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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讲解猥亵儿童罪无罪辩护策略—以人民法院案例库三十三件参考案例为分析样本

2026-11-06 10:23 次阅读

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引 言

猥亵儿童罪是当前刑事辩护实务中公认的难点。一方面,此类案件的证据结构高度单一:案发多在教室、办公室、宿舍、接送途中等封闭或半封闭空间,缺少监控与目击,能够直接指向犯罪构成的证据往往只有被害儿童陈述;另一方面,刑事政策持续趋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3号,以下简称《性侵解释》)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高检发〔2023〕4号,以下简称《性侵意见》)相继施行,从重处罚、升档量刑、从业禁止已成常态。在此种情形下,不少辩护人将工作重心前移至量刑,对无罪辩护望而却步,实务中甚至形成“此类案件不可能无罪”的成见。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梳理的人民法院案例库三十三件猥亵儿童及相关案例表明,无罪与罪轻的空间始终存在,只是其分布形态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极少表现为“被告人不在现场”式的全面推翻,而更多潜藏于构成要件的规范边界、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边界以及程序性阻却事由之中。换言之,此类案件的无罪辩护不是“事实否认型”的单一路径,而是“规范限缩—证据解构—程序阻却”的多层结构。本文即以该三十三件入库案例为样本,结合现行法与司法解释,尝试提炼一套可供操作的无罪辩护策略,并就其边界与伦理风险作出必要说明。

本文所称“无罪辩护”,既包括实体上不构成犯罪、事实不能证明,也包括因追诉时效届满等程序事由导致的终止审理与宣告无罪;对于由升档情节被剔除而实现的“事实上的无罪化”,则作为退守策略一并讨论。所引案例均取自人民法院案例库并标注编号,个案事实按入库文本表述;辩护强度不得突破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底线。

一、现实约束与策略定位

(一)无罪辩护面临的现实困难

其一,定案证据高度依赖被害儿童陈述。性侵儿童行为具有天然隐蔽性,行为人通常选择无第三人在场的时机与地点,事后再以哄骗、威胁方式阻断披露。案例库样本中,除少数存在监控、生物痕迹或即时报案的情形外,定案证据体系几乎都以被害儿童陈述为唯一直接证据,辅之以父母证言、接警经过、医学检查等间接证据。证据越单一,指控与辩护的对抗就越集中于“一个人的记忆是否可信”这一狭窄空间,可资利用的客观证据相应稀少。

其二,刑事政策趋向从严。法释〔2023〕3号与高检发〔2023〕4号确立了从严惩处的基调,将“多次”“多人”“公共场所当众”“手段恶劣”“造成伤害”等情形类型化为升档事由,并配套从业禁止、禁止接触令等附随后果。这种取向不仅体现在量刑,也渗透至事实认定:在辛某元案(入库编号:2024-02-1-185-012)中,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仍以对二十名男童长期实施侵入式猥亵、情节恶劣为由不予从宽;在张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18-1-185-001)中,检察机关对一审未认定“多次”提出抗诉,要求升档至五年以上。指控方的积极升档,客观上压缩了辩方的回旋空间。

其三,辩护伦理与舆论环境的约束。此类案件的辩护容易被误读为“为侵害儿童者开脱”,辩护人面临道义指责与执业风险的双重挤压,进而在策略上自我设限:或不敢提出实质性辩解,或仅作“认罪态度好、请求从轻”的形式辩护。这种自我设限,恰恰放弃了法律赋予被告人的防御权,也使本应在证据规则内解决的分歧被推至量刑环节消化。

(二)三类无罪目标及其可行性排序

其一,事实不存在型,即被告人根本未实施指控行为。此类辩护最为彻底,但成功率最低:在存在客观印证(监控、痕迹、即时报案)的案件中,几乎无从撼动;只有在证据体系完全依赖言词、且言词存在可检验矛盾的案件中,方具现实可能。林某某案(入库编号:2023-02-1-185-006)颇具说明意义:一审以被害人与目击证人均为未满五周岁幼儿、证人系被害人亲属为由,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无罪;二审则在补充现场模拟实验、病历记录、被告人自认脱裤等证据后改判有罪。该案提示,事实不存在型的辩护能否成立,取决于间接证据是否被逐一封堵,而非仅凭“一对一”的初始格局。

