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四川省某火锅店经营者史某为牟取暴利，自2018年5月起与管理人员赖某、后厨负责人蒋某泉共谋，指使厨师梁某升将顾客食用后的餐厨垃圾、废弃油脂回收熬制，重新添加到火锅红汤、鸳鸯锅底中销售。经查，涉案金额高达2,289,346.01元。2020年12月，执法部门现场查获回收油脂247.54千克及作案工具。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一审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史某等人十年六个月至五年有期徒刑，并处200万至10万元罚金。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两级法院一致认定：餐厨垃圾与废弃油脂系国家明令禁止的非食品原料，属于刑法第144条规定的“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其加工销售行为已构成该罪，且涉案金额超过50万元，属“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4-02-1-072-001《史某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裁判要旨：
餐厨垃圾、废弃油脂属于国家卫生主管机关明令禁止使用的非食品物质，且属于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使用餐厨垃圾、废弃油脂加工食品并销售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二、法理分析
（一）废弃油脂的“毒害性”认定：法律红线不容模糊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废弃油脂是否属于刑法第144条中的“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法院的肯定性结论具有充分法理支撑：
1.国家强制性禁止的效力转化
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使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卫生部《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第一批）已明确将“废弃食用油脂”列入禁用物质。此类行政规范确立的禁止性标准，为刑法中“有毒、有害”的认定提供了前置法依据。值得关注的是，废弃油脂在反复高温加工过程中会产生苯并芘、黄曲霉素等强致癌物，其毒性经科学实证，完全符合刑法对“有害性”的物质危害要求。
2.“非食品原料”的本质排除
刑法第144条的适用关键在于原料的“非食品属性”。餐厨垃圾与废弃油脂已丧失食品卫生安全基础，其回收过程混入病原微生物、重金属等污染物，彻底脱离“食品原料”范畴。张万军教授指出：“法律对食品原料的认定并非技术中性，而是以人类健康食用可能性为底线。本案被告人将污水桶内的油脂残渣重新入锅，本质是将‘污染物’伪装成‘调味品’，是对食品安全底线的系统性践踏。”
（二）228万元销售额的“特别严重情节”：数额背后的危害量化
法院认定涉案金额超过50万元构成“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直接对应刑法第144条第二档量刑（十年以上至死刑）。这一裁量体现立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严惩导向：
1.金额门槛的立法意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生产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即可认定“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张万军律师分析：“该数额标准并非单纯的经济计量，而是对规模化、产业化的有毒食品流入市场的风险预警。本案持续两年多的团伙作案模式，使数万消费者暴露于健康风险中，其社会危害性远非个案可比。”
2.惩罚性罚金的双重功能
法院对主犯史某并处200万元罚金，远高于销售额比例。此举既体现“剥夺犯罪收益”的实质正义，亦通过高额经济制裁震慑行业潜规则。张万军教授强调：“食品安全犯罪常存侥幸心理，认为违法成本低于收益。此判罚宣告‘黑心钱’必将转化为‘天价罚单’，彻底粉碎投机幻想。”
（三）行业警示：火锅红汤不能是“法律红灯区”
本案终审裁定于2022年作出，2024年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其要旨对餐饮行业具有普适警示意义：
部分经营者误以为将废弃油脂重新熬制即可规避检测，甚至编造“老油工艺”等话术。而裁判要旨清晰宣告：凡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非食品原料，无论是否经过加工“消毒”，均不影响犯罪构成。法律关注的是原料本身的非法属性，而非后续处理手段。
本案四名被告人涵盖投资人、管理者、执行者，均被判处实刑。这揭示刑事打击不再局限于直接生产者，对参与决策、资金支持、技术实施的全环节人员均可追责。张万军律师提醒：“后厨厨师梁某升作为具体操作者被判刑五年，表明‘听命行事’不能成为免责盾牌。食品从业者的职业操守，首先是向法律而非老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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