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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讲解“零口供”强制猥亵案件中能否依靠间接证据定罪— 以人民法院案例库相关入库案例为中心

2026-11-08 17:35 次阅读

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强制猥亵案件的证据结构具有先天的特殊性。行为多发生在私密空间,缺少目击证人,物证往往只有衣物、床单、监控片段一类的间接痕迹,能够直接描述行为过程的通常只有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一旦全面否认,案件即呈现“零口供”状态,控方所能依靠的只剩间接证据。司法实践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并不一致,有的以证据不足宣告无罪,有的则以间接证据形成链条为由定罪。究竟能否依靠间接证据定罪,答案并非简单的能与不能,而在于间接证据是否达到了法律要求的证明程度,以及辩护人能否沿着链条的每一环找出断裂。本文结合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相关入库案例,讨论这一问题的规范依据、证据类型、审查方法与辩护空间。

一、强制猥亵案件的证明障碍

(一)零口供并不等于无罪,也不等于有罪

“零口供”是实务中的习惯表述,指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拒不供认,或者仅承认较轻的事实而否认核心事实。它在法律上并不产生特殊效力。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第五十五条进一步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两句话构成一个完整的规范结构,口供既不是定罪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定罪的充足条件。真正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二)强制猥亵案件的证明难点

本罪的证明难点集中在四个方面。行为内容具有私密性,除被害人陈述外少有直接证据;行为方式具有多样性,触摸、搂抱、迫使暴露、迫使自慰,法律并未逐一列举;强制手段的强度需要在具体情境中评价,被害人不反抗可能是恐惧,也可能是同意;主观上要求性刺激目的,而目的只能从外部行为推断。四项难点叠加,使间接证据成为此类案件的主要证明手段,也使间接证据的审查成为辩护的主战场。需要强调的是,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而不是民事案件的高度可能性。间接证据即使使法官内心相信“多半是他所为”,只要仍存在具有现实基础的相反可能,就不能认定有罪。这一标准在零口供案件中尤其不能松动,因为此时没有被告人供述可供交叉检验,任何推定都可能被放大。

(三)间接证据定罪的法定条件

理论上通常将间接证据定罪的条件概括为三项。其一,每一份间接证据都须查证属实,具备合法性、真实性与关联性。其二,间接证据之间须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其三,由证据链条得出的结论须具有排他性,能够排除他人作案、被害人误认、行为系其他性质等合理可能。这三项条件在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18-1-220-001)的裁判要旨中被表述为,运用证据推理应当符合逻辑和经验,确保证据真实、合法且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这一表述虽未使用“排他性”一词,实质上已把排他性作为定罪的底线。

二、间接证据的基本类型与证明力

(一)电子数据与网络痕迹

隔空猥亵案件几乎完全依赖电子数据。张某某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02-1-184-001)中,行为人以持有被害人隐私部位视频相威胁,迫使其网络裸聊并自慰供观看;李某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14-1-184-001)中,行为人先以支付三千元为对价约定裸聊,其后以散布裸照相威胁迫使多次裸聊。此类案件的证据包括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视频文件、账号登录信息、设备信息。电子数据的证明力取决于三个环节,即账号与实际使用人的同一性、数据提取的完整性与原始性、数据内容的不可编辑性。聊天记录只能证明账号之间的对话,不能当然证明屏幕背后的人就是被告人;视频文件若无法确定生成时间与原始载体,便不能证明指控的具体次数与具体内容。

(二)视听资料与影像证据

监控录像、手机拍摄的裸照与性行为视频,是强制猥亵案件中证明力最强的间接证据。郑某峰强制猥亵、组织淫秽表演、引诱、介绍卖淫案(入库编号2024-02-1-184-004)中,行为人多次组织包含三名十四岁少年在内的多人通过网络直播进行淫秽表演,又趁多名少年醉酒熟睡之机实施猥亵,并在列车车厢内趁一名十七岁少年熟睡之际实施猥亵。此类案件的影像证据能够直接反映行为方式,但仍须解决拍摄时间、拍摄地点、被拍摄者身份、有无剪辑四个问题。尤其是原始存储介质的封存与完整性校验值,一旦缺失,影像的证明力将大幅下降。

(三)被害人陈述及其独立性

被害人陈述在性侵案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同样只是证据之一。审查时应当注意陈述的形成过程,包括报案时间与报案动机、询问的次数与间隔、首次陈述与后续陈述的差异、细节是否具体到不可替代的程度、有无侦查人员提示或者引导的痕迹。多名被害人陈述高度一致,表面上是最有力的印证,实际可能是最危险的印证。若几名被害人互不相识、分别报案、由不同办案人员询问,而陈述在关键细节上大体吻合,这种吻合才具有独立的证明价值;若陈述由同一办案人员按同一提纲反复询问,或者被害人之间曾就案情有过交流,则一致性本身需要被解释,而不能直接当作证明力。

