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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讲解“维权型”敲诈勒索罪的认定——以人民法院案例库相关案例为中心

2026-11-19 17:14 次阅读

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敲诈勒索罪的条文极简。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只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即构成犯罪,未描述行为方式。这种立法赋予司法较大解释空间,也使处于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界的行为,容易被按“要钱”的外观处理。近年来,消费者维权、劳动者讨薪、被拆迁人主张补偿、举报人反映违法线索、自媒体曝光等行为增多,一类特殊案件随之出现。行为人原本享有或者自认为享有某种权利,协商未果后以举报、投诉、曝光相通告,索要赔偿或补偿,事后被以敲诈勒索罪追究。本文统称“维权型”敲诈勒索案件。

此类案件的难点不在于事实是否清楚,而在于如何评价权利主张与施压手段。若只看“提出财物要求并施加不利后果”,几乎任何维权都可套入构成要件;若只看“自称维权”,又可能放纵以维权为名、行勒索之实的职业索赔。因此需要一套可逐项检验的标准,把权利基础、非法占有目的、手段相当性、交付自愿性分别审查。

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案例提供了较完整的样本。何某毅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4-05-1-229-001)、沈某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2)、夏某理等人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7)先后宣告无罪;周某宝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4)、岳某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3-1-229-001)划出了权利滥用的边界;陈某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3)、宋某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6-04-1-229-001)、黄某洪、吕某婷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5-04-1-229-001)、孙某媛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5-05-1-229-001)厘清了网络曝光与索财的关系。本文即以这些案例为中心展开。

一、“维权型”案件的行为样态与争议焦点

(一)行为样态的类型化

消费维权型,行为人在消费、旅游、接受服务中认为权益受损,以投诉、举报、曝光相要挟索要赔偿,周某宝案即属此类。劳动争议型,劳动者就解除合同、加班费、社保、工伤待遇与用人单位争执,在仲裁或诉讼之外以举报相要挟,沈某案即属此类。征收拆迁型,被拆迁人对补偿标准不满,以举报开发商、征收部门违法为由索要补偿,夏某理案即属此类。举报投诉型,行为人掌握他人违法经营线索,以举报相威胁索要封口费,岳某案即属此类。情感纠纷型,因婚姻、恋爱、亲属关系中的矛盾索要赔偿,何某毅案即属此类。

五种样态的共同结构是,行为人主张某种权利,或者至少主张某种受损利益;选择一种能给对方造成不利后果的方式施压;提出财物要求。三者结合,形成“权利主张—施压—索财”的链条。司法评价常把重点放在后两个环节,忽略第一个环节的真实性,这正是此类案件容易出错之处。

(二)争议集中于三个要件

其一是非法占有目的。索要的财物究竟是有权取得的赔偿、补偿,还是超出权利范围的额外利益。判断不能只看是否提出数额,而要看数额与权利之间有无对应关系。其二是威胁、要挟的实质。以举报、曝光相通告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威胁,取决于该通告是否被用于压制对方正当权利,是否足以使对方产生恐惧,是否与所主张的权利具有关联。告知“我将依法举报”与“不给我钱就举报到你关门”,规范评价并不相同。其三是交付的因果与自愿性。支付财物是基于恐惧,还是基于解决纠纷、息事宁人。如果支付由被害人主动提出、主动履行,或者公权力介入后仍主动支付,因果链条就可能中断。

(三)规范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0号)第一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分别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在幅度内确定本地标准。

对利用网络实施的索财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1号)第六条规定,以在信息网络上发布、删除等方式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定罪处罚。该条是处理网络曝光型案件的主要依据,但适用时仍须回到敲诈勒索罪的一般构成要件,不能仅凭“发布、删除信息”与“索取财物”两个外观事实入罪。

规范之外还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民事争议优先,存在真实权利争议的纠纷应先由民事、行政渠道解决,刑法在其后介入。二是刑法最后手段,维权过程中的言语过激、数额偏高、方式不当,只要没有突破权利主张的边界,就不宜动用刑罚。沈某案裁判理由明确,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过程中的不当行为不宜定性为犯罪,对以举报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为要挟索取劳动报酬的行为应审慎对待。这一方法可以推广到各类维权案件。