其二,构成要件不成立型,即行为客观存在,但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意义上的“猥亵”。此类辩护可行性最高,因为“猥亵”是典型的规范构成要件,其边界由司法判断而非事实描述决定。张某案(入库编号:2026-14-1-185-001)明确,判断猥亵儿童行为属于治安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应综合考察所侵害身体部位的隐私程度、猥亵方式、持续时间、特定时空环境、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实际造成伤害等因素;猥亵部位隐私程度一般、持续时间短,但采取强制手段,或结合特定时空环境与双方关系反映出主观恶性大、对被害人性羞耻心冒犯严重、严重侵犯人身安全感甚至造成实际心理伤害的,才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该案要旨实际上为“降格辩护”提供了规范依据。

其三,程序阻却型,即追诉时效届满、跨法适用从旧兼从轻导致不成立犯罪等。此类辩护不依赖事实之争,确定性最强,却常被忽视。猥亵儿童罪的法定刑存在“五年以下”与“五年以上”两个档次,追诉期限相应为十年与十五年;对于报案滞后、行为跨越数年的陈案,时效审查应当成为接案后的第一道工序,而非庭审中的补充意见。

(三)辩护的基本思路

本文认为,此类案件的无罪辩护应按“先程序、后规范、再事实”的顺序展开。程序层面审查追诉时效、法律适用与主体资格,此类争点不触及被害儿童陈述的真实性,对抗最小而确定性最强;规范层面审查涉案举止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意义上的“猥亵”,这是本罪最富弹性的部分;事实层面审查指控能否被证据证明,须对被害儿童陈述形成正面质疑,对抗最强,应有充分的证据准备。前一层面成立,即无须进入后一层,以避免不分主次的全面开战。三个层面之外,全案辩点还应始终围绕“性目的—性意义—侵害程度”三个构成要素,脱离该要素的枝节争辩(如品格、私德、家庭纠纷),不仅无益,反而会削弱辩护的可信度。

与之相适应,辩护姿态上不宜一概否认,而应就不同事实分别作出解释。案例库中多起案件显示,被告人一味全面否认,反而在供述真实性上失分。左某案(入库编号:2023-02-1-185-004)中,被告人对如何进入办公室、在办公室谈了什么、为何闻手、是否接触被害人等情节,八次讯问反复变化,且与监控、DNA鉴定相矛盾,法院据此认定其供述不具客观真实性;张某案(入库编号:2025-14-1-185-001)在申诉审查中亦以被告人供述前后矛盾、行为不合常理作为维持原判的重要理由。反之,林某连案(入库编号:2023-02-1-185-001)中,被告人虽否认猥亵,但承认案发时段摸过学生颈部,法院将该部分自认作为印证作案时空条件的素材。可见,适度承认在场、单独相处、一般接触等中性事实,有助于保全整体陈述的可信度,使否认集中于真正具有性意义的核心情节。

二、实体认定:构成要件层面的无罪空间

(一)“猥亵”的双重要素与性目的的证明

吴某某案(入库编号:2023-02-1-185-007)对“猥亵”的认定作了迄今最为完整的表述:认定“猥亵”行为,必须综合考虑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通常具有刺激、满足性欲的动机,客观上须为足以刺激或者满足性欲,并冒犯普通公民性羞耻心或者引起其厌恶感的行为;判断是否系“猥亵”,应当考虑行为所侵害的身体部位是否具有性象征意义。这一双重要素结构,为辩方提供了两个独立的攻击点:主观上的性目的,客观上的性意义。

性目的的证明困境与辩护机会并存。张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18-1-185-001)中,被告人辩称隔着裤子拽被害人生殖器系为提醒其集中注意力,法院以“对未成年学生的教育提醒不会也不应采取该方式”为由否定该辩解。此一反证逻辑恰划出了辩护边界:行为能被照护、医疗、体育指导、纪律管理、嬉闹等中性目的合理解释时,控方须进一步证明性目的;行为方式已明显偏离中性目的(针对生殖器、肛门、胸部的持续接触、要求脱衣、伴随性言语)时,辩解难以成立。故辩护重心不在对内心动机的空洞否认,而在“行为情境的证据化”——以在场人员、持续时长、身体部位、衣着状态、先后动作、事后表现、双方关系等外部事实,重建能够容纳中性目的的行为叙事。

