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某、薛某某寻衅滋事案——寻衅滋事罪共同犯罪的认定及责任承担
2026-11-03 22:43
次阅读
基本案情
2020年8月14日17时许,高某(男,37岁,身高175cm左右)因车辆未在物业登记,在物业人员刘某某(男,57岁,身高160cm左右)不允许其车辆进入小区的情况下,执意要求进入,二人发生口角。争吵过程中刘某某欲离开现场,高某追上前用胳膊搂住其脖子往回拖拽并发生揪扯冲突,高某拳击其面部。在高某拖拽刘某某时,途经该处的薛某某(高某的舅舅,61岁)随即踢踹前来劝阻的该小区物业保安队长张某某(男,41岁)和刘某某身体各一脚,并从包内拿出自行车链锁向二人抡打。高某在薛某某踢踹张某某后,上前与张某某推搡厮打,导致张某某跌倒在小区门口栅栏内,头部磕到马路边后脑部流血,双方停止殴斗。经鉴定,刘某某左颧部挫伤,张某某右枕部缝合创,高某头部挫伤,三人均为轻微伤。2020年10月22日,高某、薛某某向刘某某、张某某赔偿35000元,并达成和解协议。2021年1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以高某、薛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移送审查起诉。同年2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高某、薛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建议判处高某有期徒刑七个月、薛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建议适用缓刑。同年2月25日,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高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薛某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主要问题
如何认定寻衅滋事罪的共犯关系及责任承担范围?
◆意见分析
☆意见分歧
1.关于薛某某在寻衅滋事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有以下两种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高某拖拽对方阻止其离开争吵现场的行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着手行为,后薛某某在高某未着手实施殴打的时候加入,以共同的故意、共同实施随意殴打的行为,系普通共同正犯。第二种意见认为,高某的强行拖拽行为即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着手行为,后薛某某在未与高某事前共同预谋的情况下,在高某对刘某某实施拖拽行为中加入,加入后以共同的故意共同实施殴打行为,属于承继的共同正犯。2.关于是否应对高某、薛某某区分主从犯的问题,有以下两种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刑法》对于正犯和主犯的规定是等同关系,即《刑法》第26条规定的主犯就是正犯,且该正犯指的是共同正犯,不包含单独正犯。本案中薛某某系共同正犯,正犯不可能承担从犯责任,因此薛某某不能认定为从犯。第二种意见认为,正犯与共犯可以是交叉关系,即正犯和主犯是不同分类标准下的划分,正犯可能是主犯也可能是从犯。本案中薛某某从分工而言属于共同正犯,就作用而言属于从犯,结合在案证据,薛某某应认定为从犯。☆意见评析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致二人以上轻微伤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情节恶劣”,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本案中,争议的焦点围绕薛某某是否要对二被害人的轻微伤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如果承担,则承担何种程度的责任。笔者认为,高某与薛某某系一般共同正犯关系,从作用来看,高某为主犯,薛某某为从犯。主要理由如下。第一,承继共犯的时间特征要满足两个要件:一是存在一个先行为人且先行为人已经着手犯罪,对法益造成了实质性影响;二是先行为人着手实施的犯罪尚未终了。所谓承继的共同正犯,是指“前行为人已经实施了一部分正犯行为之后,后行为人以共同实施的意思参与犯罪,并对结果发生起重要作用的情况”。承继共犯讨论的实质问题在于,介入前的行为结果能否属于中途介入的后行为者,即对后行为者应当整体归责抑或分段归责。若介入前实行行为并未对法益造成实质性影响,未形成具有评价意义的结果或者状态,那么无论是采取整体归责抑或分段归责,最终的裁判结果均具有一致性,无法体现适用各路径所引发的实质性差异。我国刑法理论关于承继共犯问题的讨论主要借鉴日本的判例和理论。一般来说,承继共犯区别于一般共犯的特点在于后行为人加入犯罪的时机,须是前行为人已经着手或着手时实施犯罪且犯罪行为尚未终了。当前,虽然后行为人加入犯罪的时点为先行为人着手以后,这一要件的认识没有争议,但却存在认定不够准确的问题。“本来承继共犯就是后行为是否就其参与之前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承担责任的问题,因此反过来说,如果该结果是在参与行为之后发生的话,后行为人当然要就该结果承担责任,并不产生承继共犯的问题。”因此,承继共犯中后行为人加入的时间不仅要在先行行为着手之后还要在不能排除先行为人着手犯罪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一定“结果”的合理怀疑阶段之后。如果能够排除结果是在后行为人加入之前由先行为人造成的,这时发生的结果都可以要求后行为人承担,没有讨论承继共犯问题的必要。回归到本案,判断二行为人共同犯罪关系,关键在于认定薛某某加入时,高某是否已经着手且是否已对法益产生实质性影响结果的问题。一是关于勒脖拖拽的行为是否系寻衅滋事的着手问题。关于着手的认定,有主观说、形式的客观说、实质的客观说、折中说和结果说等观点。笔者认为,从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角度出发,结果说认为:对法益侵害形成紧迫危险的行为即着手更符合我国司法实践。该说认为,犯罪的本质就是侵犯法益,只有当行为产生了侵害法益的具体危险状态时才是着手。