二、请求权基础的真实性与确定性

(一)权利来源须有事实依据

出罪的第一道关口,是主张的权利是否真实存在。这里的真实不要求已被生效裁判确认,也不要求数额精确,只要求存在支撑该主张的事实基础。

沈某案是最佳注脚。沈某与上海某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出任土建项目经理。合同即将到期时,公司以严重失职、营私舞弊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沈某认为理由不实,要求支付赔偿金及加班费,遭拒后陆续举报公司未缴社保、工程项目违章搭建等问题。公司董事长得知后主动约谈,提出撤回违章搭建举报支付六万五千元、撤回社保举报支付七万元,共计十三万五千元。商谈未成后,沈某准备劳动仲裁,申请金额十四万三千余元。公司报案后,仍在公安立案的情况下主动要求先支付三万元,收据事由写明撤销对公司投诉的费用。法院认定,双方确实存在劳动争议,举报有事实依据且事后证明属实,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该案说明,权利来源的真实性可从三方面证明,即基础法律关系真实存在,权利主张所依据的事实真实存在,权利主张与损害之间具有对应关系。

该案说明,权利来源的真实性可从三方面证明。基础法律关系真实存在,如劳动合同、租赁合同、征收补偿协议;权利主张所依据的事实真实存在,如公司确未缴社保、项目确有违章搭建;权利主张与损害之间具有对应关系,如赔偿金、加班费可按法定标准计算。

夏某理案展示另一种情形。因房屋拆迁、坟墓迁移补偿及家庭矛盾,夏某理起草索赔材料,要求管委会、投资公司等赔偿住宅和祖坟毁坏及精神损失费共计六十一万元,同时递交举报信,举报项目开发中的违规违法行为。见面时夏某理称不满足要求就举报项目不合法。对方考虑到项目已大量投资,担心举报影响工程,答应对其赔偿,最终谈妥二十五万元,首期支付十万元。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刑,二审改判无罪。二审认为,索赔基于拆迁、迁坟中的民事权利,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足;对有争议、带有不确定性的利益予以索取,实际上是行使民事权利的一种方式。

两案并观,沈某的权利明确,有合同、有法律依据、有仲裁申请;夏某理的权利带有争议,补偿范围、祖坟迁移、精神损害均无定论。但即便在后者,法院仍认为不能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可见只要权利主张有事实基础,哪怕范围不清、数额有争议,也应先在民事层面解决。

(二)权利范围须可确定

权利真实存在,不等于可以无限主张。第二层审查是权利范围能否确定。

岳某案是反面样本。岳某以投诉、举报某餐饮店违建、一照多用为手段,以不给钱就继续投诉相威胁索财,2019年11月索得三万元并签署撤销投诉书;2021年1月至3月又以相同手段索要五万元,收款时被抓获。岳某辩称与餐饮店存在劳资纠纷。法院查明,证人证言与收据相互印证,证明其已于2018年2月收到餐饮店支付的六万元,劳动争议已协商解决。法院认为,即便餐饮店存在违法违规经营,岳某也应依法依规行使投诉、举报权利,而不应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

关键在于权利已经实现。六万元已使双方劳动争议归于终结,此后再次以举报相要挟索财,不再是主张权利,而是利用他人违法事实牟取额外利益,索财与任何合法请求权均无对应关系,非法占有目的自然成立。

由此可提炼一条规则。行为人主张的权利,必须是行为时仍然存在、尚未消灭的权利。权利已通过和解、调解、仲裁、判决、补偿协议实现的,仍以同一事实反复索财,行为即失去正当性。反之,权利尚未实现,或者双方对范围、数额仍有争议,行为人继续主张,原则上属于民事纠纷。

(三)权利实现的受阻与手段选择

权利存在、范围可定,仍不足以说明为何选择举报、曝光。实践中常以“本可走法律程序却选择举报威胁”推定勒索故意,这一推定并不成立。沈某在协商未果后即准备劳动仲裁,举报发生在公司拒付之后,是对违法行为的反映;夏某理此前因大儿子在校猝死一事多次进京上访,未能按其意愿处理,其后续举报与救济渠道长期失效有关。