需要强调的是,举证责任并不因被害人年幼而发生转移。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实践中常见的裁判表述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此种表述隐含的前提仍是控方已完成对性目的的证明。辩护人应当明确提出:在行为可由中性目的解释、且无其他证据指向性目的时,控方尚未完成对主观要素的证明,属于构成要件事实不清,而非“辩解不成立”。

(二)部位、方式与罪与非罪的量度

吴某某案同时提示,侵害身体部位的性质是判断的起点:行为侵害具有性象征意义以外的身体部位,比如脸部、背部、胳臂等,认定是否属于猥亵应当慎重。该案中,被告人亲吻八岁女童脸部的行为最终仍被认定为猥亵,其理由不在于部位本身,而在于结合其半年内多次抠摸其他女童隐私部位的整体事实,认定其主观上具有强烈的刺激、满足性欲动机,并非一般成年人对孩童喜爱之情的自然流露。这一论证结构对辩方极具启示:单次、公开、短暂、非隐私部位的接触,若缺乏整体语境的支持,原则上不应进入刑事评价;反之,一旦全案存在其他猥亵事实,轻微接触也会被“整体化”评价。故辩方在存在多节指控时,应坚决主张分节独立评价,阻断“以重带轻”的辐射效应。

张某案(入库编号:2026-14-1-185-001)进一步将量度标准细化为六项因素:部位隐私程度、猥亵方式、持续时间、特定时空环境、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实际造成伤害。据此可以整理出一份可用于个案的“降格清单”:隔衣接触、一次性的短暂触碰、发生在公开且随时可能被打断的场合、双方不存在特殊职责或信任关系、无身体损伤与心理诊断结论——上述因素累积越多,行为越接近治安违法而非犯罪。反之,采取强制手段、选择封闭空间、利用师生或监护关系、造成儿童行为异常或医学后果的,则倾向入罪。

(三)治安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分:降格辩护的规范依据

猥亵儿童并非一律入刑。《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25年修订,2026年1月1日施行)第五十二条规定,猥亵他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该条与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形成“行政—刑事”的双层规制:对不满十四周岁儿童的猥亵,在治安法上属从重处罚情形,在刑法上则须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

据此,辩护人可以提出“不构成犯罪”而非笼统的“无罪”主张,并将论证落点置于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主张在程序上对应两种处理:审查起诉阶段请求依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作出酌定不起诉;审判阶段请求宣告无罪或建议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相较于正面主张“事实不存在”,降格辩护不要求推翻被害儿童陈述,举证负担显著较轻,且在检察环节的接受度更高,应作为多数轻微案件的优先策略。

(四)隔空猥亵的入罪边界

网络隔空猥亵是近年来争议最集中的领域。案例库中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案例群:顾某军案(入库编号:2023-02-1-185-003)确认通过网络隔空猥亵可构成猥亵儿童罪;商某案(入库编号:2024-02-1-185-004)明确本罪构成要件不需要使用暴力、胁迫手段,行为人利用儿童身心发育不成熟、缺乏辨别是非能力的特点,以引诱手段隔空猥亵,表面自愿亦不影响定罪;杨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02-1-185-009)进一步指出,隔空猥亵不论儿童是否自愿、是否造成实际后果、是否有强制,均不影响犯罪成立;蒋某某案(入库编号:2023-02-1-185-005)、周某案(入库编号:2024-06-1-185-001)、周某案(入库编号:2025-14-1-185-005)则将“迫使或诱骗儿童做出淫秽动作”“诱骗幼女拍摄不雅照片”“向儿童播放淫秽视频、裸露自己私密部位”等非接触形态纳入本罪。

