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强制猥亵罪是刑法第四章中构成要件最具开放性、司法适用边界扩张最快的罪名之一。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本罪的行为对象由“妇女”修改为“他人”,同时保留“侮辱妇女”的表述,使这一条款从专属性权利的特别保护,转变为对一切自然人性自主权的普通保护。此后,随着网络社交的普及和惩治性侵犯罪力度的加大,隔空猥亵、诊疗猥亵、迷药猥亵、利用封建迷信猥亵等案件不断进入司法视野,本罪的处罚范围随之明显前移。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相关入库案例,既呈现了司法机关的裁判尺度,也为辩护人识别入罪的边界提供了权威坐标。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以十五件入库案例为样本,从构成要件、强制程度、对象与主体、罪数竞合、证据审查五个层面,梳理无罪辩护可以着力之处。需要说明的是,无罪辩护并非对事实的一概否认,而是把指控中那些看似不言自明的判断,重新还原为需要逐项证明的命题。
强制猥亵罪保护的是公民的性自主权与性羞耻心,前者指向是否发生性关联、以何种方式发生性关联的自我决定,后者指向性行为不被他人强行观看、强行感知的人格利益。与强奸罪不同,本罪不以性交为内容,其行为方式在规范上呈现开放结构,凡是足以侵害上述法益、具有性的意味的身体接触或者性意味支配,均可能纳入“猥亵”的外延。正因为外延开放,本罪的入罪门槛并不依赖危害后果,而是依赖行为方式与强制手段的评价。这一点决定了辩护的基本方法,即不能寄望于“后果不严重”来否定犯罪,只能回到构成要件的每一个要素上,逐项检验指控能否成立。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方式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暴力是直接对身体施加有形力以压制反抗,胁迫是以恶害相通告使被害人不敢反抗,其他方法则是与暴力、胁迫具有等价性的手段,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者不知反抗。三种方式共同的实质,是行为人以某种手段切断了被害人依其自由意志拒绝或者退出的可能。区某生强制侮辱案(入库编号2023-05-1-184-001)在论述罪与非罪的界限时特别指出,本罪罪状虽不要求“情节严重”,但根据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以及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相衔接的需要,仍要从情节要素特别是强制程度方面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这一表述为辩护提供了规范支点,强制程度不是量刑的附属情节,而是构成要件本身的组成部分。
猥亵在客观上须具有性的意味,通常表现为触碰、抚摸、搂抱性敏感部位,或者迫使他人暴露隐私部位、实施淫秽动作供自己观看。日常生活中的握手、搀扶、拍肩、理发、按摩中的一般接触,纵有身体接触也不具有性的意味,不能评价为猥亵。量的方面则须达到侵害性羞耻心的相当程度,判断时应当结合接触部位、是否隔衣、持续时间、实施次数、被害人的即时反应以及双方的关系状态。同一动作在不同情境中意义并不相同,诊疗中的触诊、护理中的清洁、体育训练中的纠正姿势,只有明显超出该情境的规范要求,才可能进入刑法评价。辩护中对“质”的否定,往往比否定“强制”更为有效,因为它直接否定构成要件行为的存在,而不必陷入双方各执一词的意志之争。
本罪在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出于刺激或者满足性欲的目的。司法实践虽未一律要求在裁判文书中明确表述该目的,但从行为方式、选择部位、言语内容、事后表现推断性目的,仍是普遍做法。目的要素的意义在于排除那些虽有接触但目的另有所指的情形,例如出于报复、戏弄、羞辱而实施的下流动作,若不具备性的意味,可能构成侮辱罪或者强制侮辱罪;出于诊疗、护理、搜查、惩戒目的且在规范范围内的行为,则根本不具备本罪的主观要件。区某生案关于强制侮辱与强制猥亵具有关联性与相当性的论述,正是从目的与法益的双重角度划定两罪边界的。