沈某在协商未果后即准备劳动仲裁,说明未放弃正常渠道;举报发生在公司拒付之后,是对违法行为的反映。夏某理此前因大儿子在校猝死一事多次进京上访,未能按其意愿处理,其后续举报与救济渠道长期失效有关。

这一层面的审查对辩护尤为重要。应当收集是否已提起仲裁、诉讼、行政投诉,程序是否被受理、被拖延,是否存在成本过高、周期过长、举证困难等障碍。但该论证不能过度使用,即使渠道受阻,也不能索取明显超出权利范围的巨额财物。

但该论证不能过度使用。即使渠道受阻,也不能索取明显超出权利范围的巨额财物。手段必要性只能解释行为方式,不能替代数额合理性的审查。

三、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

(一)数额的合理限度

非法占有目的只能通过外部事实推定,最重要的是索要数额与权利的对应关系。

沈某主张十三万五千元,与其后仲裁申请十四万三千余元基本吻合。法院据此认为补偿数额未明显高于实际应得。裁判理由提出一般标准,劳动者提出的赔偿数额有一定计算依据,只要未明显过分高于实际应得,具有合理性,就不宜认定敲诈勒索。

何某毅因妻子与王某春发生婚外情,为泄愤殴打对方,后质问如何解决。王某春主动提出赔钱,并写下保证书,写明因破坏家庭愿赔偿八万元。法院认为,何某毅因此产生实际经济损失,精神亦受损害;索财动机不限于赔偿,还包括要求对方承认过错、承诺不再犯;八万元与过错责任相比未超出合理限度;数额从一两万、五六万到八万,是双方反复商议的结果,并无预谋。据此认定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夏某理索赔六十一万元、实得二十五万元,单看数字不小,法院却未以数额巨大认定犯罪,而是强调索赔基于拆迁、迁坟中的民事权利,财物归属存有争议。可见数额合理性不是绝对数字标准,而是与权利范围相比较的相对标准。权利越明确、损害越可计算,容差越小;权利越模糊、损害越难量化,容差越大。

相反,周某宝在景区消费后以投诉举报施压,索要四万元、六万八千元,另有一笔八万元未遂,法院认定其短时间内针对类似主体多次索取明显超过消费金额的钱款,已明显超出民事维权范围。孙某媛以散布虚假信息相威胁索要一百万元,与任何可能的权利主张均无对应,非法占有目的十分明显。

辩护时数额论证应做三件事,即列出可计算项目,形成计算表;说明计算依据,引用法定标准、行业惯例、同类判决的赔偿数额;还原协商过程,用微信记录、通话录音、会谈纪要证明数额系双方逐步形成。

(二)动机的复合性

维权型案件中,索财之外通常还夹杂要求道歉、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承认过错等诉求。动机越复杂,越能说明并非单纯以获取财物为目的。

何某毅案的裁判理由对此有清晰表述,索财动机不限于赔偿损失,还包括要求对方承认过错、承诺不再犯;为起到惩罚、警告作用,提出略高的赔偿数额无可非议。这一表述承认了动机的复合性,并把“略高”与“明显超出”区分开来。

周某宝案则从反面说明,动机纯粹是牟利时,维权的正当性即丧失。法院指出其“以此为生财之道”,短时间内针对类似主体多次索财,明显超出民事维权范围。

辩护时不应空泛陈述,而要落到具体事实。是否要求出具道歉信、停止侵权承诺书;是否要求整改、召回、补缴社保;是否在获得赔偿后仍推动行政处理;是否拒绝签订保密协议。这些都能说明目的不只是钱。

(三)事后行为与款项去向

何某毅案中,保证书签订后直至案发,何某毅未再索要钱款,王某春也未实际支付,何某毅主动将保证书丢弃,与其供称的动机相互印证。一个真正想勒索的人,不会在拿到书面承诺后置之不理。夏某理案中,首期十万元存放于夏某云处,后经夏某理同意取出二万元偿还贷款,案发后追回八万元并已发还,款项用于家庭生活与债务清偿,未用于挥霍或者继续扩张勒索。

