担负有说明义务;借款人对借款用途、还款来源负有约定的说明义务;受托人对委托事务的进展与风险负有报告义务。义务一旦落入合同条款,隐瞒即构成违约,是否进一步构成诈骗,还要看行为人是否自始不打算履行。
交易惯例的作用相对有限,通常用于补充合同未约定的事项。惯例须是双方共同知悉且长期遵循的做法,不能由一方事后主张。以二手交易为例,卖方对已知的重大事故、泡水、火烧等情形负有说明义务,这已是行业共识;至于轻微磨损,通常属于买方应当自行查验的范围,未作说明不构成隐瞒。
(四)先行行为可以产生说明义务
行为人自己的先前行为使相对人陷入错误认识或者处于信息劣势,行为人就负有纠正或者说明的义务。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类义务来源,也是隐瞒型案件中控方最常使用的一条路径。
朱某琴、朱某明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7)即属此类。行为人明知自己无能力办理一次性补缴职工养老保险费,却对外宣称有能力办理,并通过伪造资料为部分被害人交纳数月普通养老保险,使被害人相信其能力,后又以伪造的参保缴费凭证继续欺骗,同时以各种理由搪塞退款要求。法院认定构成诈骗罪。此处的义务,源于行为人自己制造的“已经办成一部分”的假象,该假象一旦形成,行为人就负有说明真相的义务,继续以伪造凭证维持该假象,即由虚构转为隐瞒。
魏某亮强奸、强制猥亵、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4)同样如此。行为人利用被害人的封建迷信心理,编造与其发生性关系可以破除灾祸、治愈疾病的谎言,又编造谎言并恐吓他人“花钱消灾”,骗取十万二千九百九十九元。法院对性侵部分以强奸罪论处,对骗财部分以诈骗罪论处。此处被虚构的不是身份,而是因果能力,即“花钱”能否“消灾”,这属于可验证的事实主张。
(五)义务不能由结果反推
最常见的一处错误,是以“被害人受损”反推“行为人应当告知”。损失发生并不意味着存在告知义务,许多损失的成因正是相对人自己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把结果责任转化为说明义务,实质是让交易一方为他方的判断失误负责,这与诈骗罪的构造不符。
正确的顺序是先定义务、后定违反、再定因果、最后定目的。四步之中任何一步缺失,隐瞒真相都不能成立。辩护时若能把顺序摆正,许多以“没有如实说明”为名的指控就会失去基础。
四、隐瞒真相的典型形态
(一)隐瞒标的物的瑕疵与权利负担
这是最传统的一类。出卖人知道标的物存在重大瑕疵或者第三人权利,却不告知买受人,使买受人以无瑕疵物的价格成交。此类案件的争点通常不在有无瑕疵,而在瑕疵是否重大、是否影响交易目的,以及买受人是否本可自行发现。
杨某诚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3-1-222-001)把这一形态推进到登记环节。行为人伪造材料骗取不动产登记中心信任,将他人房产登记在自己或者指定的他人名下,进而办理抵押贷款,法院以三角诈骗的结构认定构成诈骗罪。该案的要旨还指出,骗取产权登记后犯罪已然既遂,犯罪数额应按被诈骗房产的市场价值计算,之后实施的抵押贷款等处分赃物行为,不影响既遂的认定与数额的计算。该案中,被隐瞒的是房产的真实权属,而权属恰恰是登记机关作出登记、银行作出放贷的决定性依据。
(二)隐瞒自身的资力与履约能力
借款型与预付型案件中,行为人隐瞒已经资不抵债、已被多家债权人追索、项目已停工等事实,仍以正常经营的面目取得款项。此类案件的证明难点在于,资力状况是一个动态事实,须以交付时点为基准,用资产负债、现金流、对外负债等客观材料固定。
肖某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6-16-1-222-001)给出了反向的尺度。肖某以公司上新项目需要资金为由借款三百万元,收款后将其中的二百六十五万五千元用于偿还其他债务。法院再审认为,其虽有虚构借款理由的欺骗行为,但系以真实身份借款,借款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的事实不清,借款后未携款潜逃,客观上具有还款行为,故不认定非法占有目的。该案说明,资力不清时不能推定隐瞒,举证责任仍在控方。
(三)隐瞒身份与真实意图
身份是交易基础中最容易被虚构、也最容易被隐瞒的一项。李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5)中,行为人盗窃他人医保卡、身份证后冒用持卡人名义使用,隐瞒真相使医疗机构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同意报销相关医疗费用,法院以诈骗罪论处。此处未告知的是就医主体的真实身份,而身份直接决定了医保基金是否支付。
郑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5-1-222-001)与袁某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2)则把身份隐瞒放到网络场景。前者利用网络主播虚构的身份、职业、情感经历,诱使以恋爱为目的的被害人对主播虚构的性别、已婚状况产生认识错误,进而打赏;后者由公司为主播设定人设、提供话术,推广人员冒用主播身份与男性用户保持虚假暧昧关系,将用户引入直播间,再虚构人气挑战比赛,由内部人员假冒用户烘托气氛,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充值打赏。法院均认定构成诈骗。
