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万军(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
张某系某公司职工,1981 年出生。她在工作场所内晕倒,送医后诊断为基底节脑出血,此后向合肥市庐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张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均未支持其请求,于是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在案证据中,监控录像记录了她在工作场所晕倒的过程;门诊病历记载她 “因肢体乏力摔倒”;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出血成因的判断为 “自发性出血可能性大”。
张某的再审理由集中于四点:医院对伤害成因的客观描述已能证明她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摔倒受伤,符合第十四条第一项;二审仅以无证据证明事故伤害或摔倒致伤为由,否定长期加班与脑出血的因果关系,有失公允;人社局没有新证据,仅凭 “用词不确切” 便把 “摔倒” 更正为 “突发疾病”,属于随意变更事实;仅凭 “自发性出血可能性大” 这一模糊结论否定工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适用以存在 “事故伤害” 为前提。在案监控录像只能证明申请人在工作场所晕倒,不能证明晕倒的起因及脑出血的成因;既然没有证据证明她系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就不具备按该项认定工伤的条件。她虽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但不属于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不予认定于法有据。
裁定进一步厘清了 “事故伤害” 的含义:它指外来的、突发的、非疾病性的事件对人体造成的损伤。张某的基底节脑出血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判断为 “自发性出血可能性大”,本质上属于自身疾病发作,不属于 “事故伤害” 范畴。她主张因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强度高而晕倒,病历中也有 “因肢体乏力摔倒” 的记载,但肢体乏力的成因可能是自身疾病、睡眠不足、饮食不规律等多种因素,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她所说的肢体乏力系因工作原因导致。
关于举证责任,裁定指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以劳动者已就存在 “事故伤害” 及其与工作之间的关联性完成初步举证为前提。张某主张她因工作原因摔倒,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摔倒系因工作所致,初步举证尚未完成,要求用人单位举证的前提并不成立。其余理由一、二审已作回应。再审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法院于是依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裁定驳回。
(案例来源: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6)皖行申 1037 号行政裁定书)
本案裁判要旨可归纳为以下七项。
(一)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以存在 “事故伤害” 为前提,须证明伤害系外来的、突发的、非疾病性事件所致。
(二)监控录像仅能证明劳动者在工作场所晕倒,不能证明晕倒起因与出血成因的,不足以认定事故伤害成立。
(三)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判断为自发性出血可能性大的脑出血,本质上属于自身疾病发作,不属于 “事故伤害” 范畴。
(四)病历中 “因肢体乏力摔倒” 的记载属于患者主诉,不能当然推出摔倒系工作原因所致,须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与工作的关联。
(五)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但不符合第十五条视同工伤情形的,不能认定为工伤。
(六)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举证责任倒置,以劳动者就事故伤害存在及与工作的关联性完成初步举证为前提;初步举证未完成的,不发生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
(七)伤害成因已有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专业意见,劳动者仅以工作时长、强度等主张疾病系工作所致的,缺乏事实依据。
工伤认定的核心是三个要素: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前两个要素相对容易证明,第三个要素才是真正的关口。第十四条第一项把 “工作原因” 具体化为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也就是说,仅有 “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受到伤害” 这一事实还不够,还必须存在一个外来的、突发的、非疾病性的事件。这三个限定词各有分工:外来性排除身体内部病变,突发性排除长期累积的职业病,非疾病性则把伤害与疾病彻底分开。