夏某理案中,首期十万元存放于夏某云处,后经夏某理同意取出二万元偿还贷款;案发后公安机关追回八万元并已发还。款项用于家庭生活与债务清偿,未用于挥霍或者继续扩张勒索,可与权利基础、数额合理性相互印证。

李某等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1)从量刑角度说明退赔的意义。被告人以船只误入养殖筏区造成高额损失为借口,采取扣留、看押船只的手段索取“赔偿款”五十万五千元;审理期间张某某退还全部赃款,取得被害人谅解,法院量刑时予以考虑。

需要提醒的是,事后行为不能反过来掩盖行为时的非法目的。行为时明知没有权利基础,事后退赔或者放弃只能作为从轻情节。辩护人应把事后行为放在整体证据中评价,不能孤立夸大其证明力。
## 四、维权手段的正当性与相当性

(一)举报、投诉作为维权手段

举报、投诉是公民的法定权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信访工作条例等规范,均鼓励对违法行为投诉举报。因此以举报相通告本身并不违法,问题在于该通告是否被用作压制对方、索取额外利益的手段。

周某宝案提出三项判断因素。第一,是否有正当的权利,即索取财物有无法律依据;第二,是否在正当权利范围内行使;第三,行使权利的手段是否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该案中,周某宝在多个景区以存在假和尚、假道士欺骗游客消费为由投诉举报,再以帮助正面宣传、消除影响为名索财,短时间内针对类似主体多次作案,索取明显超过消费金额的钱款,法院认定其已明显超出民事维权范围。

岳某案说明,即便举报内容真实,手段也可能构成要挟。餐饮店确有违建、一照多用问题,但法院认为,公民应依法正确行使投诉、举报权利,不得以投诉、举报相要挟,借行使权利之名勒索钱财。关键不在举报是否真实,而在举报是否被用于索取与权利无关的财物。

与沈某案对照,可归纳四条审查规则。第一,举报事项与索赔请求是否具有关联。举报针对的正是侵害行为人权益的行为,如未缴社保、违规拆迁、欺诈消费,属维权手段;举报针对与索赔无关的事项,如以税务问题索要工程款、以消防问题索要租金减免,举报只是谈判筹码。第二,举报是否在权利实现过程中提出。权利未获实现而举报,属正常救济顺序;权利已实现后再次举报索财,属权利滥用。第三,举报方式是否具有威胁性。告知“我将依法反映”属于对自身行为的说明,告知“不给钱就让你关门”则属于以恶害相通告,区别在于是否把举报与财物给付挂钩。第四,举报后果是否被夸大。虚构并不存在的违法情节,或者声称可以让对方“倾家荡产”,胁迫性明显增强。

(二)网络曝光与删帖

法释〔2013〕21号第六条把“以发布、删除等方式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私财物”纳入敲诈勒索罪,但适用时仍需结合具体事实。

陈某案明确了信息真实性的地位。陈某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某幼儿园负面报道,经营者联系删帖,陈某索要六千元;此后又多次推送该幼儿园负面信息,以交钱即可删帖、否则被查处损失更大为由索财,索得二万元。法院认为,陈某以删帖要挟对方,使对方产生不安、被迫交付财物,构成敲诈勒索罪;法释〔2013〕21号第六条规定的网络信息包括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无论信息是否真实,只要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即可认定。可见信息真实只能说明没有诽谤,不能说明索财具有正当性。

宋某案封堵了没有主动联系这一辩护路径。宋某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从网络获取的企业负面信息,在企业主动联系删除时予以拒绝,并以签订公关服务合同、支付服务费才能删帖为条件,索取一百七十二万元,实际得款一百五十三万元。法院认为,行为人先行给被害人造成不利状况,被害人主动请求消除,行为人以不交付财物则不予消除相威胁、要挟的,本质亦属敲诈勒索,该辩解不予采纳。

