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钢苑律师事务所张万军教授刑事辩护团队，是一支专注于诈骗犯罪及各类经济犯罪辩护的团队，核心成员由张万军教授领衔，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长期从事刑事辩护与刑法教学，作为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执业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他同时肩负着内蒙古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包头市政法委执法监督员、包头市江苏商会会长等多重社会职责。张教授专注经济犯罪辩护二十余年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严谨的辩护风格，在业内树立了良好口碑。在诈骗案件辩护中，张教授擅长从证据审查、法律适用、裁判规则援引三个维度切入，成功办理多起无罪、改变定性、大幅减轻刑罚的经典案例。
三、 诈骗案件核心辩护策略
（一）无罪辩护策略：精准锁定无罪裁判要点，构建有效辩护体系
无罪辩护是诈骗案件辩护的核心难点，需严格依据前述无罪裁判规则，从主观故意、客观行为、法律关系性质三个维度展开，结合具体案例的裁判逻辑形成辩护思路。
1.否定 “非法占有目的”：无罪辩护的核心突破口
“非法占有目的” 是诈骗罪的主观核心要件，前述刘某某诈骗案（2023-16-1-222-003）、张某甲诈骗案（2023-16-1-222-001）等均明确，无非法占有目的则不构成诈骗罪。辩护中可从以下角度切入：
论证涉案资金用途合法：收集被告人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证据，如银行流水、合同、项目验收报告等，证明资金未被挥霍或非法转移，如张某甲案中，某甲公司将贴息资金用于企业经营，财务账目列为 “应付人民政府款项”，无侵吞意图。
论证行为人有归还意愿和能力：提供被告人案发前的还款计划、还款记录、资产证明等，证明其无逃避还款的行为，如赵某利案中，赵某利通过转账支付大部分货款，双方系交易纠纷，无非法占有目的。
论证国家补贴或涉案项目目的已实现：针对骗取补贴类案件，收集项目真实存在、已实际实施、补贴政策目的已达成的证据，如刘某某案中，养猪合作社具备申报资格，补贴用于养殖项目，国家补贴目的未落空。
论证行为人无 “非法占有” 的主观明知：针对共同犯罪案件，如于某文诈骗案（2024-03-1-222-004），若行为人初期被骗，后期虽提供帮助但无共同非法占有故意，可论证不构成犯罪。
2.否定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切断诈骗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
诈骗罪的客观要件要求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且该行为与被害人处分财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辩护中可从以下角度展开：
论证行为人未实施欺骗行为：收集证据证明行为人所述事实基本真实，或未对关键事实进行隐瞒，如刘某甲案中，A 公司申报补贴的项目真实，具备备案、土地等关键条件，伪造的仅为非关键性材料。
论证被害人未因欺骗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证明被害人处分财产系基于自身判断、自愿交易或其他原因，与行为人行为无因果关系，如赵某利案中，双方系正常买卖合同关系，提货与付款非一一对应，属于经济纠纷。
论证欺骗行为未达到诈骗罪的程度：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若仅系夸大宣传、履约瑕疵等民事欺诈行为，未达到非法占有目的，可援引赵某利案裁判规则，论证属于经济纠纷。
3.论证案件属于经济纠纷而非刑事犯罪：划清罪与非罪界限
实践中大量诈骗案件与经济纠纷存在混淆，赵某利案（2018）最高法刑再 6 号明确了 “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 的司法理念。辩护中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审查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合同关系：收集买卖合同、借款合同、服务协议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纠纷系履约过程中产生。
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能力：提供行为人履行合同的行为证据，如发货记录、服务凭证等，证明未实施逃避履行的行为。
审查纠纷解决方式是否符合民事法律规定：若行为人在纠纷发生后愿意协商、承担违约责任，而非逃避责任，可论证属于民事纠纷。
4.论证证据不足，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