隔空猥亵是本罪适用范围扩张最显著的领域。张某某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02-1-184-001)认定,行为人以持有被害人隐私部位视频相威胁,迫使未成年被害人网络裸聊并自慰供其观看,虽无实际肢体接触,但采用胁迫方式对被害人形成精神强制,对身心造成严重伤害,符合强制猥亵罪的构成要件。李某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14-1-184-001)进一步明确,在网络视频聊天中强制被害人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虽然未接触身体,但行为实质及社会危害与传统猥亵并无差异,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猥亵。
这两件案例同时为辩护划出了三条边界。其一,胁迫必须真实且足以形成精神强制。李某案中,第一次裸聊系以支付三千元为对价的约定,行为人事后并未付款,法院认定犯罪主要立足于其后以散布裸照相威胁的两次裸聊,这说明单纯以金钱邀约、诱导参与的网络性表演,并不当然构成强制猥亵。辩护应当审查威胁的内容是否特定、是否具有现实实现可能、被害人是否有拒绝或者退出的实际空间,以及被害人的配合是否出于对价、好奇或者情感依附而非恐惧。其二,行为内容须达到与身体接触相当的性意味强度。迫使被害人暴露生殖器、实施自慰或者性行为动作供观看,具有明显的性意味支配;单纯的文字挑逗、发送色情图片、语音骚扰,通常不具备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可能构成治安违法或者其他罪名。其三,成年人在无强制情形下自愿参与的裸聊,不构成本罪,行为人的录制、传播行为应另按传播淫秽物品类罪名评价,不能以本罪替代。辩护中常见的问题是控方将“与未成年人裸聊”本身等同于猥亵,回避了强制手段与性意味程度的证明,这正是可以攻击的薄弱环节。
王某合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02-1-184-003)确立了此类案件的判断标准。该案被告人系医院内科医生,在为学生进行内科体检时以检查需要为名要求脱去内裤、触摸阴部。法院认为,医务工作者的诊疗行为具有专业性和规范性,病患通常会听从医务工作者指示,利用此种情境下被害人不知反抗之机实施猥亵,属于以“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判断的关键在于行为是否属于职责范围内的正常诊疗行为、是否系诊疗所必需,该案以医院出具的体检内科检查常规以及相关证人证言证明,内科检查不涉及阴部检查,即使检查腹股沟浅表淋巴结也可穿着内裤。这一标准对辩护极为有利,因为它把争议从难以证明的主观目的,转移到可以查证的客观规范之上。
据此,诊疗类案件的辩护应当围绕三组证据展开。第一组是规范证据,包括诊疗常规、技术操作规范、科室操作规程、病历与检查记录,用以说明涉案接触属于规范允许的必要检查,或者至少处于规范未禁止的模糊地带。第二组是程序证据,包括是否履行告知义务、是否有第三人在场、是否在专门检查室进行、是否按性别安排陪检人员,用以说明行为未脱离诊疗情境。第三组是目的证据,包括检查的时机、顺序、持续时间、有无与检查无关的言语或者动作、有无反复要求同一被害人单独检查,用以反驳追求性刺激的指控。必要时可以申请医学专家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检查的必要性与规范性发表意见。吴某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5-02-1-183-001)则提示另一侧面,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亲属受监护人委托、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并事实上负有照顾保护职责的,属于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看护期间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即使由未成年人主动提出,也构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辩护时应当先审查委托关系与共同生活事实是否成立,若照护关系并不存在,该罪的主体前提即告落空;对其中趁熟睡实施抚摸的部分,则应回到强制要件的证明。
实践中还有一类案件,指控的事实与在案证据之间存在错位,例如被害人指认的施害人身份不能确认、监控显示的时间地点与指控不符、被害人的陈述在关键细节上前后矛盾、多人混杂接触中无法确定具体行为人。此类情形的辩护不必进入意志与目的的争论,只需指出构成要件行为缺乏确定证明,即可动摇定罪基础。