这两案的辩护空间在于,单纯的人设包装、美颜滤镜、情感陪伴属于直播行业的商业形态;被害人打赏可能是为内容付费、为情绪价值付费,而非为恋爱关系付费。要把案件从诈骗中拉出来,须证明被害人的交付目的与主播隐瞒的核心身份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证明打赏存在真实对价。
(四)隐瞒资金的用途与去向
资金的用途往往决定出借人是否交付。行为人取得款项后用于赌博、偿债、挥霍,却告知用于生产经营,属于对用途的虚构;取得款项时不说明真实用途,而相对人明确询问仍回避,则属于对用途的隐瞒。二者在认定上区别不大,关键在于用途与还款能力之间的关联能否被证明。
此类案件的常见错误,是把“用途不实”直接等同于“非法占有目的”。用途不实只能说明陈述为假,还须结合行为人是否具备还款能力、是否实际还款、是否逃避追索,才能判断其取得款项时是否打算归还。肖某案的处理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
(五)隐瞒风险与概率
在投资、理财、博彩类案件中,被隐瞒的往往是风险本身。刘某燕等诈骗、非法经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4)指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通过搭建虚假交易平台,隐瞒事实真相,诱骗客户入金参与交易,入金进入平台后即被控制,客户并无盈利可能,相关被告人实质上是以让客户亏损的形式占有客户财产,应认定构成诈骗罪。区别对赌与诈骗,关键要看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财物。
反过来看,若平台真实对接交易市场,客户盈亏由市场决定,客户知道交易规则与风险,则属于对赌或者投资,盈亏是商业风险,不能因为平台收费高、客户亏损多就认定诈骗。辩护应集中在四个事实,平台是否对接真实市场、出入金是否受控、盈亏曲线是否人为生成、代理商是否按客户亏损分成。
倪某晶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3-1-222-008)与史某其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3)处理的是同一原理在赌局中的运用。前者通过设置虚假赌局控制输赢结果,让被害人产生正在参与真实赌博、存在赢钱可能的错误认知,诱骗其不断付出赌资,涉案一百八十八万余元;后者利用自己准备的特定赌具控制赌博输赢,单方面确定胜败结果,使被害人误认为自己运气不佳而“自愿”交付四万八千元。两案均被认定为诈骗,原因不在于行为人说了假话,而在于其隐瞒了赌局已被控制这一决定性事实,剥夺了射幸性。
五、沉默与推定的界限
(一)相对人自己应尽的注意义务
交易中,相对人负有基本的查验义务。买房应当查看权属登记,借款应当核实身份与资力,购买二手物品应当现场查看。相对人未尽注意义务而受损,属于自己承担的风险,不能转而追究对方的隐瞒。
这条界限的意义在于分配信息风险。法律并不要求一方把所知的一切都告知对方,只要求其不隐瞒那些依义务应当披露、且对方无法通过合理途径获知的信息。可自行查证的信息,通常不属于必须披露的范围。
(二)可推知的信息与必须披露的信息
可推知,是指依交易常理相对人能够从现有材料中得出。标的物的现状、公开登记的权利状态、市场上通行的价格区间,都属于可推知。必须披露,是指相对人无法通过合理途径获知,且该信息足以改变其决定。
区分的实益在于,前者未告知不构成隐瞒,后者未告知可能构成隐瞒。辩护时应逐项说明,被指控隐瞒的信息属于哪一类,相对人是否具备获取该信息的渠道,获取成本是否显著低于行为人披露的成本。
(三)信息优势不等于隐瞒
商业谈判中,一方掌握更多信息是常态。掌握信息优势并不产生披露义务,除非该优势来自违法获取,或者该信息属于依法必须披露的事项。把信息优势等同于隐瞒,会使一切不对等的交易都面临刑事风险,这与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相悖。
举证责任的分配也需一并明确。控方主张隐瞒,应当就义务来源、义务范围、行为人知道真相、未予告知这四项举证;辩方只需就其中一项提出合理怀疑,要件即不成立。实践中容易出现倒置,即以“行为人是专业人士”“行为人是卖方”推定其应当知道并应当告知,这种推定缺乏规范依据,不能替代证明。
判断的落脚点仍是义务来源。有义务而不说,是隐瞒;无义务而不说,是谈判。前者需要规范依据,后者只需交易自由。
六、虚构与隐瞒的竞合与罪名选择
(一)两种行为常常同时出现
实践中的案件很少纯粹属于虚构或者纯粹属于隐瞒。廖某春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5-1-222-001)即属混合形态。行为人设立空壳物流公司,以招聘司机、帮助偿还购车贷款为诱饵,诱使被害人贷款购车入职,再以入职意向金、车辆差价、协助转让贷款等名目以及虚报车辆价格骗取钱款,并通过故意派发长途单、超载单使被害人陷入单方违约,以此拒退钱款。法院认为,这类行为有一个完整的行骗计划,系列行为在同一犯意支配下推进,环环相扣,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故各环节骗取的钱款均应计入犯罪数额。