依据田某生诈骗案（2023-03-1-222-008）裁判规则，诈骗犯罪的认定需坚持单独审查和全案印证相结合。辩护中可从以下角度提出证据不足的意见：
审查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核实被害人陈述是否前后一致、有无矛盾，是否有其他证据佐证。
审查书证、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如高某飞诈骗案（2023-03-1-222-010）裁判要旨所述，书证所载事项与其他证据相互矛盾，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审查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排除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证据，若被告人供述与其他证据无法印证，不能认定犯罪事实。
（二）定性辩护策略：精准区分此罪与彼罪，实现罪名降格
诈骗案件常与非法经营罪、盗窃罪、职务侵占罪等罪名发生混淆，前述改变定性裁判规则为定性辩护提供了明确依据。辩护中需结合案件事实，分析不同罪名的构成要件差异，提出改变定性的辩护意见。
1.区分诈骗罪与非法经营罪：核心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依据陈某等 17 人诈骗案（2024-05-1-222-003）裁判规则，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主观目的和行为方式：
主观目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经营罪以赚取商业利润为目的。
行为方式：诈骗罪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诱骗被害人处分财产，非法经营罪通过违反国家规定的经营行为获取利润。
辩护要点：若行为人存在真实的经营行为，即使经营行为违规，如无资质经营，但其无非法占有目的，仅为获取经营利润，可论证构成非法经营罪而非诈骗罪；反之，若行为人以经营为幌子，通过设局诱骗被害人亏损获利，无真实经营内容，则构成诈骗罪。
2.区分诈骗罪与职务侵占罪：核心在于财产是否处于单位控制下
依据杨某诈骗案（2023-05-1-222-010）裁判规则，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侵占财产的归属和控制状态：
财产归属：职务侵占罪的财产属于行为人所在单位，且处于单位控制之下；诈骗罪的财产属于被害人，未处于单位控制之下。
行为方式：职务侵占罪通过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单位财产，诈骗罪通过欺骗行为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
辩护要点：若行为人侵占的财产系单位控制的财物，且利用了职务便利，可论证构成职务侵占罪而非诈骗罪；若财产系被害人个人财产，未处于单位控制，行为人通过欺骗获取，则构成诈骗罪。
3.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核心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
依据王某、方某民诈骗案（2023-05-1-222-009）裁判规则，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被害人是否有处分财产的意思表示：
诈骗罪：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自愿” 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基于被害人的处分行为。
盗窃罪：被害人无处分财产的意思，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方式取得财产。
辩护要点：若被害人未意识到财产被转移，或无处分财产的意愿，行为人通过秘密手段获取，可论证构成盗窃罪而非诈骗罪；若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主动交付财产，则构成诈骗罪。
4.区分诈骗罪与虚假诉讼罪：核心在于是否属于 “三角诈骗”
依据朱某春、李某乐诈骗案（2023-05-1-222-008）裁判规则，两者的区别在于受骗人、处分人与被害人是否一致：
虚假诉讼罪：行为人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裁判，侵害司法秩序，不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诈骗罪（三角诈骗）：受骗人是法院，处分人是法院，被害人是民事被告，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辩护要点：若行为人的行为同时构成两罪，根据 “择一重罪处罚” 原则，可论证按处罚较轻的虚假诉讼罪定罪；若符合 “三角诈骗” 特征，且诈骗罪处罚更轻，可提出相应辩护意见。
5.论证实行过限：排除被告人对超出授意部分的刑事责任