强制是本罪的核心要素,其功能在于排除被害人的自由决定。因此,指控必须证明行为人的手段达到了使被害人不能、不敢或者不知反抗的程度,并且该手段与猥亵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联。若被害人尚能自由离开、呼救、求助而未呼救,或者行为人一经被害人斥责、推开即停止,则强制程度是否达到入罪标准,存在实质疑问。王某炜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5-07-1-184-001)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样本。被告人在轨道交通车厢内先后触摸两名女性胸部,被害人通过身体前倾后仰多次躲避并起身离开,法院认定其利用车厢拥挤、不易察觉、较难避让的客观条件和女性当众羞于反抗的心理特点,构成强制猥亵罪,但仅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该案一方面说明,利用被害人不敢声张的心理可以替代显性暴力而成立“胁迫”,另一方面也说明,强制程度较低的案件在量刑上应得到相应反映。辩护据此可以主张,行为仅属瞬间接触、被害人可以轻易摆脱、未造成任何后果的,依刑法第十三条但书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宜作行政处罚而非定罪。
魏某亮强奸、强制猥亵、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4)提供了利用封建迷信实施性侵的定性规则。被告人编造被害人有“煞气”、须与其发生性关系方能“去煞”的谎言,使被害人深信不疑而同意发生性关系,法院认定这种同意系因错误认识而生,看似自愿实质有违真实意志,属于以其他手段强奸妇女;对另一被害人以“化煞”需取性器官分泌物“做法”为名实施猥亵,另构成强制猥亵罪。
此类案件的辩护必须抓住一个界限,即法益关系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区分。被害人若对正在发生的行为性质、行为对象、行为方式有真实认知,仅仅因为求财、求感情、求消灾、求升学等动机而同意,属于动机错误,不阻却同意的效力;只有当欺骗使被害人对“正在发生什么”发生错误认识,使其在不知真相的状态下处分了性法益,同意才归于无效。魏某亮案中,被害人误信性交系“去煞”的必要方式,法院正是从行为意义被扭曲的角度否定同意。辩护应当围绕四点展开,一是欺骗的具体内容是否涉及行为本身的性质或者方式,二是被害人的年龄、智力、教育程度与认知能力,三是被害人是否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四是欺骗与同意之间是否存在其他介入因素。若行为人只是许诺给付金钱、承诺结婚、虚构身份职业,被害人对此虽有误解但清楚性行为的性质,通常不应认定为强制。
有效的同意须由具有性自决能力的人在充分认知下作出,可以明示也可以默示,可以事前作出也可以在过程中撤回。同意的范围具有限定性,同意亲吻不等于同意抚摸性器官,同意一次性行为不等于同意反复发生。审查同意时,应特别注意关系状态、交往过程、沟通记录以及被害人在场时的具体言行。需要强调的是,事后谅解、赔偿、和解并不改变构成要件该当性,只影响量刑。区某生案中,被告人家属赔偿七万五千元并取得谅解,法院据此酌情从轻,但从未据此否定犯罪成立。辩护不可本末倒置,以谅解推定同意,也不能因为存在谅解而放弃对构成要件的攻击。
猥亵儿童罪与强制猥亵罪的分界在于年龄,对不满十四周岁儿童实施猥亵,不以强制为要件;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猥亵,仍须具备强制手段。张某某案、李某案、邱某杏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5-14-1-184-001)均涉及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法院在量刑上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但定罪仍以强制手段为前提。辩护应审查三方面内容,一是年龄证据的可靠性,包括户籍登记、出生医学证明、学籍材料以及必要的骨龄鉴定,注意户籍登记与实际出生时间不一致的情形;二是行为人对年龄的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包括其与被害人的交往深度、是否被告知年龄、被害人的体貌与着装特征;三是双方年龄差距与交往的自愿程度,对于年龄相近、交往公开、关系存续期间被害人主动参与的情形,应当严格排除强制猥亵的成立。
