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认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将“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与“有其他恶劣情节”并列,规定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前两种情形外延相对确定,第三种情形则是一个开放的兜底条款。兜底条款的存在,既是立法为应对行为方式多样化留下的空间,也带来一个现实风险,即司法者可能以“情节恶劣”这一评价性表述,替代对具体事实的证明,从而在无形中提高法定刑。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邱某杏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5-14-1-184-001),首次以裁判要旨的形式明确了“其他恶劣情节”的相当性标准,为这一条款的适用提供了可操作的尺度。本文围绕该案,兼及相邻的当众升档案例,讨论这一情节的认定要素、证明要求与辩护空间。
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所列情形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聚众,指三人以上共同实施强制猥亵,其可罚性在于多人共同实施使被害人处于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也在于行为的公然性与示范性。第二类是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其可罚性在于行为的公然性对公共秩序与被害人人格尊严的双重侵害。第三类是其他恶劣情节,其功能是兜底,用以涵盖与前述两类在危害程度上相当、但形式上不能归入前两类的行为。三类的共同特征不是行为类型的相似,而是危害程度的相当。这一认识决定了兜底条款不能独立创制升档理由,只能在前两类设定的高度上寻找同质的情形。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本罪对象由“妇女”修改为“他人”后,第一款与第二款的法定刑结构未作调整,这意味着对象范围的扩大并未降低升档的门槛,相反,随着案件类型增多,兜底条款的适用更须谨守相当性的边界。
对兜底条款的解释,应当遵循体系解释与同类解释的规则。体系解释要求把第二款放在整个条文之中理解,第一款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款的升档意味着刑期至少翻倍,因此升档情节必须在严重程度上明显超出一般情形。同类解释要求兜底情形与列举情形具有同质性,即危害程度相当、侵害的法益类型相同。王某炜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5-07-1-184-001)在论述当众升档时指出,通过“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兜底规定可以发现,加重处罚的情节总体上应当达到情节恶劣的标准,如此才符合体系解释原理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如果对相对轻微的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行为一律加重处罚,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则会明显造成罪刑失衡。这段论述虽针对当众情节而发,其方法同样适用于兜底条款本身,即升档必须有量的支撑,不能仅凭形式的符合。
邱某杏案的裁判要旨明确,认定是否属于“其他恶劣情节”,应当结合猥亵行为次数、对象、方式、后果等因素综合判断;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连续多次实施强制猥亵,并将录制的裸聊视频及隐私照片发送给被害人熟悉的人员、在人数众多的社交群内传播,暴露被害人身份,对被害人身心健康以及正常学习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应当认定为“其他恶劣情节”。该案裁判理由进一步阐明,认定应当考虑相当性,即与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的社会危害性、危害后果相当。这一表述把兜底条款从“法官的感觉”转变为“可比较的判断”,是本文讨论的规范起点。