该案对辩护的提示是,整体评价的前提是同一犯意与预设计划。若能证明各环节系独立的商业决策、部分收费有真实服务对价、部分价格争议属于民事纠纷,就可以主张分环节评价,把商业夸大与诈骗剥离,把有对价的收费从数额中剔除。
(二)与盗窃、职务侵占、受贿的界分
杨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10)处理的是诈骗与职务侵占的界分。要旨指出,行为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直接影响各方的民事权利义务,但并不影响诈骗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甄别定性;判断行为人占有、处分被害人财物的行为性质,必须看该财产是否处于行为人所在单位占有和控制下,如果是,属于职务侵占,如果不是,属于诈骗。该案中,单位职员虚构公司业务骗取客户钱款,涉案九人、一千零一十一万元,法院最终以诈骗罪论处。
王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1)处理的是相近的罪名选择。被告人系交警支队民警,得知他人为亲属刑事案件寻求从轻处罚后,表示可以帮忙但需要六万元打点关系,后骗取该款。法院认为,受贿罪需要以利用职务之便为前提,利用职务之便与利用工作之便是两个范畴,公职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财物不属于受贿,应以诈骗罪论处。这提示辩护人,公职身份只影响罪名选择,不影响是否构罪,争受贿未必有利。
(三)与民事欺诈、行政违规的界分
民事欺诈与诈骗的分界,不在于有没有说谎,而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叶某伟合同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5-16-1-167-001)提供了样本。叶某伟以四百六十万元中标某商场资产转让,支付一百二十万零一百元后余款未付;其间由协调小组带至商场与租户见面,公开告知商场已由其购买、以后租金由其收取,并取得收取租金的委托书,只是西区某局未同意加盖商场印章;后与租户签订租赁协议,租金三十万元,租户先付六万元;为促使租户支付余款,他伪造了一张“已收到余款三百四十万元”的收条,租户遂支付二十四万元。
法院再审认为,其已实际支付部分转让款,具有履约意愿与履约行为;伪造收条是为促使租户履行租赁协议,从而增强其履行转让协议的能力,通过收取租金支付转让款符合商业惯例;其与西区某局关于谁有权收取租金的分歧,属履约纠纷,可以通过协商或者民事诉讼解决;协议未解除,租户实际占有使用商铺,未受损失。故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该案说明,虚假陈述与非关键事实相遇,即便手段可指责,也不构成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
违规与犯罪的界限,在政策性资金案件中同样清晰。张某甲案中,法院承认存在虚假合同、存在违规,但认定未实施骗取贴息资金的虚构事实行为;刘某甲、刘某乙案中,法院承认存在伪造材料,但区分了关键材料与非关键材料。违规评价的是行为是否符合行政管理规范,诈骗评价的是财产是否因错误认识而转移。前者看程序,后者看实质,不能以程序违规直接推出财产被骗。
(四)与虚假诉讼、骗保等关联犯罪的界分
周某仁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18-1-222-004)指出,行为人虚构享有著作权的事实进行“维权”提起民事诉讼,符合刑法第三百零七之一条规定的,以虚假诉讼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朱某春、李某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8)则说明“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的结构,行为人捏造事实使人民法院受蒙蔽,人民法院在受蒙蔽的情况下处分的是民事被告的财产,遭受损失的是民事被告,受骗人与被害人发生分离,此种情形可以诈骗罪论处。
医保领域同样存在两种结构的交叉。刘某甲、刘某乙、刘某丙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05)指出,定点医药机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对组织、策划、实施人员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此类犯罪应重点惩治幕后组织者与职业骗保人。此类案件中,被隐瞒的是真实的诊疗需求,虚构病历、挂床住院、虚开药品,都是对基础事实的扭曲。
七、证明与辩护
(一)先定义务,再谈隐瞒
隐瞒型案件的第一步,是要求控方明确义务来源。是法律、合同、惯例,还是先行行为。义务来源不同,证明方式不同,辩护路径也不同。若控方只能援引“诚信原则”,而说不出具体的规范依据,隐瞒真相的要件就已经动摇。