吴某某案确立的判断方法是实质判断而非形式判断,即受监护人委托、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事实上负有照顾保护职责,三者兼具方可认定。辩护应当逐一核查委托的内容与范围、委托是否真实存在、共同生活是否持续、照护是否涉及生活与学习的日常管理、行为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若行为人只是临时接送、偶尔照看、短期借住,不宜认定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该罪名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强制猥亵罪并罚时将显著提高刑罚总量,因此身份抗辩具有独立的辩护价值,不能与行为抗辩混为一谈。
袁某胜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02-1-184-002)明确,对无性防卫能力者实施猥亵,无需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方法即构成强制猥亵罪。这一规则将证明重心从强制手段转移到被害人的性防卫能力,因而鉴定意见成为辩护的主战场。审查鉴定意见应当注意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的资质、鉴定的启动程序是否合法、鉴定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充分、鉴定方法与诊断标准是否科学、鉴定时点与案发时间的间隔。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缓解期、间歇性精神病人在非发病期、轻度智力障碍者,仍可能保有相当的辨认与自控能力,不能仅凭诊断结论一概认定无性防卫能力。辩护可以申请重新鉴定、申请鉴定人出庭说明,或者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方法提出意见。同时还应审查案发时被害人的实际表现,若其能够明确表达拒绝、呼救、事后陈述清晰完整,则与“无性防卫能力”的结论存在冲突,这种冲突本身即构成合理怀疑。
王某华绑架、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02-1-187-001)就“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认定提供了方法,即结合既往病史、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以及案发时的作案目的、动机、方式、过程和案发前后表现综合判断。该案被告人系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发病期,持剪刀劫持人质、索要财物、刺伤被害人并实施猥亵,法院认定其一定程度上知晓行为及后果,属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辩护在此类案件中应当把握两个方向。其一,若行为时辨认或者控制能力完全丧失,依法不构成犯罪,应推动转入强制医疗程序,这属于无罪辩护的极端形态。其二,若鉴定结论为限定责任能力,则应主张依法从宽,并结合具体情节争取减轻处罚,不能因罪行严重而虚化从宽规定。审查时须注意鉴定意见对“作案时”状态的判断依据,避免以案发后的诊断反推案发时的状态。
主观目的不能靠推定替代证明。辩护应当从客观事实中寻找反向证据,包括接触的具体部位是否为性敏感区域、动作是否具有性的意味、有无伴随的言语与表情、是否在公开可被观察的场合实施、行为人是否因被害人斥责而立即停止并表现出尴尬或者道歉、双方此前的关系与交往内容。郑某峰强制猥亵、组织淫秽表演、引诱、介绍卖淫案(入库编号2024-02-1-184-004)中,行为人趁多名男性未成年人醉酒熟睡之机实施猥亵,其行为方式与选择对象的特定性足以反映性目的;反之,若接触发生在嬉闹、惩戒、搜身、护理等情境,且动作与情境目的相吻合,则应否定性目的的存在。目的抗辩的意义还在于改变罪名,若行为人出于羞辱、报复的目的实施下流动作而不具性的意味,依区某生案确立的位阶关系,可能仅构成强制侮辱罪,从而在量刑上获得更低评价。