(四)书证与鉴定意见

书证与鉴定意见往往决定案件的定性方向。王某合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02-1-184-003)中,法院以医院出具的体检内科检查常规以及相关证人证言证明,内科检查不涉及阴部检查,即使检查腹股沟浅表淋巴结也可穿着内裤,据此认定医生脱去体检对象内裤、触摸阴部的行为不属于正常诊疗,构成以其他方法强制猥亵。这里的书证实际上承担了界定行为性质的功能,其证明力来自规范本身的客观性。袁某胜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02-1-184-002)则依赖精神病鉴定,认定被害人案发时无性防卫能力,从而无须证明暴力胁迫即可构成本罪。鉴定意见一旦成为定罪基石,其资质、方法、材料与时间点就必须经受严格审查。

(五)行为倾向证据的边界

被告人的前科、生活作风、网络浏览记录、与多名异性的交往情况,常被用来证明其具有实施猥亵的倾向。邱某杏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5-14-1-184-001)提到被告人曾因猥亵女性被治安拘留,王某炜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5-07-1-184-001)将是否具有性犯罪前科作为升档量刑的考量因素。这些情节在量刑上具有意义,但不能用以证明本次行为的发生。以“一贯下流”推定“此次必为”,属于以品格证据替代构成要件证明,违背证据裁判原则。

三、间接证据定罪的五道关口

(一)合法性关口

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明力的前提。电子数据的提取主体、提取程序、原始介质封存、完整性校验,视听资料的制作过程与保管链条,鉴定意见的机构资质与鉴定人资格,被害人陈述的询问程序与法定代理人到场情况,均须逐项核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情节严重的应当排除;收集程序存在瑕疵但能够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辩护实务中,合法性攻击往往比真实性攻击更容易奏效,因为它只涉及程序记录,不依赖对事实的重新叙述。

(二)印证关口

印证要求两份以上独立来源的证据在关键细节上相互吻合。这里的关键词是“独立”。同一来源派生出的多份材料不构成印证,例如根据被害人陈述制作的询问笔录与被害人自行书写的材料,本质上是同一陈述的重复;由同一办案人员在同一情境下取得的多名被害人陈述,其独立性也须打折扣。真正的印证应当来自不同来源、不同时间、不同主体的证据,例如被害人的陈述与监控画面吻合、与药物购药记录吻合、与被告人向他人炫耀的证言吻合。

(三)矛盾关口

间接证据定罪的案件几乎必然存在矛盾,问题在于矛盾能否被合理解释。被害人陈述的前后差异、视频时间与指控时间的差异、转账金额与指控金额的差异、药物剂量与昏迷时长的差异,均属常见矛盾。控方有义务对矛盾作出解释,不能以“记忆偏差”“时间久远”一语带过。若矛盾涉及行为是否发生、行为人是否在场、被害人是否同意这些核心问题,且无法解释,即构成无法排除的矛盾,定罪基础随之动摇。

(四)推理关口

由间接证据到案件事实,须经过推理,而推理必须符合逻辑与经验。李某案中,“多名互不相识的被害人经历高度相似”被用来排除巧合,这是经验法则的运用。但经验法则的运用有边界,它只能排除概率极低的巧合,不能替代对具体行为的证明。以“被告人同时与多名女性交往、第一次见面即实施犯罪、得手后立即拉黑”推断其犯罪模式,再以犯罪模式推断具体指控,属于由倾向到行为的推理,其可靠性取决于模式的证明强度与个案的对应程度。

(五)排他关口

排他性是间接证据定罪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无罪辩护最有力的支点。需要排除的可能包括,他人作案的可能,被害人误认的可能,行为系医疗、护理、玩笑、惩戒等其他性质的可能,被害人同意的可能,行为未达强制程度的可能。任何一种可能具有现实基础而非纯粹臆想,指控即未达到排他程度。判断某种可能是否具有现实基础,应当看它是否能在案卷中找到支撑,例如现场存在第三人出入的监控、被害人与他人有矛盾的证言、诊疗规范允许类似接触的条文、双方交往中存在亲密表示的聊天记录。辩护无须证明该可能为真,只须指出它有证据支撑且未被排除。周某强奸、强制猥亵、抢劫案(入库编号2024-18-1-182-001)关于罪数处断的论述,从另一侧面说明行为性质的认定须以具体事实为基础,不能笼统以“整个犯罪过程”替代对每一阶段犯意的独立判断。