依据徐某诈骗案（2023-05-1-222-007）裁判规则，实行行为人超出间接正犯授意的行为，构成实行过限，间接正犯对此不承担责任：
辩护要点：收集证据证明被告人的授意范围，如书面指令、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明实行行为人的部分行为超出授意。
主张超出部分不计入被告人犯罪数额：若实行行为人超出授意额外获利，或实施了被告人不知情的诈骗行为，可论证该部分与被告人无关，不计入其犯罪数额或不构成相应罪名。
（三）罪轻辩护策略：全面挖掘量刑情节，实现刑罚最优解
罪轻辩护是诈骗案件最常见的辩护类型，需结合前述量刑情节裁判规则，从犯罪数额、主从犯地位、量刑情节三个方面全面挖掘辩护要点，最大限度降低刑罚。
1.犯罪数额辩护：精准扣减，降低量刑幅度
犯罪数额是诈骗罪量刑的核心依据，前述丁某功案、郑某梅案、任某案等均明确了数额扣减规则，辩护中可从以下角度展开：
主张案发前归还的款项扣除：收集被告人在侦查机关立案前的还款记录、被害人收款凭证等，如郑某梅案中，立案前归还的利息应从诈骗数额中扣除。
主张共同生活支出扣除：针对情侣、亲属间的诈骗案件，收集共同生活的证据，如租房合同、水电费缴纳记录、购物凭证等，论证部分款项用于共同生活，应予以扣除。
主张以交易价格认定犯罪数额：若涉案财物存在实际交易价格，且未违背被害人真实意思，可援引许某委案裁判规则，主张以交易价格而非鉴定价格认定犯罪数额，降低数额标准。
主张犯罪成本不纳入数额，但被害人交付的财物可扣除：如宋某岩案中，平台抽成等犯罪成本应计入数额，但被告人向被害人支付的诚意金、预付款等可扣除。
否定重复计算的数额：针对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案件，审查涉案数额是否存在重复统计，如多个平台资金流转是否重复计入，提出相应扣减意见。
2.主从犯辩护：明确地位作用，争取从宽处罚
主从犯的划分直接影响量刑，前述范某榔案、牛某某案、于某某案等明确了主从犯认定规则，辩护中可从以下角度入手：
论证被告人系从犯：
从参与程度：证明被告人入职时间短、未参与决策、仅从事辅助性工作，如话务员、财务助理等。
从获利情况：证明被告人获利较少，仅领取固定工资或少量提成，未参与赃款分配。
从作用大小：证明被告人未发起犯罪、未组织策划、未控制赃款，仅起次要、辅助作用。
论证主犯证据不足：若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人系主犯，根据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 原则，可援引牛某某案裁判规则，主张认定为从犯。
区分犯罪集团与一般共同犯罪：若案件不具备犯罪集团的固定组织架构、首要分子等特征，可论证按一般共同犯罪处理，降低量刑标准。
3.量刑情节辩护：全面收集证据，争取从宽处罚
自首、立功情节辩护：
自首：收集被告人自动投案的证据，如公安机关的到案经过、被告人的供述笔录，证明其在被控制前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杨某凤案裁判规则）。
立功：收集被告人揭发他人犯罪、提供重要破案线索、协助抓捕同案犯等证据，申请认定立功，争取从宽处罚。
退赃退赔、取得谅解情节辩护：
积极促成退赃退赔：与被害人沟通，制定退赃计划，全额或部分退赔涉案款项，获取被害人出具的收款凭证。
争取被害人谅解：通过退赃、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提交谅解书，援引白某来案裁判规则，请求从轻处罚。
未成年人、初犯、偶犯情节辩护：
未成年人：针对未成年被告人，援引贾某某案裁判规则，提出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辩护意见，争取缓刑或从轻处罚。
初犯、偶犯：收集被告人无犯罪前科、系初犯、偶犯的证据，论证其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低，请求从轻处罚。
犯罪既遂与未遂情节辩护：
论证犯罪未遂：若被告人未实际控制涉案资金，或被害人及时发现未遭受损失，可援引孙某等案裁判规则，论证构成未遂，请求从轻处罚。
其他量刑情节辩护：
否定 “其他严重情节”：若案件被认定为 “诈骗老年人为主”，可审查诈骗老年人的数额占比是否达到 50%，若未达到，可论证不构成 “其他严重情节”，不升档量刑。
刑事追赃中的辩护：若涉案财物被第三人占有，且第三人系善意取得，可援引范某某案裁判规则，主张不追缴该部分财物，降低被告人的退赔责任。
数罪并罚中的辩护：若被告人构成数罪，可论证罪名之间存在牵连关系，请求从一重罪处罚，而非数罪并罚。
诈骗案件的辩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罪重三个核心层面，需要辩护律师具备深厚的刑法理论功底、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和精准的裁判规则运用能力。包头钢苑律师事务所张万军教授刑事辩护团队，依托人民法院案例库典型案例，提炼形成了 “无罪辩护精准化、定性辩护专业化、罪轻辩护全面化” 的三维辩护体系，成功为众多当事人维护了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