上述案例群看似封死了辩解空间,实则仍留有边界。柴某殿案(入库编号:2024-02-1-185-007)明确:鉴于隔空猥亵的非接触性特点,其危害程度与现实空间实施的猥亵相比情形更复杂,在认定罪与非罪、是否构成加重情节方面均需审慎,不宜一概入刑,亦不能简单以人数、次数满足三人或三次以上即认为构成加重情节;对于“猥亵儿童多次”,还应结合具体方式、手段、造成的危害后果综合评判,避免罪责刑不相适应;如在五年以下量刑足以罪责刑相适应的,可将多次索要裸露照片、视频作为入罪情节评价,不再重复评价为加重处罚情节。该案要旨是隔空类案件最重要的辩护依据。

据此可提炼四项辩点。其一,对象要件:本罪对象须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非接触性行为,除具备强制手段而可能构成强制猥亵罪外,不成立本罪,实务中对年龄临界者应重点核对行为时点与出生日期。其二,行为要件:单纯文字挑逗、发送非淫秽图片、要求穿着特定衣物、表达性暗示等,是否达到“猥亵”所需的性意义强度存在争辩空间;要求儿童暴露生殖器等隐私部位、实施淫秽动作并发送视频,则已越界。其三,目的与指向:图片系网络下载、他人转发或人工智能合成,未指向特定儿童,或行为人并未参与制作、索要而仅持有、观看的,不能当然认定其实施猥亵。其四,情节评价:即便成立犯罪,仍应依柴某殿案主张不升档,将“多次”限于真实、独立、可查证的次数,剔除重复计数与诱导性计数。

(五)年龄、身份与追诉时效的技术性抗辩

年龄是本罪最容易被忽略的客观要件。辩护人应调取户籍证明、出生医学证明、学籍档案,核对行为发生时被害人是否已满十四周岁;对于户籍登记与实际出生不符、农历与公历换算错误、跨年度报案导致时点模糊的案件,可申请骨龄鉴定或调取疫苗接诊、入园入学等第三方记录。此类抗辩不涉及对被害人的道德评价,程序上最为“干净”,却往往能直接改变案件定性。

追诉时效应作为陈案辩护的第一道工序。猥亵儿童罪基本档“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定最高刑为五年,属刑法第八十七条第(二)项“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情形,追诉期限为十年;具备第三款加重情节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属第(三)项,追诉期限为十五年。多次猥亵属连续犯,期限自最后一次行为终了之日起算;期限内又犯罪的,前罪期限从后罪之日起重新计算。刑法第八十八条须同时具备合法立案与逃避侦查两个条件,单纯未被抓获、外出务工、未变更身份,不构成时效延长。行为跨越2021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日的,依从旧兼从轻原则分段评价:修正前第二百三十七条未将“多次”列为独立升档事由(辛某元案,入库编号:2024-02-1-185-012,即因行为发生于修正案施行前而适用2015年修正的刑法)。

三、证据审查:无罪辩护的中心环节

实体认定决定“能不能辩”,证据审查则决定“辩不辩得动”。此类案件的证据体系由被害儿童陈述、父母或其他证人证言、医学与痕迹证据、电子数据、发破案经过五部分构成,其中前两部分属言词证据,后三部分属客观或准客观证据。有效的辩护不是对全部证据平均用力,而是找出关键环节并使之松动:所谓关键环节,是指一旦被否定或被削弱、指控体系即难以成立的那一环。

(一)被害儿童陈述的审查要点

第一,取证程序。高检发〔2023〕4号第二十四条要求,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录音录像的声音、图像应当清晰稳定,被询问人面部应当清楚可辨,能够真实反映其回答询问的状态。审查要点包括:询问人是否为具备未成年人办案经验的侦查人员;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是否到场;是否分别、单独询问;是否遵循“一次询问”原则,避免反复询问造成记忆污染;录音录像是否完整、连续、无中断与剪辑。张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18-1-185-001)是程序审查产生实效的典型:该案被害人陈述笔录存在取证不及时、询问时面部被部分遮挡、第二份笔录缺乏同步录音录像等不规范情形,法院据此认为“一定程度影响对被害人陈述真实性的判断”,并最终对长期多次猥亵的指控不予认定。此案的方法论价值在于——程序瑕疵未必导致证据排除,但足以使特定“节”的证明力降至不足以定罪的水平。辩护人应将程序瑕疵与具体指控节一一对应,而非笼统主张“取证违法”。