次数是判断情节恶劣最直观的要素,但次数的认定不能停留在概括性表述。每一次猥亵都应有相对确定的时间、地点、行为方式与被害人,不能以“多次”“长期”一语带过。邱某杏案中,被告人对同一被害人先实施强奸性质的猥亵,后又两次将其骗至宾馆实施猥亵,并胁迫裸聊一次,法院据此认定连续多次。次数之所以影响升档,是因为反复侵害使被害人长期处于恐惧与屈辱之中,其危害远大于单次侵害。辩护时应当注意,同一时间、同一场所内连续实施的相关动作,宜整体评价为一次,不宜人为拆分累计;已经作为强奸或者猥亵儿童定罪处罚的行为,不能在升档时再次计入,否则构成重复评价。
对象的特殊性是升档的重要考量。未成年人、无性防卫能力者、处于特殊照护关系中的被害人,其身心承受能力与自救能力较弱,侵害后果往往更重。邱某杏案的被害人系十四周岁少女,法院在裁判理由中特别指出其系未成年人。袁某胜案的被害人经鉴定患精神分裂症、案发时无性防卫能力,法院据此认定无须强制方法即可构成猥亵,并在量刑上体现对弱势对象的加重保护。李某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14-1-184-001)与张某某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02-1-184-001)亦均以未成年人为对象,法院在量刑上体现从重。需要注意的是,对象要素的功能是加权而非独立升档,不能仅因被害人未成年就认定情节恶劣,仍须结合次数、方式、后果综合评价。对于已满十四周岁、双方年龄相近、交往自愿的情形,对象要素的权重应相应降低。
行为方式是判断侵害强度的核心。以手指侵入下体、以生殖器摩擦下体、迫使口交,其侵害程度明显重于隔衣触摸;迫使被害人自慰供观看、迫使裸聊并录屏,虽无身体接触,但对性羞耻心的侵害同样严重。邱某杏案的行为包括强行亲吻、生殖器摩擦下体、手指侵入下体,法院将其与后续的传播行为一并评价为情节恶劣。王某合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02-1-184-003)则显示,行为是否超出职务规范,直接决定其性质,医生脱去体检对象内裤触摸阴部,因不属于内科检查常规而被认定为猥亵。方式要素的审查应当具体到动作、部位、持续时间、是否使用工具或者药物,不能笼统以“猥亵”概括。隔空猥亵的方式评价另有一层标准。张某某案与李某案确认,迫使被害人暴露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供观看,虽无身体接触,但行为实质与社会危害与传统猥亵并无差异。此类行为的强度取决于被迫暴露的程度、持续时间、是否录屏留证、是否反复实施。仅短暂暴露、经拒绝即停止的,强度明显较弱;录屏并用于后续要挟的,强度显著提升,并可能同时构成传播类犯罪。
强制程度是第一款的基础要素,在第二款中仍有加权作用。以暴力压制、以药物致昏、以隐私影像相胁迫,其强制强度高于利用被害人一时不敢声张。王某等走私、贩卖毒品、强奸、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06-1-356-009)中,行为人以三唑仑、咪达唑仑致被害人昏迷后实施猥亵,法院认定其犯罪性质恶劣;该案的恶劣不仅在于行为方式,更在于手段使被害人完全丧失防御能力。场所要素本属第二类的独立情形,但在兜底条款中亦可作为加权因素,例如在封闭空间内长时间控制被害人,其危害与当众猥亵虽形态不同,却可能在精神强制上具有相当性。
后果是相当性判断中最具说服力的一环。邱某杏案中,被害人精神恐惧、多次产生轻生念头、被迫放弃初中学业,法院据此认定后果严重。后果的认定须有证据支撑,病历、心理咨询记录、学校证明、亲属证言均可采用,但应当注意因果关联,被害人的辍学、自伤是否直接源于猥亵与传播行为,抑或另有家庭、学业、经济原因,须逐项排除。若后果与行为之间仅存在时间先后的巧合,不能作为升档依据。
传播是邱某杏案升档的关键事实。被告人将裸聊视频与隐私照片发至被害人所在三个未成年人QQ群,群人数近三四百人,暴露被害人身份。传播之所以加重,是因为它把一次性的侵害转化为持续性的、不可撤回的羞辱,并可能引发二次伤害。审查时应当核实群成员数量、群的性质、视频的传播路径、是否由被害人自行扩散、传播是否持续。若影像仅在二人之间传递,或者传播范围有限且已及时删除,其加重作用应相应减弱。传播行为本身可能另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类犯罪,若已单独定罪,则不能在猥亵罪中再次作为升档情节重复评价。