区某生案明确指出,要将强制猥亵、侮辱的行为与一般猥亵、侮辱的行为区别开来,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这一界限的实质是强制程度与情节轻重的综合评价。辩护可以从以下事实入手,行为系初次实施、持续时间极短、隔衣接触、未触及性敏感部位、经制止即时停止、未造成任何身心后果、双方系熟人且事后达成谅解、行为人无性犯罪前科。上述事实组合起来,足以说明行为尚未达到应当动用刑罚的程度,宜由公安机关依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需要提醒的是,此类辩护不宜与事实否认同时提出,否则容易被视为自相矛盾;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先否定构成要件,再以“即使认定”的姿态提出情节显著轻微的备位主张。
区某生案的另一项贡献是厘清了强制侮辱与强制猥亵的关系。该案认为,强制侮辱罪与侮辱罪虽然都侵害人格尊严,但前者的“侮辱”应当理解为与“猥亵”具有关联性或者至少具有相当性,属于侵犯性权利、性健康的犯罪;强制猥亵强调人身的接触,将不具有人身接触特点但与猥亵具有同一性的下流行为解释为强制侮辱,可以维护法条的完整性与体系性;两罪之间存在一定的位阶关系,猥亵必然同时侮辱,但手段、情节略低于猥亵的,可以单独认定强制侮辱罪,在本罪法定刑幅度内再细分较轻的刑罚区间。该案被告人以散布隐私视频相要挟,威逼被害人拍摄裸照与自慰视频,多次以淫秽语言骚扰并发送淫秽照片,法院认定构成强制侮辱罪,未采纳辩护人提出的强制猥亵罪未遂的意见。这一裁判思路为无身体接触类案件提供了降格辩护的路径,即在承认行为具有性意味的前提下,主张其未达到猥亵的强度,仅构成强制侮辱,从而避免以猥亵论处所带来的量刑不利。
王某炜案确立了重要规则,对于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强制猥亵的,应当结合猥亵的身体部位、行为的持续时间、被害人的年龄、造成的危害后果、行为人是否具有性犯罪前科等因素综合评判应否升档量刑;对于情节较轻的,应将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作为是否入罪的因素考虑,而不再作为升档情节重复评价。该案被告人在地铁车厢内先后触摸两名女性胸部,法院据此仅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袁某胜案,该案认定居民小区花坛旁属于公共场所,行为时有其他多人在场、处于随时可能被发现的状态或者已被发现,构成当众猥亵,应依法加重处罚;郑某峰案亦认定列车车厢内有他人在场,具有公共场所当众猥亵情节,应对强制猥亵罪升档量刑。
辩护应当把握两条线索。其一,“公共场所”的认定虽有扩张,居民小区开放空间、校园、集体宿舍均可能纳入,但仍须具备多数人可以自由出入的涉众性,封闭的办公室、独立住宅、仅限特定人员进入的场所不应认定。其二,“当众”的核心是在场第三人能够感知,而不是单纯的空间开放。深夜无人的街角、仅有同案犯在场的房间、第三人距离遥远且视线受阻的场合,均不宜认定当众。审查时应当核对在场人数、第三人的位置与视线、有无遮挡物,并注意“当众”的证据往往依赖行为人供述与证人转述,传闻不能单独支撑升档。若升档情节不能成立,本罪法定刑即回落至五年以下,辩护空间随之扩大。
周某强奸、强制猥亵、抢劫案(入库编号2024-18-1-182-001)确立的区分标准是,针对同一被害人实施强奸后又实施强制猥亵,二行为之间间隔时间较长、空间发生变化的,不宜认为强制猥亵是强奸行为的延续,不能成立吸收犯,应当以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并罚。该案将整个犯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满足性欲而强迫口交并发生性关系,第二阶段为逃避侦查而将被害人带回家中清理痕迹,第三阶段再生欲望而强制猥亵,据此认定第三阶段系另起犯意。
辩护的方向与此相反并因此更为清晰。强奸过程中的口交、抚摸、亲吻等行为,只要服务于同一强奸犯意、在同一时空内连续实施,即属于强奸行为的手段或者组成部分,不应另行认定强制猥亵;否则任何强奸案件都可以拆解为数罪,违背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判断是否另起犯意,应当看行为是否已经终了、被害人是否已经脱离控制、行为人是否在新的动机支配下重新实施、两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时间中断与场所转换。周某案之所以并罚,关键在于强奸完成后行为人已着手清理现场、犯意一度中断,其后又因新的欲望重新实施。若案件事实不具备这些特征,并罚即缺乏基础。此外,对怀孕妇女实施强奸、猥亵从重处罚的规则,也提示量刑情节与罪数认定应当分开处理,不能以从重情节反推罪名成立。