第二,内容品质。可操作的三项指标是:年龄适配性、非亲历不可知细节、稳定性。年龄适配性要求陈述的语言、认知、关注点与被害人年龄相符。蒋某华案(入库编号:2025-14-1-185-004)中,三名被害儿童分别为三至四岁,法院以“已具备一定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相关细节非亲历不能描述”为由采信其陈述。辩护人在此类低龄案件中应引入儿童心理学视角,质疑所谓“非亲历不可知”的判断:低龄儿童极易受提问方式暗示,对时间、次数、顺序的叙述高度不稳定,却能准确复述成人反复教过的“脚本”。非亲历不可知细节则应严格界定为与性侵害核心相关的、常人无从知悉的细节(如身体特征、特定动作、特定言语),而非“老师叫我到办公室”这类中性事实。稳定性不是要求多次陈述字面一致,而是核心情节的实质一致;反之,若首次陈述笼统、后续陈述逐步“增殖”出越来越丰富的细节,恰恰是应当质疑的形态。

第三,来源污染。这是实务中最具现实意义、却最少被系统论证的辩点。污染源至少有四:其一,家长的“预演”,即报案前反复追问、诱导性提问、代为整理叙述;其二,同伴群体的交叉感染,尤其在校园、托管机构集体排查中,儿童之间的相互模仿与“故事共享”;其三,维权群组与网络模板,家长在群内交流后形成统一口径;其四,侦查人员的指证与诱证,包括照片排列暗示、单一指认、以“是不是他”代替“是谁”。林某连案(入库编号:2023-02-1-185-001)中,法院以家长组建微信群沟通“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聊天记录显示有家长提出为孩子声誉考虑应慎重控告为由,否定了串通诬告的辩解。该案说理提示,辩方仅主张“家长曾串联”不足以动摇证据,必须进一步证明串联导致了具体陈述内容的同质化,即以时间线与内容比对锁定污染。

第四,证明力边界。低龄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天然受限,需其他证据补强;这一补强要求并不因案件性质特殊而免除,只是补强的方式可以多样。辩护人应明确主张:被害儿童陈述属于需要补强的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依据;父母证言若仅系转述儿童所言,属传来陈述,不具有独立补强功能,其真正价值仅在于证明“儿童何时以何状态披露”,而非“侵害是否发生”。蒋某华案中,法院采信父母证言的理由是其“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儿童身体、心理异常”“儿童更愿意对父母表达”,这一理由本身即表明父母证言的定位是发现异常的旁证,而非犯罪事实的独立证明。

(二)印证规则的运用与对指控情节的分项质证

印证是我国刑事证明的基本方法,但在性侵儿童案件中极易被误用为“数量叠加”。真正的印证须满足两项条件:证据来源独立,且指向同一的具体事实。据此可以识别三类“假印证”:其一,同一来源的重复,如被害人向母亲陈述、母亲再向侦查人员陈述,三者实为一个信息源;其二,概括性事实的印证,如多名被害人一致陈述“老师摸过我们”,但时间、地点、方式各不相同,只能印证“存在不当接触”,不能印证“多次猥亵”的次数与形态;其三,循环印证,即侦查机关先向证人透露案情,再取得“一致”的证言。

对指控情节作分项质证,是印证规则在辩护中的具体运用。张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18-1-185-001)提供了范本:控方指控两个时段、两个层次的猥亵事实,法院对2023年4月8日、15日两节,以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自认、奶奶证言相互印证为由予以认定;对“长期多次”一节,则以仅有被害人陈述、缺乏非亲历不可知细节、关于开始时间与补课时间及家中人员的前后陈述矛盾、与奶奶证言相互矛盾为由,认定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进而否定“多次”这一升档情节。该案最终刑期为二年六个月,与五年以上的升档指控相差悬殊。可见,在无法推翻全部指控的案件中,将火力集中于“次数”“人数”“持续时间”等可分割的情节,其边际收益远高于全面否认。