被告人邱某杏曾因猥亵女性被治安拘留,通过QQ以虚构身份与十四周岁的许某某确定网恋关系,将其骗至宾馆强行实施亲吻、生殖器摩擦下体、手指侵入下体等猥亵行为;此后又两次欺骗、胁迫被害人至宾馆实施猥亵,胁迫裸聊一次并在被害人不知情时录屏;后因被害人删除其联系方式,将裸聊视频及隐私照片发送至被害人所在三个未成年人QQ群及班级老师,被害人精神受创并辍学。一审以强制猥亵罪,情节恶劣,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被告人以不构成强制猥亵罪为由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的论证围绕两个支点展开。其一是社会危害性。被告人具有猥亵妇女儿童的前科劣迹,现又对未成年人多次实施猥亵,屡教不改;将录制的裸聊视频及隐私照片发至多个未成年人QQ群,群人数近三四百人,暴露被害人身份,严重侵害其身体自由权、隐私权与名誉权,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法益侵害程度与聚众或者公共场所当众具有同质性。其二是危害后果。案发后被害人精神恐惧、多次产生轻生念头、被迫放弃初中学业,被告人的行为不仅给被害人造成严重伤害,也对群内其他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恶劣影响。
该案的论证整体严谨,仍有若干可以讨论之处。第一,前科的地位。裁判理由将“曾因猥亵女性被治安拘留”作为社会危害性的组成部分,但前科属于行为人的人格评价,不宜直接转化为本次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为妥当的表述应是,前科说明其再犯可能性较高,可作为量刑参考,而升档的核心仍应落在本次行为的方式、次数、对象与后果。第二,传播范围的证明。群人数近三四百人,须有群成员列表、截图、平台数据等客观证据支撑,不能仅凭被害人陈述估算。第三,后果的因果。被害人辍学与精神创伤,须有医疗与学校材料证明其与传播行为的关联,若其间另有家庭变故或者学业压力,应当扣除相应影响。第四,同质性的说明。“与聚众或者公共场所当众具有同质性”是一个评价性结论,应当具体说明同质在何处,是公然性、持续性,还是被害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第五,比较对象的选择。裁判理由将传播行为与聚众、当众相比,但三者侵害的法益侧重并不完全相同,聚众与当众侧重公然性,传播侧重隐私与名誉。较为妥当的比较路径是先说明传播造成的持续性羞辱与公然性之间的对应关系,再落到被害人的具体后果,避免以结论代替论证。论证越具体,升档的说服力越强,辩护的着力点也越清晰。
聚众要求三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且须有共同的行为决意。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是,一人实施猥亵,多人在场观看、拍摄或者望风。在场者是否构成共犯,取决于其有无共同故意与共同行为,仅旁观不构成聚众。若在场者参与按压、控制、拍摄并用于传播,则可能构成共同犯罪。聚众的升档理由是多人共同实施使被害人更难反抗、侵害更具公然性,因此人数与分工是认定关键。
公共场所包括车站、码头、商场等通常意义上的场所,也包括校园、学生集体宿舍、居民小区内开放空间等一定范围内多数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场所。袁某胜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02-1-184-002)认定居民小区花坛旁属于公共场所,行为人多次当众抚摸无性防卫能力被害人的胸部、阴部,有他人在场、处于随时可能被发现的状态或者已被发现,构成当众猥亵,应依法加重处罚。郑某峰案(入库编号2024-02-1-184-004)则认定在列车车厢内有他人在场实施猥亵,具有公共场所当众情节,应对强制猥亵罪升档量刑。当众的核心不是空间开放,而是在场第三人能够感知,因此深夜无人的街角、仅有同案犯在场的房间、第三人视线受阻的场合,均不宜认定。
王某炜案确立了重要规则,对于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强制猥亵,情节较轻的,应将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作为是否入罪的因素考虑,而不再作为升档量刑情节重复评价。该案被告人在车厢内先后触摸两名女性胸部,被害人多次躲避并离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这一规则的意义在于,同一事实不能在入罪与升档两个环节被使用两次。同理,兜底条款的适用也须防止重复评价,已经用于认定行为构成犯罪的事实,如强制手段、被害人的未成年人身份,不能在升档时原样再用一次;已经单独定罪的行为,如传播淫秽物品,也不能再作为猥亵罪的升档情节。