立法作这样的区分,有其制度逻辑。疾病风险由基本医疗保险、病假待遇承担,职业伤害风险由工伤保险承担。若把自身疾病发作也纳入工伤,工伤保险基金将面临无法界定的赔付边界,“工作中发病即算工伤” 的推论会使制度失去精算基础。第十五条另设 “视同工伤”,把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在四十八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障,以死亡这一最严重后果为限定。
本案的两条通道恰好都卡在门口。走第十四条第一项,缺少 “外来事件” 这一环:监控只能看到人倒下,看不到是什么让人倒下;病历写的是 “因肢体乏力摔倒”,乏力属于身体内部状态,不是外部撞击。走第十五条,则缺少 “死亡” 这一后果:张某经抢救存活,不符合视同工伤的构成。对当事人而言,两条路都走不通;对制度而言,这正是 “工作诱发疾病” 这一类损害长期处于保障缝隙的原因。
值得细究的是病历里那六个字。医学上的因果链条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排列:一种是外力或跌倒造成颅脑损伤,进而出血,属于事故伤害;另一种是脑血管先破裂,引起肢体乏力、意识丧失,人随之跌倒,属于疾病发作后的摔伤。前者是 “摔倒致伤”,后者是 “因病而倒”。病历的书写顺序、主诉的形成过程、影像显示的出血部位与形态,才是区分二者的关键。本案鉴定意见倾向 “自发性出血”,恰好指向后一种排列。张某主张长期加班导致发病,实际是在主张一个医学层面的诱发关系,而非法律层面的 “事故伤害”,二者的证明对象根本不同。
举证责任的分配,也常被误解。有人以为只要劳动者说是工伤,举证责任就自动转移给用人单位。这种理解忽略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适用前提:劳动者须先就事故伤害的存在及其与工作的关联性完成初步举证,此后才轮到用人单位就 “不属于工伤” 举证。这是举证责任转移而非倒置:原告先迈过第一道门槛,被告才需要举反证。本案张某连 “摔倒系因工作原因” 这一初步事实都未能证明,转移无从发生。行政诉讼中被告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负举证责任,这一规则解决的是 “认定是否有据”,并不替代劳动者对授益事实的证明义务,两个层次不能混同。
病历在工伤认定中的地位,需要分层看待。患者主诉、现病史、既往史多由本人或家属陈述,属主观材料,可以作为线索,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外力致伤的依据;体格检查、影像报告、手术记录、病理结论属客观记载,证明力更强。本案 “因肢体乏力摔倒” 写在门诊病历的主诉部分,其后没有影像或查体支持外力作用,因此无法支撑 “事故伤害” 的认定。
真正管用的证据,往往在事发当天就应当固定。现场监控的原始存储载体、目击同事的书面证言、事发地面的水渍与台阶、作业设备的状态、当日的班次安排与派工记录、急救人员到场时患者的体位与周围物品的位置,这些材料拼在一起,才能回答 “人是怎么倒下的” 这一问题。若涉及疾病与工作的关联,还需要因果关系鉴定或者伤病参与度评定,仅凭工作时长与强度的陈述,无法通过专业审查。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意见在本案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原因就在于它是唯一针对成因作出的专业判断。
程序节点同样影响结果。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劳动者或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一年内直接申请。对不予认定决定不服,可以在六十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审查的是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行政机关须就其认定的事实与依据举证;但劳动者主张的工伤事实本身,仍要靠自己组织证据。
本案还牵出一个程序细节:行政机关将 “摔倒” 更正为 “突发疾病”。工伤认定中的事实表述不是文字工作,每一次改动都应当有证据支撑,并说明理由。用语调整若只是使表述更贴合在案证据,属于正常修正;若在结论形成后为迎合定性而改动关键情节,且无新证据支持,则可能构成认定事实不清。张某对这一更正的质疑并非无理,但更正的实质内容与在案鉴定意见一致,便不足以动摇结论。
对用人单位而言,这类案件暴露的风险点在日常管理。事故报告制度是否落实,监控录像的保存期限是否足以覆盖工伤认定全过程,事发后是否及时送医并完整记录,班次与作业强度是否有据可查,都会在事后成为认定依据,而不少单位的监控只自动覆盖七日至三十日,等到申请工伤认定时录像早已消失。
工伤保险之外,民事侵权与商业保险是两条补充路径。若能证明用人单位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如地面长期湿滑、设备存在隐患,且该不作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劳动者可另行主张侵权赔偿;但本案诊断指向自身疾病,这条路同样要跨过因果关系门槛。雇主责任险、意外伤害险则可以覆盖一部分医疗与伤残支出,其理赔以合同约定为准,不以工伤认定为唯一前提,这一点常被忽视。
这类案件反复出现,折射的是 “工作诱发疾病” 在现行制度中缺少清晰归口。事故伤害与自身疾病之间的灰色地带,靠个案中的鉴定意见与证据来填补,对劳动者最实用的提醒是,事发当天就把现场留住,拍下地面、拍下设备、记下在场同事的名字;对用人单位最实用的提醒是,把事故记录当作与工资表同等重要的档案来管理。法律给出的答案,往往取决于事发那一刻有没有人把证据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