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猥亵儿童案件有一个绕不开的结构:行为发生在没有第三人的场所,被告人多是否认,客观痕迹往往只能证明接触、不能证明接触的性质。于是被害儿童的陈述成了全案的核心证据,有时是唯一的直接证据。如何看待这份陈述,直接决定案件能否成立。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指出实务中的分歧,常源于把两个问题混在一起,这份陈述能不能用(证据资格),和这份陈述可不可信(证明力)。前者看取证程序是否合法,后者看内容是否真实。程序合法而内容可疑的,可以用但不能定案;程序有瑕疵而内容可信的,须补正后有限使用;内容本身前后矛盾且无法解释的,即便程序无可挑剔,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人民法院案例库中的蒋某华案(入库编号:2025-14-1-185-004)、林某连案(2023-02-1-185-001)、张某某案(2024-18-1-185-001)、吴某某案(2023-02-1-185-007)、左某案(2023-02-1-185-004)、林某某案(2023-02-1-185-006)、张某案(2025-14-1-185-001)、刘某某案(2025-07-1-185-002),恰好覆盖了这两个层面的各种情形。本文按这两个层面展开。所引案例均标注入库编号。
一、证据资格:取证程序是否合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高检发〔2023〕4号)第二十一条要求及时、全面收集固定证据,第二十四条要求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同步录音录像,录音录像的声音、图像应当清晰稳定,被询问人面部应当清楚可辨,能够真实反映其回答询问的状态。这两条构成程序审查的基本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言词证据规定了排除规则: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排除。须注意,排除的门槛是“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程序上的不规范——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录音录像不完整、询问方式带有暗示——通常属于瑕疵,可以通过补正、说明来弥补,不必然导致整份陈述不能使用。这一区分很重要:辩方常主张“程序违法,陈述应全案排除”,法院通常不会采纳;反之,控方常主张“瑕疵不影响使用”,法院也会因瑕疵而降低证明力。
(一)询问主体与在场人员
蒋某华案是程序规范的样本。该案被告人系幼儿园保安,对三名三至四岁的幼童实施猥亵,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法院查明:公安机关对三名被害儿童分开制作笔录,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采取符合低龄儿童年龄特征的询问方式,并对整个询问过程录音录像,取证程序合法。这四个动作——分开、有人在场、方式适龄、全程录像——几乎构成了此类案件程序审查的清单。
林某连案的处理类似:公安机关安排合适侦查员询问被害人,通知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或法定监护人(教师)到场,法院认定询问程序合法。该案被告人系外聘书法教师,五名被害人均为七至八岁女童,法院据此认定陈述可以作为证据。
反过来看张某某案。该案被告人系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家教,被指控长期多次猥亵一名男童。法院在审查“长期多次”一节时指出:被害人陈述笔录存在取证不及时、询问时被害人面部被部分遮挡、第二份笔录缺乏同步录音录像等不规范情形,一定程度影响对被害人陈述真实性的判断。请注意这里的表述——“影响真实性判断”,而不是“排除”。结果是,已查实的两次猥亵仍然认定,长期多次一节不予认定。程序瑕疵的后果,落在与之对应的那部分事实上。
(二)询问次数与方式
儿童陈述的可靠性,与询问次数呈反向关系。一次完整、自然的询问,往往比三次反复追问更接近事实;反复询问会让儿童在“正确答案”的压力下调整表述,也会让不同次的笔录之间出现人为的差异。左某案中,公安机关分别于案发当日、次日、一个月后三次询问,被害人对被叫到办公室拿纸杯、亲吻额头、抚摸胸部及阴部、再被亲额头的过程陈述详细完整、前后一致,法院将此作为采信理由。三次询问而未走样,说明陈述本身稳定,而非被追问塑造。