黄某洪、吕某婷案揭示了商务合作外衣的作用。黄某洪等人利用打传防骗微信公众号发布、转载二十一家民营企业负面信息,主动联系企业索财,或者在企业联系删帖时以不付费则拒绝删帖并进一步炒作相威胁,索得五十五万六千元,其间还以公司名义与部分企业签订商务合作协议。法院认定协议只是掩饰犯罪的幌子,合作费、公关费均计入犯罪数额;公司系为实施犯罪而设立,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孙某媛案划出了主动索要这一前提。孙某媛系某网络主播的粉丝,自认为该主播与被害人侯某关系暧昧,在直播间辱骂侯某,并找到侯某家人联系方式,称侯某婚内出轨。侯某要求其停止人身攻击时,孙某媛索要一百万元,威胁如不给钱就让侯某身败名裂;被拒后散布侯某婚内出轨、偷税漏税、猥亵儿童等虚假信息,向有关部门举报并发帖,侯某不堪其扰轻生,幸被救回,孙某媛得知后又发布畏罪自杀的帖子,继续索要一百万元。法院认定其同时构成敲诈勒索罪与诽谤罪,依照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犯罪未遂,减轻处罚。

该案裁判理由指出,主动索要财物是敲诈勒索罪成立的前提条件;行为人发帖时没有索要目的,被害人联系请求删帖时主动给付财物的,不宜认定为本罪;被害人请求删帖而行为人提出给付条件,被拒后以不删帖甚至继续编造、散布负面信息相要挟,进而索取数额较大财物的,则应认定为本罪。

综合上述案例,网络曝光型案件的审查可归纳为四个问题,即信息与行为人自身权益是否相关,索财对象是否特定,数额与信息所涉事项是否对应,是否提供真实服务。行为人本身是消费者、劳动者、被拆迁人、被侵权人,所发信息与自身遭遇相关,属维权的自然延伸;只收集、转载他人负面信息,面向不特定企业反复发布并坐等上门,以数十万、上百万的数额索财,所谓服务并未实际履行的,则属于以曝光为名牟利。

五、交付的因果与自愿性

(一)主动交付与因果中断

敲诈勒索罪要求被害人的交付由行为人的威胁引起。交付由被害人主动发起、主动完成,因果链条可能中断。

沈某案中,从商谈金额到出具承诺书,再到支付三万元,每一次均由公司主动。尤其在公司已经报案、公安已经立案之后,公司仍主动提出先支付部分钱款,经协商确定金额后转账支付,收据事由写明“撤销对公司投诉的费用”。法院据此认为,沈某讨要钱款不具有胁迫性,不符合被害人受胁迫、不得不为之的情形。

这一事实把“谁掌握交付决定权”摆上台面。敲诈勒索罪的被害人是在恐惧支配下“不得不给”;财物由被害人为尽快摆脱纠纷、维护商业关系、避免事态扩大而“主动给”的,威胁就不是交付的原因,至多是交付的背景。辩护时应按时间列明每次接触的发起人、商谈内容、数额变化、最终决定者、款项名目、支付方式,关键节点由被害人或其代理人主导,就足以对“基于恐惧而交付”提出合理怀疑。

(二)恐惧与息事宁人的区分

被害人的心理状态,是控方最难证明、辩方最容易攻击的环节。实践中常以“若不支付就继续举报、曝光”直接推定恐惧,忽略了息事宁人、避免麻烦、维护商誉、减少损失等动机。

陈某涛案(入库编号:2026-05-1-231-001)作了细致区分。陈某涛因虚构理由申请仅退款被拒,为泄愤报复,在网络店铺大量恶意下单,待商家发货后即申请退货退款,三年多针对九百余家店铺下单二千七百余次,造成技术服务费等损失六万余元;部分商家为避免更大损失,主动支付和解费共计六千四百元。法院认定其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并明确不宜认定敲诈勒索罪。理由是,陈某涛并未主动联系商家扬言不给钱就如何,持续、批量下单不足以让商家形成恐惧心理,商家支付和解费更多出于息事宁人,而非恐惧;对数额亦不讨价还价,不符合敲诈勒索的惯常表现。恐惧型交付通常伴随明确的索财表示、数额反复加码、交付紧迫;息事宁人型交付则表现为被害人主动以钱换安宁、数额一次确定、交付后互不纠缠。