相当性抗辩不是抽象地主张“情节不恶劣”,而是把指控所依赖的每一项事实与聚众、当众的危害程度作具体比较。可以提出三个问题。第一,本次行为是否具有公然性,若侵害发生在封闭空间、无第三人在场,其公然性明显弱于当众。第二,被害人是否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若被害人事后能够正常求助、报警、就医,其无助程度较弱。第三,侵害是否具有持续性,若系单次、短暂、经制止即停止,其持续性与多次侵害不可同日而语。三个问题均得否定回答时,兜底条款的适用即缺乏基础,法定刑应回落至五年以下。具体操作上,可以先制作一份要素对照材料,逐项列出控方主张的事实、与之对应的证据,以及该事实与聚众、当众在危害程度上的差距。凡证据栏为空白者,应在辩护意见中明确指出不予计入;凡差距无法说明者,应主张其不足以支撑升档。这种方法看似机械,却能有效防止以整体印象替代逐项证明。
升档情节的每一项要素都须独立证明,不能以整体印象替代。次数须有具体事实对应,对象须有年龄证据,方式须有行为描述与物证、影像,后果须有医疗与学校材料,传播须有平台数据。辩护应当逐项审查证据来源,特别警惕以被害人单方陈述支撑全部要素的情形。若某一要素缺乏证据,应当主张该要素不予计入;若多数要素均缺乏证据,应当主张升档情节整体不成立。
前科只能用于量刑参考,不能用于认定情节恶劣,更不能用于证明本次行为的发生。实务中还有一类误用,是以被告人的网络浏览记录、与多名异性的交往史证明其性倾向,再据此推断行为的恶劣程度。此类材料既非本案事实,也非定罪依据,至多在与本案行为方式存在对应关系时作为量刑参考。邱某杏案提到前科劣迹,王某炜案把性犯罪前科列为升档量刑的考量因素,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前科始终处于量刑层面,未进入定罪层面。辩护应当明确区分这两个层面,防止控方以“屡教不改”替代对本次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证明。
周某强奸、强制猥亵、抢劫案(入库编号2024-18-1-182-001)确立的标准是,强奸后另起犯意实施强制猥亵,时间间隔较长、空间发生变化,不成立吸收犯,应当并罚。该案还明确,对怀孕妇女实施强奸、猥亵的,酌情从重处罚。罪数与升档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罪数解决行为应受几次处罚,升档解决一次处罚应多重。辩护应当分别处理,先争罪数,再争升档,避免以罪数之争掩盖量刑之争。
王某某强奸、猥亵儿童、强制猥亵、聚众淫乱案(入库编号2024-04-1-182-001)体现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惩处的政策,该案被告人利用网络骗取幼女信任,取得裸照与裸体视频后以公开相威胁,实施奸淫、轮奸并猥亵多名未成年人,终审维持死刑判决。从严政策要求对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给予更重评价,但从严不等于可以省略要素证明。在具体案件中,被害人的年龄、行为次数、后果程度仍须查明,升档与否应当与行为的实际危害相匹配。魏某亮强奸、强制猥亵、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4)关于利用封建迷信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看似自愿实质违背真实意志的认定,吴某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5-02-1-183-001)关于特殊职责人员身份实质判断的规则,都提示在未成年人或者特殊关系案件中,定性的精细化比单纯的从严更能实现罚当其罪。
“其他恶劣情节”不是一个可以凭感觉填充的口袋,而是一个需要比较、需要证明、需要说明同质性的规范概念。邱某杏案提供的启示有三。其一,认定的落脚点是相当性,即与聚众、当众在危害程度上的相当,而非行为类型的相似。其二,认定的材料是次数、对象、方式、后果等具体要素,每一项都须有证据支撑,不能以概括性评价替代。其三,认定的边界是禁止重复评价,已经用于定罪的事实与已经单独处罚的行为,不得再次用于升档。对辩护人而言,这一条款既是压力也是机会。压力在于,一旦升档成立,法定刑从五年以下跃至五年以上,量刑空间骤然收窄;机会在于,兜底条款的开放性意味着控方负有更重的论证义务,只要抓住某一要素的证明缺口,或者指出同质性说明的空洞,升档即可能被推翻。强制猥亵罪的量刑争议,最终仍要回到事实与规范的对应关系上,回到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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