询问方式的影响更大。低龄儿童对开放性问题与封闭性问题的反应完全不同:“后来发生了什么”能引出其自己的叙述,“老师有没有摸你”则只能得到是或否。蒋某华案强调“采取符合低龄儿童年龄特征的询问方式”,其用意即在于避免暗示。审查时应调取录音录像而非只看笔录,观察提问的句式、追问的频次、在场家长的插话。
(三)法定代理人在场的双面性
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本意是保护儿童、稳定情绪,但家长在场也可能带来干扰:替儿童回答、纠正儿童的说法、在旁边提示、情绪失控影响儿童。林某连案中,到场的是“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监护人(教师)”,这一安排本身值得注意——教师作为监护人在场,而被告人亦是教师,二者关系可能影响儿童的表达。
因此,笔录中出现“我妈说”“我妈让我说”这类内容时,应追问该句是儿童自己的表达还是家长的补充。若整段陈述中家长插话频繁、儿童多次看向家长后作答,该段陈述的独立性就存在问题。
(四)瑕疵与非法取证的界限
实务中常把两者混为一谈。非法取证指的是以暴力、威胁、欺骗、引诱等足以导致虚假陈述的方法取得证据,其后果是排除;瑕疵指的是程序上的不完备,如未通知到场人员、录音录像中断、笔录未逐页签名、询问时间记载有误,其后果是补正或说明,补正后可以采信,不能补正的才影响证明力。
张某某案的处理即是后一种:取证不及时、面部被遮挡、第二份笔录缺录音录像,法院并未排除全部陈述,而是“一定程度影响真实性判断”,并在认定具体事实时区分对待。这种处理方式提醒辩护人,主张排除整份陈述难以成功,务实的方向是就瑕疵所对应的那部分事实提出质疑,要求控方说明或补正。
二、证明力:内容是否真实
(一)年龄与认知是否适配
不同年龄的儿童,陈述的可信点不同。三至四岁的幼童(蒋某华案),能说清“谁”“在哪里”“做了什么”,但难以说清时间、次数;法院的认定方式是“虽年幼但已具备一定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所陈述事实在其认知范围内,相关细节非亲历不能描述”。未满五岁的幼儿(林某某案中的被害人与目击者),表述简单、带有孩子口气并附随动作,法院认为与其年龄、认知和表达能力相适应,细节达不到准确程度不能据此否定真实性。
七至九岁的学童(林某连案、吴某某案、刘某某案、张某案),已能描述地点、方式、顺序,法院通常要求内容完整连贯、语言表达自然、细节具体清楚。十一岁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左某案),法院认为其已具有较强的记忆、表达能力,对其陈述的完整性要求更高。
审查时应把陈述内容与年龄对照:哪些内容是该年龄儿童可能知道、可能表达的,哪些不是。三岁儿童说出“他把我裤子脱了”,可能;说出“他在某月某日几点几分摸了我三次”,不可能。凡与年龄明显不匹配的“精确”,要么来自提问者的提示,要么来自他人的整理,须查明来源。
(二)有无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
这是判断陈述真伪最有效的指标。所谓非亲历不可知,指与性侵害核心相关、常人无从知悉的内容:特定的身体特征、特定的动作方式、特定的言语、特定的空间关系。左某案的六项印证中,最要紧的是被害人陈述的“叫其去办公室拿纸杯”“亲额头”“手从上衣下摆伸入摸肚子胸部”“伸入裤子摸腿及阴部”“出门前再亲额头”,这些细节与监控、DNA、网购记录一一对应。
张某案(2025-14-1-185-001)中,九岁半男童陈述自己被老师带进隔壁无人教室、背靠墙半仰站立、老师踮脚站在其正面用生殖器多次蹭其嘴部,法院认定属非亲历不可知细节;并查明该儿童除在自然课接触到“精子”“卵子”外,对其他性行为并无了解,从而排除其从其他渠道获得该知识的可能。
反之,若陈述只有“他摸了我”“他对我做了不好的事”这类概括,而无任何可对应的具体情节,则难以支撑“非亲历不可知”的判断。张某某案对“长期多次”不予认定,理由之一即该节陈述缺乏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
(三)是否稳定
稳定指核心情节前后一致,而非字面完全相同。左某案的三次询问、蒋某华案的分开询问、刘某某案中十四名被害人的逐一核实,法院关注的都是“主要事实是否稳定”。
稳定不等于不能有差异。林某连案明确:各被害人对部分事实的陈述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系受观察角度、个人记忆和表达习惯等因素影响,也属正常,不影响对被害人陈述的采信。这一表述为差异留出了空间,但空间的边界是核心情节。若差异出现在“有没有发生接触”“接触的是哪个部位”“是谁做的”这些环节,且无法解释,就不再是“正常差异”。
(四)内在逻辑与语言特征
真实的儿童陈述通常有其自身的逻辑:顺序可能跳跃,细节可能琐碎,重点往往放在成人看来无关紧要的地方(玩具、零食、当时在看什么),语气带有孩子的用词习惯,讲述时可能伴随动作。林某某案对此有明确表述:被害人与目击幼儿对案发过程及触摸部位的描述较为简单,明显带有孩子口气并附随动作。