六、与相邻罪名的界限

(一)强迫交易

两罪共同点在于均使用威胁手段、均涉及财产转移;区别在于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基础、是否有合理对价。

安某、胡某、李某某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5)的裁判要旨指出,强迫交易罪侵害的是自愿、平等交易的市场秩序,但存在交易的基础事实;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不能构成强迫交易罪;暴利一定在合理差价限度内,超出该限度性质即变化。敲诈勒索罪中,行为人获取非法利益仅仅因为其威胁使被害人恐惧,不用付出任何对价,这是两罪最本质的区别。该案中,安某系电视台工作人员,其负面报道因故未被采用,遂与胡某商议,由胡某以年度公关合作名义要求A公司支付二百万元服务费,李某某转发税务黑洞、3·15期间要播放等谈判要点并限期答复,后发送暗访片段施压。法院认定三人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是李某某隐瞒真实身份,会谈围绕曝光负面新闻,目的并非真实交易。

金某某、江某某、李某、蒋某某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6)从服务的虚假性入手。行为人以帮助船民办理签证为名收取高额签证费,但其无权进入海事部门签证大厅代办进出港签证业务,船民交费后仍需自行办理手续并缴纳港务费,服务与收费并不对等,所谓服务只是勒索财物的幌子,不存在交易事实,故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存在真实交易、价格虽有虚高但未明显脱离市场的,辩护人应优先主张构成强迫交易罪而非敲诈勒索罪。

(二)破坏生产经营

当施压方式不是直接威胁、要挟,而是通过持续、批量、规模化的交易行为制造经营损失时,可能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陈某涛案中,法院认为,行为人在网络平台针对众多商家持续、大量恶意下单,待发货后随即退货退款,挤占网络技术服务、快递打包等资源,破坏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财产利益损失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中的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同时不宜认定敲诈勒索罪,理由是缺乏明确索财表示、缺乏恐惧心理、缺乏讨价还价。指控罪名为敲诈勒索而行为更符合破坏生产经营时,辩护人可主张改变定性。

(三)诈骗与套路贷

陈某展等十七人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9)的裁判要旨指出,实施“套路贷”过程中未采用明显暴力或者威胁手段,行为整体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的,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多种手段并用,构成数罪的,应根据具体事实数罪并罚或者择一重处。

该案在共犯认定上提供了重要支点。财务人员将逾期借款人名单移交催收人员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共犯,应综合考虑其犯意内容、收益情况、意思联络;财务人员与催收人员职责截然不同,属于流水线作业的上下游,认识因素、犯罪目标不一致,犯意联络不明显,犯罪所得利益没有共享,亦缺乏希望或者放任催收的意志因素,故不应认定为共犯。对业务链条型催收案件,被告人往往只负责审核、放款、记账、客服等某一环节,辩护人应从职责分工、薪酬结构、是否参与分成、是否知晓威胁手段等角度论证其缺乏共同犯罪故意。

七、共同犯罪、数额与未遂

(一)共同故意的范围

共同犯罪的责任范围以共同故意为限。卢某洪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4-02-1-229-001)提供了清晰规则。卢某洪与欧某水共谋盗掘骨灰后向死者家属勒索钱财,商定索要十万元;后欧某水单独联系被害方,声称最少五十万元才可归还骨灰。法院认定,卢某洪对私自提高至五十万元并不知情,超出部分已超出二人共同故意,不应计入其犯罪数额,故对卢某洪认定为“数额较大”,另案对欧某水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裁判要旨指出,共同犯罪中部分参与人实施了共同故意以外的行为,其他参与人不知情且没有共同实施的,不承担刑事责任。

维权型共同案件同样适用。多人共同索赔时,应查明各人是否参与商议、是否知晓数额、是否参与实施、是否分得款项。证明行为人对超出部分不知情、未参与、未分赃的,应主张按共同故意范围计算数额。