王某等走私、贩卖毒品、强奸、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06-1-356-009)认定,走私、贩卖国家管制精神药品并利用精神药品迷奸、猥亵他人的,应当数罪并罚。该案被告人多次将三唑仑等药物溶入被害人饮料,待被害人失去意识后实施强奸、猥亵,并向同案人收取迷药费用,法院以走私、贩卖毒品罪、强奸罪、强制猥亵罪并罚,同时认定其主动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强奸、猥亵事实构成自首,揭发他人犯罪构成立功,在介绍他人购买毒品中系从犯。
此类案件的辩护应聚焦因果关系的证明。控方须证明投放的药物种类、剂量足以致被害人丧失意识,被害人的意识状态与该药物的药理作用、代谢时间相吻合,且猥亵或者性行为发生在意识丧失期间。辩护可以调取药物来源、购买记录、就诊记录与血药浓度检测,寻找药理与陈述之间的断裂。若行为人仅参与购买、介绍或者提供药物而未参与实行行为,不能以强奸、猥亵的共犯论处。若猥亵行为发生在被害人意识恢复之后并经其同意,则不能以药物致昏为由认定强制。此外,同一行为若同时触犯两罪,应按想象竞合一罪从重而非并罚。
邱某杏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5-14-1-184-001)就“其他恶劣情节”的认定确立了相当性标准,即与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的社会危害性、危害后果相当,并应结合猥亵行为的次数、对象、方式、后果综合判断。该案被告人具有猥亵前科,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多次实施猥亵,又将录制的裸聊视频与隐私照片发至三个未成年人QQ群,群人数近三四百人,暴露被害人身份,致其精神受创、辍学,法院据此认定属于其他恶劣情节,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辩护应当逐项检验相当性。传播范围的认定须有客观证据,群成员数量、群的性质、视频的传播路径、是否由被害人自行扩散,均影响评价;后果的认定须有因果关联,被害人的精神伤害与辍学是否直接源于传播行为,抑或另有家庭、学业原因,应有病历、心理咨询记录、学校证明支持;次数的认定须有明确的时间、地点与行为对应,不能以概括性陈述累计。前科劣迹只能作为量刑参考,不能作为认定情节恶劣的依据,更不能以“屡教不改”替代本次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若升档情节不能成立,法定刑回落至五年以下,量刑辩护随即获得实质空间。
性侵案件的事实认定高度依赖被害人陈述,但依赖不等于替代。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要求,只有被告人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有罪;反之,仅有被害人陈述而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同样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审查被害人陈述应当注意报案的时间与动机、询问的次数与顺序、陈述的形成过程、细节的稳定性、非亲历信息的混入、是否存在侦查人员的暗示或者引导。对于多名被害人陈述高度雷同的案件,尤其应当警惕陈述的“模板化”,因为真实的独立陈述通常在细节上存在差异,而经过交流、引导或者同一办案人反复询问的陈述,往往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18-1-220-001)是间接证据定案的典型样本。该案被告人仅承认盗窃,否认投放药物与抢劫、强奸、猥亵,法院依靠饭店监控、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医保卡购药记录与医院处方、电脑硬盘中为被害人拍摄的裸照与性行为视频、行为人犯罪后向他人炫耀以及搜索法律知识、咨询律师的记录,认定全案证据形成完整链条,能够相互印证。裁判要旨同时提出,运用间接证据推理应当符合逻辑和经验,确保证据真实、合法、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
辩护应当沿着这条标准反向拆解。第一,逐一审查每个间接证据的合法性与真实性,尤其是电脑硬盘加密分区的破解过程、视频与照片的提取笔录、原始存储介质的封存与校验。第二,审查证据之间的印证是否真实独立,若多名被害人的陈述均来自同一办案人、同一询问模板、同一辨认组织方式,其“相互印证”的证明力应大打折扣。第三,审查是否存在无法解释的疑问,例如被害人陈述的昏迷时间与药物代谢时间不符、视频拍摄时间与指控时间不一致、转账记录与指控金额不匹配。第四,审查辨认程序是否规范,辨认对象是否混杂、辨认人是否事先见过照片、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是否有所暗示。从“购买精神药品”到“投放药物”、从“拍摄裸照”到“实施猥亵”,每一环节都需要独立证据衔接,不能以整体印象替代逐环证明。