相反,若一份儿童陈述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用词成人化、几乎不含冗余细节,反而需要警惕:它可能经过多次整理,也可能由他人代笔。这不是说整齐的陈述一定不真实,而是说“过于整齐”本身不构成可信的理由。
(五)事后反应
事后反应是陈述的旁证。刘某某案中,被害人在被猥亵后表现出畏惧、害羞的心理反应,事后因惧怕老师报复不敢告诉家长,法院认为这符合同龄人的认知与处理方式。蒋某华案中,父母的证言印证了儿童身体与情绪的变化。
但事后反应的证明力有限:沉默、回避、哭闹、不愿上学,可能来自侵害,也可能来自家庭变故、学业压力、与他人冲突。审查时应要求具体:从何时开始、持续多久、有无其他诱因、是否经医生诊断。笼统的“孩子变了”不足以支撑。
(六)与被告人供述的对照
供证关系是审查陈述的另一个角度。《性侵意见》第二十九条要求综合判断,其中一项即陈述与供述在主要事实上的关系。林某某案的裁判要旨对此有明确表述:在多次猥亵情况下,即使供证之间对猥亵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次数等具体细节不能一一对应,但只要在“存在猥亵事实”这一主要事实方面能够相印证,也不影响对整体犯罪事实的认定。
这一表述包含两层:细节不对应可以容忍,主要事实不对应则不能。左某案中,被告人否认接触,陈述称被亲吻额头,二者在主要事实上直接冲突,法院以DNA鉴定否定了供述;林某某案中,被告人承认当时脱了被害人的裤子,虽否认猥亵,但这一供述与陈述在“当时发生了什么”这一层面相互衔接,成为认定的事实基础之一。
审查时应区分供述中的三类内容:承认的核心行为、承认的外围事实(在同一空间、有过接触、脱过衣物)、完全否认。第三类与陈述冲突,不必然否定陈述;第二类与陈述衔接,可以补强;第一类与陈述一致,则构成印证。把“被告人否认”直接等同于“陈述不可信”,是常见的误判。
三、污染与暗示
(一)首次披露的链条
陈述的真实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儿童第一次开口到形成笔录之间发生了什么。刘某某案的链条清晰:被害人在表姐讲授性防卫知识时说出被老师拽手摸生殖器、被摸臀部,表姐告知其父母,父母询问同班同学家长后发现还有其他被害人,两日后报案,公安机关逐一核实十四名被害人。每一环都有具体的人和时点,可以核对。
左某案的链条更短:放学后告知母亲,母亲确认其没有撒谎后当日十五时五十分报警。链条越短、环节越少,污染的可能性越小;链条越长、经过的人越多,越需要查明每一环是否加入了新内容。
(二)父母追问与“演示”
张某案中,男童当晚吃饭闲聊时告诉母亲“看到了老师的真面目”,母亲再三确认后,带其到培训机构教室,在负责人见证下用手机拍摄其演示被猥亵过程,当晚报警。这一段录像既固定了陈述,也带来了诱导风险。法院的处理方式是核对多项条件:陈述自然、稳定、连贯,语言符合年龄;无其他性知识来源;案发前与被告人无矛盾;两次询问时生理与精神状态正常,陈述系在自然无压力状态下作出。
这一处理说明,父母主导的“演示”不因由父母主导而当然无效,关键在能否排除诱导。审查时应看演示是否在报案前、是否有他人在场、是否由儿童自主进行、提问是否封闭、动作是否由儿童自己做出还是被摆布。
(三)多名被害人的同质化
多名被害人时,同质化是最需要警惕的问题。若各被害人的陈述在用语、顺序、细节上高度一致,甚至出现相同的比喻、相同的错误,其独立性就值得怀疑。蒋某华案特别强调三名被害儿童分开制作笔录,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同质化。
反过来说,多名被害人陈述之间的差异,往往更能说明各自独立。林某连案承认各被害人陈述存在差异而不影响采信,其逻辑正在于此:差异说明各自观察、各自表达,而非照抄同一份口径。
(四)指证、诱证与诬告的排除
左某案的排除方式值得借鉴:一是班主任证实被害人性格活泼开朗、热心,平时没有撒谎的习惯;二是母亲在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告知其“这种事不能骗人,必须说实话”,被害人明确表示是实话。前者是对陈述者品性的具体描述,后者是对首次披露情境的还原,二者都不是“孩子不会撒谎”的笼统断言。
林某连案则从报案动机入手:各被害人及其家长与被告人在案发前无利益冲突或私人仇怨,报案及时;家长组建微信群沟通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不能据此认定串通诬告,且聊天记录显示有家长提出为孩子声誉考虑应慎重控告。刘某某案补充了另一角度:家长捏造性侵害事实而自毁清白和名誉的做法与常理不符。
这些判断都是经验推论,不能单独作为定罪依据,但可以作为排除合理怀疑的辅助理由。真正的排除,仍须依靠陈述本身的细节质量与其他证据的印证。
四、矛盾如何处理
第一,区分核心矛盾与细节差异。核心矛盾指涉及犯罪构成的事实冲突:有无行为、行为方式、身体部位、行为人身份。细节差异指时间、次数、环境、顺序等外围内容的不一致。前者须解释,不能解释则不能采信;后者可以容忍。林某连案对差异的容忍,限于后者。