与之相对,左某案(入库编号:2023-02-1-185-004)展示了印证闭合时的困境:被害人陈述与监控视频(尾随进入办公室、衣衫下摆卷起、出门后闻手)、DNA鉴定(额头检出被告人分型)、网购玩具记录、证人证言形成五组印证,法院以“正面证真、反面证伪”的方法认定犯罪成立。该案提示,一旦客观证据形成闭合,辩护的重心必须转向“对客观证据的解释”,例如“闻手”可解释为气味或出汗,“衣衫下摆卷起”可解释为整理衣物,DNA仅能证明接触而非性接触。解释的可能性越多、越自然,闭合度就越低。

(三)“零口供”案件的辩方逆向清单

案例库中“零口供”案件占比可观:林某连案(2023-02-1-185-001)、林某某案(2023-02-1-185-006)、唐某清案(2024-02-1-185-008)、刘某某案(2025-07-1-185-002)。法院的审查清单高度一致:发破案经过是否自然、被害人及其家长有无诬告动机、陈述是否符合年龄与认知、各被害人陈述能否相互印证、被告人的辩解是否具有合理性。刘某某案中,法院还特别指出,被告人侦查阶段供述有同步录音录像证实,审理阶段翻供不具合理性。

辩方应据此编制“逆向清单”,逐项检验控方论证:报案时间是否与家庭纠纷、抚养权争夺、索赔、学校处分等事件重合;首次披露是否有第三人在场并主导提问;陈述内容是否随询问次数递增;被害人对与性侵害无关的细节(如当天衣着、课程内容)记忆超常,而对核心细节(顺序、次数、部位)表述模糊;指认程序是否存在暗示(单一照片、多人混杂比例失衡、事先告知嫌疑人身份);是否存在以“不起诉”“赔偿”换取陈述的情形。上述任一项成立,均可在辩护词中转化为“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

(四)客观证据的两面性

医学证据最易被误读。蒋某华案中,三名被害人的检查结果均为“幼女外阴、小阴唇略红肿,处女膜未见新鲜裂伤,未见血迹,诊断:外阴炎”,鉴定意见为所受损伤尚不构成轻微伤。此类结论既不能证明猥亵发生,也不能排除猥亵发生,其证明力取决于鉴别诊断是否充分。辩护人应调取原始病历与检验记录,就外阴炎的常见成因(卫生习惯、蛲虫感染、湿疹、衣物摩擦)提出质疑,并要求鉴定人出庭说明检验方法与结论边界。

电子数据是隔空猥亵案件的核心证据,其审查要点包括:原始存储介质是否随案移送、提取过程是否制作笔录并校验完整性、账号与实际使用人的对应关系(未成年人常借用家长手机、账号可能被多人共用)、聊天记录是否完整连续(有无选择性截取)、图片视频是否经过编辑或系网络图片、时间戳是否可信。上述任一环节缺失,均足以使“谁在何时向谁发送了什么”这一基本事实陷入不确定。

(五)证明标准:从“存在疑点”到“替代解释”

《性侵意见》第二十九条明确,认定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张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18-1-185-001)进一步指出,既要考虑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和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也要结合经验常识,注重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和逻辑分析,同时避免机械理解适用印证证明模式。这一表述对辩方极为有利:它否定了“只要有被害人陈述加少量旁证即可定罪”的简单化做法。

在论证技术上,辩方应避免停留于“本案存在疑点”的笼统表述,而应提出一个完整的“替代解释”,并使该解释与在案证据相容。例如:儿童的外阴炎系卫生习惯所致而非行为造成;儿童所述“被摸”系对体罚、体检、嬉闹的误记;家长因与机构存在退费纠纷而报案;被告人的接触发生在救助、制止打闹等情境。替代解释越具体、越能与客观证据对接,排除合理怀疑的论证就越有力。左某案二审所采用的“正面证真、反面证伪”方法,辩方同样可以反向使用:逐一证伪控方的每一项印证,指出其证明方向的不唯一性。

四、程序与量刑:出罪事由与情节拆解

(一)程序性出罪

程序性出罪包括三种形态。其一,追诉时效届满,依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第二项终止审理或宣告无罪,具体计算方法已如前述。其二,情节显著轻微,依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不认为是犯罪,对应酌定不起诉或无罪判决。其三,主体或对象要件不符,如被害人行为时已满十四周岁、行为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三种形态均不涉及对被害儿童陈述真实性的正面否定,程序上争议最小,应优先审查。