本案中,能否认定勒脖拖拽是随意殴打行为,需要考量的是勒脖拖拽是否给被害人造成了紧迫的危险。结合被害人的陈述,勒脖拖拽导致其呼吸困难、脸色发青,结合证人证言,刘某某与高某身高相差悬殊,刘某某被高某勒住拖拽没有反抗余地,结合伤情诊断,勒脖拖拽行为导致颈部有淤青,足以证明该行为已经对被害人造成紧迫的危险,系随意殴打的着手行为。二是是否具有实质性法益侵害结果。根据现场监控录像和在场人员的证言,薛某某加入前,高某的行为仅限于勒脖拖拽,尚未造成轻微伤结果;薛某某加入后,其踢踹的位置均在二被害人的身体部位,而非构成轻微伤的面部和头枕部,两处轻微伤均系薛某某加入后或加入时高某单独殴打和推搡行为造成的结果。因此,薛某某当然地对两名被害人的轻微伤承担责任,并不产生承继共犯的问题。第二,共同正犯和主从犯存在交叉关系的理论更能反映我国立法原意和司法实践。我国刑法理论一般适用正犯、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的分类,存在单一制正犯体系和区分制正犯体系、共犯从属性与共犯独立性等学说分歧。但与之相对的,我国刑法立法上按照共犯作用大小与分工,将共犯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没有明文规定“正犯”的概念。这就带来两套话语体系中参与人对应关系的问题。对于主、从犯认定的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对此类案件性质认定的分歧也直接影响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轻重。对于共同正犯和主从犯的关系认识,理论上主要有交叉关系说、双层区分说、递进关系说和等同关系说等学说。交叉关系说认为,正犯与主犯、正犯与帮助犯是交叉关系。正犯不等于主犯,正犯可能是主犯也可能是从犯,帮助犯也不等于从犯,从犯既包括帮助犯和部分实行犯,帮助犯也可能是主犯。双层区分说认为,第一层按照分工分类法,在构成要件层面将共犯人分为正犯、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用以解决定罪问题;第二层是按照作用分类法,将共犯人分为主犯和从犯,用以解决量刑问题。递进关系说认为,首先在不法层面区分共犯与正犯:共犯是从犯,正犯是主犯;其次就共同正犯而言,还需要根据责任大小进一步筛选出主犯。等同关系说(重叠关系说)认为,分工分类法与作用分类法是统一的,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的主犯就是正犯,第27-28条规定的从犯与胁从犯就是帮助犯,认为《刑法》第26条“主犯”一词就是正犯,但其并不是关于主犯本身的规定,而是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该条表达的是共同正犯按照主犯(正犯)处罚的意思。笔者认为,采用交叉关系说更能反映我国立法原意和司法实践:首先,实行犯与教唆犯、帮助犯的划分系基于实施实行行为而言,主犯与从犯的划分系在犯罪中起到的作用而言,二者非同一划分标准,其存在交叉关系,亦即实行犯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也可以是辅助、从属作用。因此,共同正犯区分主从犯在理论上没有阻力。其次,共同犯罪的实行犯之间也根据实行行为的不同、实行程度的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等因素需要在量刑上加以区分:共同犯罪中实行行为的主要承担者、直接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实行者、起关键作用的实行者(如教唆、预谋等)等均应认定为主要实行犯,即主犯;只是参与实行部分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或者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但其行为没有或不能证明直接造成构成要件结果,或者受支配、受胁迫参与犯罪实行行为的,可归入次要实行犯范畴,即从犯。〔1〕因此,共同正犯区分主从犯在实践中也是必要的。第三,在共同犯罪场合要根据作用或分工等情况,综合确定主从犯的刑罚,实现同案犯罪人之间量刑的相对平衡和协调。主、从犯认定应以各犯罪人在共犯中的地位、作用等作为量刑的基本依据,结合整个犯罪事实考虑犯罪的本质和行为本身对法益的侵害程度,并兼顾各犯罪人的其他法定、酌定量刑情节,综合确定刑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犯罪起因,是否具有发起犯意、策划行为等情况,是否控制犯罪进度;二是犯罪实施,是否为主要参与者,结合使用器械,殴打的部位、频次、手段,参与时间等因素考虑;三是对犯罪结果的原因力作用大小;四是犯罪收益分配等情况。如以犯罪数额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中,不仅要考虑犯罪数额,还要考虑行为人的参与情况、犯罪数额在全部犯罪所得中的比重、分赃或获利情况等。本案中,高某的殴打、拖拽、推搡等行为是造成造刘某某左颧部挫伤、张某某右枕部缝合创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起到了主要作用,应当承担主犯责任。薛某某对刘某某、张某某的踢踹行为及抡打铁链子的行为不是造成刘某某、张某某二人轻微伤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属于“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但其行为没有直接造成构成要件结果”的情况,其在整个案发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较低,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属于次要作用的实行犯,应当认定为从犯。原文载《首都检察案例参阅》,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编,法律出版社,2025年2月第一版,P246-P251。免责声明:本号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及个人阅读书籍摘录,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转载请注明文章及公众号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