四、特殊类型案件的审查重点

(一)隔空猥亵案件

隔空猥亵没有身体接触,其构成要件完全依赖“胁迫形成精神强制”与“行为具有性意味”两项证明。张某某案的证据核心是聊天记录与视频,李某案的证据核心是裸聊视频与威胁信息。此类案件的辩护应当抓住三点。其一,威胁内容的特定性与现实性,泛泛的言语羞辱不构成胁迫。其二,被害人参与的真实原因,若系有偿约定、情感交往或者好奇尝试,不能认定为受强制。其三,行为内容的性意味强度,迫使暴露生殖器、实施自慰具有明显的性意味,单纯的文字挑逗与发送色情图片不具备构成要件行为的强度。区某生强制侮辱案(入库编号2023-05-1-184-001)关于强制侮辱与强制猥亵具有关联性与相当性的论述,为无接触行为的降格评价提供了依据,即未达猥亵强度的下流行为,可能仅构成强制侮辱。

(二)诊疗与照护案件

王某合案确立的判断标准是,行为是否属于职责范围内的正常诊疗、是否系诊疗所必需。此类案件的证据多为书证与证人证言,零口供状态下,控方往往以“被害人指认加就诊记录”组合证明。辩护应当调取诊疗规范、科室操作规程、病历、同科室人员证言,必要时申请医学专家出庭。若涉案接触处于规范允许的范围,或者至少未被规范禁止,且履行了告知、陪检程序,则行为的性质难以认定为猥亵。吴某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5-02-1-183-001)则提示,照护关系中的同意问题须先审查主体身份,受父母委托、共同生活、事实上负有照顾保护职责三者兼具,方能认定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身份前提不成立时,该罪名即不能成立。

(三)药物致昏案件

王某等走私、贩卖毒品、强奸、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06-1-356-009)中,行为人多次将三唑仑、咪达唑仑溶入被害人饮料,待其失去意识后实施强奸、猥亵,法院以走私、贩卖毒品罪、强奸罪、强制猥亵罪并罚。此类案件中,被告人的供述往往只涉及购药或者贩卖,对性侵事实全面否认。控方须证明药物与昏迷的因果关系、昏迷期间与性行为时间的重合、被害人失去意识的状态。辩护应当核对血药浓度、代谢半衰期、个体耐受差异,寻找药理时间与陈述时间的错位;同时注意区分参与环节,仅介绍、提供药物而未参与实行行为者,不能以强奸、猥亵的共犯论处。

(四)公共场所当众案件

公共场所当众是升档情节,其证明同样依赖间接证据。袁某胜案以行为人的供述、被害人母亲的证言以及邻居的传言,认定猥亵时有其他多人在场、处于随时可能被发现的状态;王某炜案则以车厢监控与被害人陈述认定当众实施,同时明确情节较轻时“当众”仅作入罪因素而不再升档。此类情节的证明最易受到传闻证据的污染,辩护应当核对在场人数、第三人的位置与视线、有无遮挡,并主张传闻不能单独支撑升档。魏某亮强奸、强制猥亵、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4)关于利用封建迷信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看似自愿实质违背真实意志的认定,则提醒在“同意”的真伪判断上,须区分法益关系错误与动机错误,前者使同意无效,后者不阻却同意。

回到本文的问题,“零口供”强制猥亵案件能否依靠间接证据定罪,答案是肯定的,但须满足严格的条件。间接证据可以定罪,前提是每一份证据都查证属实,证据之间真实独立地相互印证,矛盾得到合理解释,推理符合逻辑与经验,结论具有排他性。任何一环缺失,定罪即不成立。对辩护人而言,零口供案件并非天然有利,也非天然不利,它的价值在于把证明责任重新推回控方,迫使其逐环举证。李某案之所以能够定罪,不在于被告人否认,而在于控方用监控、购药记录、电子数据、多名独立被害人的陈述与影像资料,把投放药物、失去意识、实施性侵、拍摄留证四个环节逐一闭合。辩护的任务,就是在这条链上寻找最薄弱的一环,并证明它确实断了。王某某强奸、猥亵儿童、强制猥亵、聚众淫乱案(入库编号2024-04-1-182-001)所体现的从严惩处政策,同样不能替代这一证明过程;罪行再严重,证据标准不降低,这正是刑事辩护在零口供案件中仍然有意义的原因。

包头钢苑刑事律师团队是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团队,执业范围重点覆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执业地域辐射全国,由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博士领衔组成,刑法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团队秉持专业、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行刑事辩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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