隔空猥亵、网络裸聊类案件的证据几乎全部是电子数据,其取证合法性直接决定案件成败。审查应当覆盖提取主体是否具备资质、原始存储介质是否封存、提取过程是否制作笔录并有见证人、是否计算完整性校验值、数据是否经过剪辑或者转码、账号与实际使用人的同一性是否得到印证。聊天记录只能证明账号之间的对话,不能当然证明屏幕背后的人就是被告人,须结合登录设备、绑定手机号、支付记录、IP地址、证人证言综合认定。裸聊视频的完整性尤为重要,若视频存在删减、拼接,或者无法确定拍摄时间,则不能证明指控的具体次数与内容。
邱某杏案提到被告人曾因猥亵女性被治安拘留,王某炜案将是否具有性犯罪前科作为升档量刑的考量因素。前科在量刑上具有意义,但不能用以证明本次行为的发生。辩护应当明确指出,品格证据不得替代构成要件的证明,更不能因行为人“一贯下流”而降低指控的证明标准。同理,被害人的衣着、职业、过往性经历与本案无关,控方若以此推论被害人“不会反抗”或者“自愿”,属于典型的偏见推论,应当坚决排除。
性防卫能力鉴定、精神状态鉴定、被害人伤情鉴定均属专门性问题,审查时须核对鉴定机构资质、鉴定人资格、检材来源、鉴定方法、鉴定时点与论证过程。辩护可以申请鉴定人出庭,就鉴定的依据与方法接受询问;也可以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对于仅凭门诊病历或者简单量表作出的性防卫能力结论,应当质疑其科学性;对于以案发后数月的精神状态推断案发时状态的鉴定,应当指出时间错位。
王某某强奸、猥亵儿童、强制猥亵、聚众淫乱案(入库编号2024-04-1-182-001)体现了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惩处的政策取向。该案被告人通过网络骗取幼女信任,取得裸照与裸体视频后以公开相威胁,将被害人带至宾馆、KTV实施奸淫、轮奸并猥亵多名未成年人,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死刑,与其余三罪并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裁判要旨指出,利用网络平台以交友、辅导、发红包、介绍明星等方式骗取未成年人信任后实施性侵的,危害面更广、危害性更大,应当依法严惩。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辩护更应当守住两条底线。其一,从严惩处不能替代构成要件的证明。罪数的区分、次数的认定、被害人年龄的核实、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的划分,仍需逐项证明。该案同时涉及强奸、猥亵儿童、强制猥亵、聚众淫乱四个罪名,各罪的成立条件并不相同,特别是聚众淫乱罪须有三人以上共同实施淫乱行为,不能以多次猥亵简单替代。其二,程序权利不因罪行严重而缩减。辩护权、质证权、申请回避与调取证据的权利、上诉与申诉的权利,均应得到保障。实务中较为可行的路径是,在否认关键事实的同时,围绕次数、人数、年龄、罪数与量刑情节展开精细辩护,并以认罪认罚、赔偿谅解争取从宽,避免以情绪化对抗取代法律论证。
强制猥亵案件的无罪辩护,本质上是把指控中那些被默认成立的判断重新还原为待证命题。第一层是行为,接触是否具有性的意味,是否达到猥亵的强度,无接触的网络行为是否具备与身体接触相当的侵害性。第二层是强制,手段是否达到了使被害人不能、不敢或者不知反抗的程度,欺骗是否触及法益关系而非仅触及动机。第三层是对象与主体,被害人的年龄是否查明,特殊职责人员的身份是否成立,性防卫能力与责任能力的鉴定是否可靠。第四层是罪数,强奸过程中的附随猥亵是否被重复评价,药物致昏案件中各行为是否真正独立。第五层是证据,被害人陈述是否得到独立印证,间接证据链条是否闭合,电子数据是否合法完整,前科是否被误用为定罪的证据。第六层是边界,轻微猥亵是否应由治安管理处罚处理,无接触的下流行为是否仅构成强制侮辱,公共场所当众是否被重复评价。十五件入库案例给出的启示并非如何从重处罚,而是入罪的每一道门槛都需要独立跨过。辩护人的工作,就是站在每一道门槛前,要求控方把脚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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