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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某某伪造企业印章案——伪造企业印章案中是否应认定被伪造印章的企业为被害单位?

2026-11-03 22:44 次阅读

基本案情

刘某某于2021年1月,在北京市朝阳区伪造HY热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且该伪造公章被使用在HY热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NHZ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申请终止供暖补贴合同及变更供热服务单位的函”上,导致HY热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被终止,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200万元。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以刘某某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移送起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一次,后于2023年9月8日作出存疑不起诉的决定。

▲主要问题

伪造企业印章罪中是否应认定被伪造印章的企业为被害单位,是否需要基于被害单位的诉讼地位向其告知相关诉讼权利、送达相关文书?

▲意见分析

◆意见分歧

关于伪造企业印章罪中,被伪造印章的企业是否属于被害单位,实务中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从刑法规范及设立罪名所保护的法益的角度来确定被害人的范围。伪造企业印章罪规定在《刑法》第六章第一节中,其行为扰乱破坏的客体的是公共秩序,侵害的法益是社会秩序,故本罪不存在类似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被害人。对于因犯罪嫌疑人伪造印章的行为而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其诉讼地位仍应当评价为案件的证人。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实际侵害角度确定被害人的范围。被害人应当是指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或其他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伪造企业印章罪虽然规定在破坏公共秩序一节中,但是伪造印章的行为可能对被伪造印章的公司企业的财产权、名誉权等合法权利造成不法侵害。如果不将其列为被害单位,则其合法权益可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因此,从维护被伪造印章企业合法权益角度,应当将其认定为被害单位。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害人的界定要依据刑法法益、刑法规范目的及刑事诉讼法的一般认定原则综合判断,伪造公司印章犯罪侵犯的是印章在法律交往中的公共信用,不是保护特定印章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如果伪造的印章投入使用,导致公司受到了明确的损害,则公司有可能成为被害人。同时,这一问题本质上属于刑事诉讼法上的权利救济问题。刑事诉讼法上的被害人判断并不完全看犯罪构成的保护法益,更看相关人是否遭受了利益损害或权利侵害。如果在印章使用过程中,接受印章的一方因为对伪造的印章产生了与真实不符的信赖,作出了自我损害行为,其也属于伪造企业印章罪中的被害人。如果伪造印章系其他犯罪,如诈骗罪的手段行为,无须在伪造印章犯罪当中单独评价被害人,而是另行认定诈骗犯罪的被害人。

◆意见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对于伪造企业印章罪的被伪造印章企业是以被害人还是以证人的身份参加刑事诉讼,以及伪造企业印章罪中的被害人是否包括被伪造印章企业以外的其他主体,不能一概而论,在司法实践中应在正确理解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被害人与证人的关系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应当正确区分犯罪客体、犯罪对象及被害人之间的不同。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犯罪对象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行为所作用的具体人或物。而刑事被害人是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自然人或单位。按现行刑法理论通说,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一般是通过犯罪对象体现出来,但并非所有的犯罪客体都由犯罪对象直接体现出来,有些犯罪如偷越国(边)境界等就难以辨别犯罪对象。根据以上关于犯罪客体、犯罪对象、被害人的理论,笔者认为,对于犯罪客体为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来说,被害人就是该罪的犯罪对象;犯罪客体为国家利益或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如重婚罪,可能既有犯罪对象又有被害人,但该犯罪对象和被害人也不是该罪的犯罪客体的直接体现,而是通过犯罪行为作用于犯罪对象或被害人间接地体现出来的。对于后者,若否认这些犯罪的被害人的存在,则在这些案件为自诉案件的情况下,会由于缺乏控诉主体而使这些犯罪行为得不到刑事追诉。在现实中,此类犯罪就是由自诉人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人民法院追究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因此,案件有没有被害人并不取决于其犯罪客体,而取决于是否有自然人或单位的利益遭到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在伪造企业印章罪中,其犯罪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对象是被伪造印章,但被害人是谁取决于哪个单位的利益遭受了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如果被伪造印章企业的商誉或者实际利益遭受侵害,那么被伪造印章企业为被害人;如果伪造印章导致其他与被伪造印章企业有所联系的企业实际利益遭受损害,那么该企业同样可以成为被害人。
其次,从程序法的独立价值上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程序法观念中,程序法的价值并非局限于它是实现实体法的一种工具,而是有自身的独立价值。从了解案情和有作证义务的意义上讲,被害人与证人存在一定相同之处。但被害人和证人的诉讼地位和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存在根本不同。在刑事诉讼中,无论被害人以被害人、自诉人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均处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如请求立案、申请回避、委托诉讼代理人、要求赔偿损失、请求抗诉、对生效判决或裁定提出申诉等;而证人不是当事人,均不享有当事人的这些诉讼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4项的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其中,证人属于其他诉讼参与人。将被伪造印章企业认定为诉讼参与人,赋予其一定诉讼身份,在形式上符合其诉求;但作为证人参与案件审理并未给予被伪造印章企业实质的诉讼权利,只能满足其参与诉讼的愿望。因此,伪造企业印章案件中被伪造企业是否能成为适格被害人,也应独立于刑法法益来判断。在诉讼程序中能否认定被伪造企业为被害人与被伪造企业的财产等权利是否为该罪的犯罪客体之间应相互独立看待,通过立法保护法益与法益主体本身是否在刑事诉讼中成为被害人不应成为刑事诉讼程序的限制。对于受到犯罪行为侵害但不是刑法法益的主体,不仅应要求其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还应从程度上对其是否能够成为被害人进行区分。只有与案件有紧密联系,对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有实质性帮助,并且因犯罪行为遭受直接物质损失的主体才有资格成为被害人。因此,无论是否为被伪造企业,只要是因伪造印章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主体均可以成为被害人。
最后,从诉的利益角度看,在刑事诉讼中仅有被害人能够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要求具有一定的诉的利益。因此,财产性权益受损的主体,无论是否为被伪造企业,均可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所谓的诉的利益,是指法院对于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判决必要性是指对于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有无必要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来解决。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已经通过其他途径得到实现,法院没有就该纠纷继续审判的必要,也就不具有诉的利益。判决实效性是指法院作出的判决所能达到的解决争议效果的程度。如果当事人诉讼请求已无实现可能,那么就不具有判决实效性。判决必要性和实效性之所以被称为诉的利益,原因在于审查当事人诉讼请求这两个维度的目的就在于维护当事人利益。诉的利益这一概念的功能在于,有助于对诉的必要性和实效性进行审查和判断,即如果认为当事人提起的诉讼没有必要性或实效性,法院就可以驳回起诉,这被称作诉的利益的消极功能。同时,诉的利益的功能不仅在于消极地过滤诉讼,从保障诉权的角度来看,只要具有诉的利益,法院就应当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从而实现诉权。因此,诉的利益作为程序法上的概念,也在实体法上具有确认权利的功能。法院可以通过对诉的利益的把握,将一些实体法上没有明确规定但确有诉的利益的主体加入诉讼中,以明确新的权利义务。从诉的利益的积极功能角度看,在伪造企业印章案件中,如果被伪造企业或其他相关企业的利益受损,那么就具有诉的利益,法院应当进行审理并保护相关利益。为使上述企业成为进入诉讼程序的适格主体,应当赋予其被害人地位,使其具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相应赔偿的权利。
供稿: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高哲远
案例编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梁景明
原文载《首都检察案例参阅》,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编,法律出版社,2025年2月第一版,P227-P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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