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被继承人周某与前妻育有周某韬，与再婚妻子彭某育有周某洁。2019年4月16日，周某在母亲李某家中立遗嘱：由外甥女许某录制视频，周某宣读打印遗嘱内容后签名，声明案涉房屋由周某韬继承。周某去世后，周某韬诉至法院要求继承房屋。周某洁主张遗嘱无效，要求法定继承；李某未答辩。
一审法院（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判决周某韬继承房屋。周某洁上诉后，二审法院（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认定遗嘱无效：
录像遗嘱：录制于2019年（民法典施行前），但无见证人姓名、肖像及日期记录，违反《民法典》第1137条形式要件；
打印遗嘱：仅有周某签名，缺见证人签名及日期，违反《民法典》第1136条形式要件。
因无其他有效遗嘱，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周某韬（子）、周某洁（女）、李某（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李某自愿将份额赠与周某韬，故房屋由周某韬占2/3、周某洁占1/3。
（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4-07-2-476-003《周某洁诉周某韬、李某继承纠纷案》）
裁判要旨一字不少：
对于民法典施行前以打印或者录像形式所立的遗嘱，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法典有关形式要件规定对其效力进行审查，但是遗产已经在民法典施行前处理完毕的除外。
二、法理分析
（一）新旧法衔接的司法智慧
本案核心在于《民法典》新增打印、录像遗嘱形式后，对施行前所立遗嘱的效力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15条，只要遗产未在民法典施行前处理完毕，法院即可援引新法审查旧遗嘱形式要件。这一规则体现了“法不溯及既往，但有利追溯”的原则：
旧《继承法》未承认打印、录像遗嘱，若机械适用旧法，此类遗嘱必然无效，否定被继承人真实意愿；
新《民法典》第1136条、1137条增设两类遗嘱形式，为审查提供明确标准，兼顾意思自治与形式正义。
张万军教授评析：
“本案二审判决精准把握了司法解释精神。若因遗嘱订立时法律无规定而直接否定效力，实属‘以形式扼杀实质’；但若完全忽略新法形式要件，又可能纵容瑕疵遗嘱。法院选择‘用新法检视旧遗嘱’，既尊重立遗嘱人意愿，又通过严格形式要件防范欺诈。”
（二）形式要件的法理逻辑：为何缺一不可？
《民法典》对打印、录像遗嘱设置严苛形式要件，绝非“技术性规定”，而是基于继承纠纷的三大风险点：
| 要件 | 法律要求 | 本案缺失环节 | 潜在风险 |
|---|---|---|---|
| 见证人 | 2名以上全程在场 | 录像中仅周某出现 | 见证真实性无法验证 |
| 身份记录 | 遗嘱人/见证人姓名或肖像 | 无见证人影像及姓名 | 无法排除伪造或胁迫可能 |
| 签名与日期 | 每页签名+注明年月日（打印） | 仅周某签名，无见证人日期 | 遗嘱完整性、时间点存疑 |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张万军律师指出：
“形式瑕疵往往是继承纠纷的导火索。例如见证人未露面，难以证明其是否具备见证资格（如是否为利害关系人）；未注日期则无法判断遗嘱是否立于神志清醒时。本案遗嘱虽为周某真实意愿，但因形式缺陷沦为‘无效意思表示’，警示民众：真实意愿需搭载‘法律认可的工具箱’。”
实务启示：如何订立有效打印/录像遗嘱？
见证人双保险：选择无利害关系者2人，全程参与录制或打印过程；
身份可视化：录像中见证人须清晰自报姓名并露面，打印遗嘱每页签全名；
时空锁定：在录像开头或遗嘱末尾明确记录年月日，避免事后争议；
同步留痕：打印遗嘱宜采用“现场制作+同步签署”模式，排除替换风险。
张万军教授补充： “民法典实施后，打印遗嘱纠纷量同比上升37%（引自最高法2023年报），主因是民众误以为‘打印即有效’。须知，打印遗嘱本质是代书遗嘱的电子化延伸，必须遵循代书遗嘱的严格见证规则——机器不能替代人证。”
（三）法定继承的衡平艺术
当遗嘱无效后，法院采用法定继承并认可李某的份额赠与，折射出两层衡平：
均等分割原则：一审未考虑周某洁的法定继承权，二审纠正为子女各1/3份额（李某1/3赠与周某韬），体现“一般应当均等”的继承法精神；
尊重意思自治：李某赠与行为合法有效，法院予以支持，避免过度干预家庭自治。
张万军律师总结：
“本案犹如一堂‘遗嘱形式法治课’：法律不拒绝新科技，但坚守程序正义。民众若选择打印或录像遗嘱，务必以‘见证人+身份记录+日期’为铁三角。否则，即使心意再真，亦可能归于法定继承的‘平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