第二,看矛盾能否合理解释。张某某案列举了四处矛盾:猥亵开始时间、补课具体时间、被猥亵时家中人员、报案当日是否与奶奶说过多次猥亵(该点与奶奶证言相互矛盾),均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对“长期多次”不予认定。所谓合理解释,指符合儿童记忆特点与表达习惯的说明,如“记不清哪一天,但记得是补课的时候”;而不是办案人员的推断。
第三,注意“补充记忆”。多次询问后新增的内容,若为首次未提及、后续突然出现的具体情节,应查明是回忆还是提示。若新增内容与提问者的暗示高度吻合,其可信度应打折扣。
第四,与客观证据冲突时如何取舍。左某案中,被告人称与被害人没有任何身体接触、没有亲过学生额头,而被害人额头检出其DNA分型;被告人称二人在办公室谈话,而监控显示室内无说话声。冲突的结果是辩解被否定,陈述被采信。反过来,若陈述与客观证据冲突(如陈述称在某地发生,监控显示当日该地无人),则须优先审查陈述。
五、补强与定案
被害儿童陈述不能单独定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精神是,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罪;这一条的反向含义同样成立:只有被害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也不能定罪。《性侵意见》第二十九条要求认定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张某某案进一步提醒,既要考虑此类案件的特殊性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也要结合经验常识,注重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和逻辑分析,同时避免机械理解适用印证证明模式。
所谓避免机械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要求每个细节都有对应证据,核心情节得到印证即可;二是不以“大体吻合”代替对核心矛盾的排除。前者防止对被害人陈述提出过高要求,后者防止以印证之名降低标准。
补强的方向是具体的。左某案的五组印证——证人证实被告人叫女同学出去、网购玩具记录与DNA、监控显示被告人随即进入办公室且室内无说话声、衣服下摆前后变化、被告人出门后闻手——分别对应陈述的五个情节,来源彼此独立。林某某案的补强则是模拟实验(证明门口可以看到屋内床上行为)、病历记录(案发次日阴部再次受到侵犯)、被告人承认脱裤且解释矛盾三项。蒋某华案的补强是监控、验伤通知书与其他证人证言。
须再次强调:父母、祖父母、老师的转述不是补强,而是同一来源的重复。真正的补强,必须来自陈述之外的独立渠道。
当补强不足时,应依疑罪从无处理。林某某案的一审即如此:被害人陈述与目击证言均来自未满五周岁的幼儿,目击证人系被害人舅妈、有利害关系,被告人始终否认,证据不足,判决无罪。二审改判有罪,不是因为改变了对待幼儿陈述的标准,而是因为补入了模拟实验、病历与被告人自身矛盾供述三项独立材料。两审的差别,恰是补强是否充分。
六、结 语
被害儿童陈述的认定,可以按四个问题依次进行:取证程序是否合法,瑕疵是否影响相应部分的事实;内容是否与年龄、认知相符,有无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从首次披露到形成笔录,中间有无污染与暗示;与客观证据、其他证人证言之间,是印证还是冲突。四个问题都有具体材料可以回答,也都能在案卷中找到对应的页码。
案例库的这几件判决给出的分寸是:对儿童陈述,既不能以“儿童记忆有限”“表达不清”为由一概否定,也不能以“儿童不会撒谎”“细节具体”为由一概采信。前一种做法使此类案件无法办理,后一种做法使错案风险失去控制。真正的标准只有一个:陈述中的关键情节,能否被独立于该陈述的其他证据所支撑。
钢苑刑事律师团队是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团队,执业范围重点覆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由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博士领衔组成,刑法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团队秉持专业、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行刑事辩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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