(二)升档情节的逐项拆解

升档情节是此类案件量刑的分水岭,也是无罪辩护退守时最值得争夺的阵地。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列举四项: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聚众猥亵儿童,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

关于“多次”,应坚持三个限定:其一,次数以独立、完整的猥亵行为为单位,同一时空内连续实施的一系列动作,属于一次行为的组成部分,不得切分计数;其二,次数须有证据支撑,仅有概括性陈述而无时间、地点、方式的具体描述,不能计入;其三,隔空猥亵的次数认定应更为审慎,柴某殿案已明确不得简单以三次以上即升档。

关于“公共场所当众”,案例库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认定:教室(吴某某案,2023-02-1-185-007;田某某案,2025-14-1-185-002)、教师办公室与停车棚(李某海案,2023-02-1-185-002)、团体包乘的大巴车(田某某案)均属公共场所;“当众”不要求在场人员实际看到,只要行为处于在场多数人可能看到、随时可能发现的范围即可(卢某案,2024-02-1-185-010;唐某清案,2024-02-1-185-008)。辩护空间在于“可能性”的具体化:独立办公室且门已反锁、无人在场的时段、在场人员为无认知能力的婴幼儿、行为被物体完全遮蔽且无被发现可能——上述情形均可使“当众”不成立。需注意,田某某案对负有教育职责和特殊监护职责的人员,一天内二次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抚摸胸部与阴部的,认定为“情节恶劣”,故“当众”与“情节恶劣”须同时具备,辩护可分别攻击。

关于“手段恶劣”,陆某存案(入库编号:2025-02-1-185-001)明确,以生殖器侵入肛门等方式实施猥亵的,应认定为“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在五年以上幅度内裁量;高某水、刘某一案(入库编号:2024-02-1-185-002)亦将口交、肛交列为加重情形。辩护应严格界定“侵入式”的医学与事实含义,避免将一般接触扩张解释为侵入;对未遂、未实际插入、仅有接触的情形,应主张不适用该项。

关于“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须有医学诊断、心理评估与因果关系证明。实践中常以“行为异常”“不愿上学”“夜间惊醒”作为后果,辩护应要求提供专业评估,并排除家庭变故、学业压力等竞争性原因。

(三)罪数与附随后果

罪数争点集中在三类情形。其一,强奸与猥亵并存。袁某生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2)明确,针对同一幼女多次实施性侵,在强奸行为之外的时间、空间又实施猥亵的,不应认为猥亵是强奸的一部分,应以强奸罪与猥亵儿童罪并罚;辩护应主张同一时空、同一目的下的连续动作属一行为,不另罪。其二,隔空猥亵与后续强奸。隋某宇案(入库编号:2024-18-1-182-002)明确,线上隔空猥亵后以散布私密照片相要挟强迫发生性关系的,构成两个独立犯罪;辩方可争猥亵系强奸的预备或手段行为而主张吸收。其三,拍摄、传播与猥亵。于某杨案(入库编号:2024-04-1-185-001)明确,拍摄制作淫秽照片并配文传播牟利、造成被害人身份信息扩散的,同时构成侮辱罪与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应择一重罪与猥亵儿童罪并罚;辩方应审查“牟利目的”与“身份扩散”两个加重要素。

附随后果同样值得争取。王某显案(入库编号:2024-02-1-185-001)确立,对教职员工实施性侵害等犯罪,不论是否利用职业便利,均应判决从业禁止,且不受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三年至五年期限的限制;张某某案(2024-18-1-185-001)确认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家教属教职员工;赵某明案(入库编号:2024-02-1-185-006)、程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02-1-185-003)则将托管机构从业人员纳入。辩护空间在于主体资格:保安、保洁、志愿者、临时照料人是否属于“教职员工”或“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应作严格解释;蒋某华系幼儿园聘任保安,判决未涉从业禁止,即为例证。此外,禁止期限与职业范围的具体化,亦应避免过度扩张至与未成年人完全无关的岗位。