(二)犯罪数额的认定

李某等案的裁判要旨确立两项规则,即被害人的实际损失是认定犯罪数额的根本,以非法方式索要的款项属于实际损失;对数额的扣减应严格证据标准,无据证实存在合理扣减的损失时不予扣减。该案辩护人提出应扣除被害人造成的损失,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均证实损失预估较小,亦无证据证实该损失客观存在且属合理,法院因此不予扣减。主张扣减不能停留在口头,必须提供养殖日志、投苗记录、损失评估等证据;确实无法举证的,应转而争取退赔、谅解、认罪认罚。

(三)未遂的认定

敲诈勒索罪以实际取得财物为既遂。已着手实施威胁、要挟,由于意志以外原因未取得财物的,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孙某媛索要一百万元,被害人拒绝并报案,法院认定未遂,依法减轻处罚。田某兵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4-1-229-001)中,敲诈勒索部分未遂,法院依法减轻处罚。

维权型案件数额往往累计计算,容易达到“数额巨大”甚至“数额特别巨大”档位,一旦认定未遂即可减轻甚至降档。辩护人应逐一核对每一起事实的款项是否实际交付、交付给谁、是否退还、是否属于同一犯罪事实的组成部分。仅有索要行为而无实际取得的,主张未遂;已经交付但事后全额退还的,主张量刑从轻。

八、审查与辩护的操作要点

(一)制作三张清单

第一张是权利清单,列明主张的权利名称、法律依据、事实依据、是否已经实现、有无争议,决定出罪辩点是否存在。第二张是交互清单,按时间列明每次接触的发起人、商谈内容、提出数额、对方反应、有无录音或书面材料,决定因果辩点是否存在。第三张是款项清单,列明每笔款项的金额、名目、支付方式、时间、是否退还、款项去向,决定数额辩点与量刑空间。三张清单完成,辩护主线基本清晰。

(二)证据审查的重点

被害人陈述的印证。被害人具有利害关系,陈述易受情绪、利益、事后协商影响,应审查形成时间、环境、前后一致性,是否与书证、电子数据印证,对威胁内容、交付时间地点、数额确定过程逐项比对。电子数据的完整性。微信记录、通话录音、短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应审查原始载体是否随案移送、提取是否规范、内容是否完整;被害人事后录制的商谈录音,还应审查有无诱导性。鉴定与评估意见。价格鉴定、损失评估、数额审计,应审查机构资质、鉴定方法、基准日期、样本来源。取证程序的合法性。搜查、扣押、电子数据提取、辨认笔录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有无超范围取证、诱供、指供。

(三)法律意见与量刑预案

法律意见书应先立后破。先阐明涉案行为的民事性质与权利基础,说明主张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再逐项指出指控在目的、手段、因果、数额上的证据缺口;最后提出不构成犯罪、改变定性或者从轻处理的具体建议。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难以推翻的案件,应尽早评估认罪认罚的收益,包括量刑优惠、强制措施变更、涉案财物处理。存在实质辩护空间的案件,不宜轻易认罪;当事人坚持无罪、证据确有缺陷的,应坚持辩护,同时做好量刑辩护预案。庭审发问应围绕辩护主线设计,对被害人重点问交付时的真实心态、数额确定过程,对侦查人员重点问取证过程、录音提取与固定、数额核算依据,问题简短具体,避免给控方留下补正空间。

结语

“维权型”敲诈勒索罪的认定,实质是在民事权利与刑事违法之间划一条可操作的界线。这条界线由四个支点构成,即权利是否真实、数额是否合理、手段是否相当、交付是否自愿。何某毅、沈某、夏某理三案无罪,是因为四个支点大体成立;周某宝、岳某、陈某、宋某、黄某洪、孙某媛诸案入罪,是因为权利基础缺失或者已经消灭、数额明显超出合理范围、手段与权利失去关联、被害人确因恐惧而交付。

对辩护人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抽象地谈论“维权”,而是把每一次接触、每一笔款项、每一句威胁还原成可以验证的事实,再放进四个支点中逐一检验。事实清楚到一定程度,界线自然显现;论证扎实到一定程度,无罪才不是一种姿态,而是可以被法庭接受的结论。

钢苑刑事律师团队是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团队,执业范围重点覆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由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博士领衔组成,刑法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团队秉持专业、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行刑事辩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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