第二步是审查义务范围。即便存在义务,也须确定该义务覆盖了被指控隐瞒的事项。合同约定的说明范围、法律规定的披露清单,都是可以逐项对照的边界。超出边界的事项,不属于必须披露。
(二)把指控还原为具体陈述与具体沉默
虚构事实的证明,须把指控具体化为哪一句话、在什么时间、对谁说、以什么方式说、内容为何。起诉书若只写“被告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辩方应当要求明确到具体的陈述或者具体的沉默。
这一步看似形式,实则决定胜负。一旦具体化,就会发现有些陈述根本不涉及交易基础,有些陈述找不到证据来源,有些沉默发生在相对人并未询问的时刻,因而不构成隐瞒。
(三)被害人陈述与客观痕迹的对应
被害人陈述是主要证据,但其可信度须与客观痕迹对应。田某生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8)的要旨指出,被告人采取相同手段先后或者同时对多名被害人实施诈骗,应坚持对每起事实单独审查与全案印证相结合的原则;在被告人拒不供认、单起事实证据链不完整的情况下,可根据多起事实中被害人陈述、辨认笔录、转账记录和作案细节的相互印证情况认定犯罪事实。单独审查意味着每一笔都要有独立证据支撑,全案印证不能替代单笔证明。
刘某春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4)针对现金交付作了说明。被告人冒充执法民警,以办理入学、户口、推销设备、办理取保候审或者减刑等名义骗取五百一十五万五千元,其中现金骗取二百九十八万元,被告人否认现金部分且无第三人在场。法院认为,可结合被害人提供的取现记录、陈述交付现金的时间地点,以及被告人控制账户的开户、存现情况和辩称资金来源的查证情况综合认定。辩护时应追问,取现时间与交付时间是否吻合、金额是否匹配、账户有无同期存现、有无第三人或者监控。
(四)电子数据的完整性与庭审质证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电子数据往往是核心证据。朱某某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11)指出,应当通过审查原始存储介质的扣押或者查封状态、数据的收集提取过程、比对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校验值、冻结后的访问操作日志,确定电子数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完整性一旦存疑,话术脚本、被害人名单、业绩表就都失去证明力。
王某男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10)进一步指出,经庭前会议展示且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仍需进行庭审举证、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庭前会议可以处理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程序性事项、组织展示证据、归纳争议焦点,但不得以此替代正式庭审;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五)辩方常见的四处失守
第一处是笼统否认。一概否认存在任何虚假陈述,遇到无可辩驳的书证、录音、聊天记录时,整体可信度崩塌。妥当的做法是承认非关键事实上的不实,把它与交易基础切开。
第二处是把隐瞒与不说混同。辩方若承认“确实没有告知”,却未同时指出法律上并无告知义务,等于替控方补足了要件。正确做法是先否定义务,再否认隐瞒。
第三处是以民事纠纷掩盖全部问题。忽视行为人自始无履行意愿、收款后即失联等客观事实,反而促使法院认定辩解不成立。
第四处是以退赔代替争点。谢某桥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1)说明,行为人在被侦查机关立案前已返还被害人的钱款不应计入诈骗总金额;被害人基于严重不法意图被骗,所处分财物不予返还,依法应予没收。退赔是从宽情节,不是构成要件,能否换来从宽取决于财物性质与退赔时点。
结语
虚构与隐瞒,一个是说了假话,一个是没说真话。前者审查陈述与事实的背离,后者审查义务与沉默的背离。两条路径都要回到同一点,即相对人是否因信息扭曲而交付。
案例库中的判决给出的不是抽象标准,而是一组可用的对照。资格具备而材料夸大,不是虚构;项目真实而报表不实,不是虚构;相对人明知材料虚假,不是虚构;伪造收条而交易基础仍在,不是虚构;赌局由偶然性决定,不是虚构。反过来,冒用身份使对方误认主体,是隐瞒;宣称有能力而自始不能,是虚构;控制输赢而伪称射幸,是隐瞒;隐匿权属使登记机关误认,是隐瞒。
辩护人的工作,是把这些对照逐个落到证据上。该承认的虚假陈述承认下来,该否定的告知义务明确否定,把力气用在关键性、义务来源与因果三处,比一概否认更有可能改变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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