(四)认罪认罚与自首的时机管理

叶某林案(入库编号:2024-02-1-185-011)明确,被告人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故意毁灭关键证据再前往投案,虽形式上符合投案条件,但实质上系毁灭证据、逃避侦查和审判,缺乏主动性、自愿性,不构成自首。辛某元案(入库编号:2024-02-1-185-012)则表明,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并非“一律”从宽,对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的案件,认罪认罚不足以从宽。两案共同提示:技术性投案与形式认罪的收益极为有限,辩护人不应将其作为首选策略。

更重要的是伦理与法律边界。辩护人不得建议、协助被告人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否则可能触及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亦违反律师执业规范。正确的做法是:在关键证据已被固定、辩解空间收窄后,及时转入“如实供述+赔偿+心理干预+社会支持”的止损路径,并就量刑幅度、缓刑可能、附随后果与被告人充分沟通。

此外,辩护人不得自行接触被害儿童及其家属,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其陈述;需要核实的事实,应通过申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据,或依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向有关单位、证人取证并注意程序留痕。对涉及未成年人身份的信息,应严格保密,避免在辩护词、媒体发言中披露可识别信息。

五、操作流程与文书要点

第一,接案评估“六问”:被害人行为时是否满十四周岁;指控行为的时间、地点、次数能否具体化;直接证据之外是否存在监控、痕迹、电子数据;发破案经过是否自然,报案人与被告人有无利益冲突;被告人此前有无陈述,陈述内容是否已固定;行为是否跨越2021年3月1日。六问的答案决定辩护方向:前两问指向对象与行为要件,第三、四问指向证据结构,第五问关系到能否就不同事实分别作出解释,第六问指向法律适用。

第二,侦查阶段“五事”:第一时间会见并完整记录被告人的原始叙述,避免其在不同场合作出不一致的表述;申请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完整监控,而非侦查机关截取的片段;申请调取历次询问的同步录音录像及接处警登记;固定能够解释行为的语境证据(排班表、在场人员、通话记录、就医记录);书面提示被告人家属不得接触被害人及其家属。

第三,审查起诉阶段“四查”:查询问笔录的时间序列与内容增量;查录音录像的完整性与面部可辨性;查鉴定意见的检验方法与结论边界;查电子数据的提取笔录与完整性校验。据此撰写法律意见书,结构为“事实层—证据层—法律层—处理建议”,每一层均须落到具体页码、具体证据,避免概括论断。

第四,庭审阶段的技术要点:对被害人陈述的质证,应以书面异议方式指出具体的程序瑕疵与内容矛盾,避免对儿童进行直接对质;对鉴定意见,可申请鉴定人出庭并聘请专家辅助人;对电子数据,应要求出示原始载体并当场校验;对“当众”“多次”等升档情节,应逐项要求控方举证,阻断以概括性陈述代替具体证明。

第五,辩护词采“三段递进”结构:第一段论“不存在”——以时间、空间、能力、动机等客观条件排除作案可能;第二段论“不可证”——以陈述的取证瑕疵、内容矛盾、印证缺失论证指控未达证明标准;第三段论“不应罚”——以构成要件的规范限缩、但书条款、追诉时效主张不构成犯罪或不应追究。三段之间为递进而非并列,前段成立即无须展开后段,以便在庭审中保留调整余地。

六、结 语

猥亵儿童罪的无罪辩护,本质上是一场在极窄空间内进行的规范之辩与证据之辩。案例库三十三件入库案例所提供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实体上,紧抓“性目的”与“性意义”两个要件,把行为还原为情境;证据上,把“印证”拆成来源与指向,把“陈述”拆成程序与内容;程序上,把时效与但书放在最前;姿态上,就不同事实分别作出解释,而非一概否认,就指控情节逐项质证,而非笼统对抗。

同时必须承认,无罪辩护的边界由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原则划定。辩护人可以质疑证据、限缩规范、主张时效,但不能以牺牲儿童的程序尊严为代价;可以要求控方举证,但不能干扰被害人的正常生活;可以为被告人争取最有利的结果,但不能突破职业伦理与法律底线。真正专业的辩护,不是把每一件案件都辩成无罪,而是在每一件案件中准确判断哪一个层面的辩护能够成立,并据此给出与事实、证据和法律相称的结论。这既是辩护技术的成熟标志,也是刑事辩护在未成年人保护时代应当保有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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