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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讲解诈骗案件无罪辩护策略 ——基于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的考察

2026-11-12 15:19 次阅读

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诈骗罪是当下刑事司法中发案数量最多、行为形态变化最快的侵财犯罪。从传统的街头设局、冒充身份,到电信网络诈骗、网络交友诱导打赏、虚假交易平台、医保基金空刷、“套路贷”与“套路运”,行为的外观不断翻新,而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范表述却始终未变。规范越是简洁,解释空间越大,指控与辩护之间的张力也就越明显。实践中,诈骗案件的辩护长期呈现两种倾向:一种是消极的罪轻辩护,承认指控事实,仅在数额、地位、退赔上争取从宽;另一种是笼统的无罪辩护,以“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属于民事纠纷”一笔带过,缺乏对构成要件逐项的对应性质疑。两种倾向的共同问题在于,辩点没有落到规范结构上,辩护意见因此难以进入裁判者的论证视野。

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的诈骗类案例,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参照。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指出,这六十件案例中,既有肖某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6-16-1-222-001)、叶某伟合同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5-16-1-167-001)、张某甲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3-16-1-222-001)、刘某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16-1-222-003)、邝某春诈骗宣告无罪案(入库编号2025-05-1-222-003)、伍某合同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16-1-167-005)等直接宣告无罪的裁判,也有刘某甲、刘某乙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2-1-222-001)这样因关键事实证据不足而否定部分指控的裁判,还有大量在罪名界分、共同犯罪范围、犯罪数额认定上作出限缩的裁判。这些裁判共同显示,诈骗案件的无罪空间并不主要存在于量刑情节,而存在于构成要件的每一个环节,以及证据规则对指控体系的每一次检验。

本文以这些入库案例为基础,按照“构成要件逐层证伪—违法性阻却与罪名界分—责任范围限缩—证据与程序检验”的顺序,讨论诈骗案件无罪辩护可以着力的具体位置。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无罪辩护,既包括实体上不构成犯罪,也包括因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犯罪,还包括以罪名变更、数额削减为结果的事实上的出罪效果。辩护实践中,三者往往交织,不宜截然分开。

一、构成要件的递进结构决定了辩护的着力点

诈骗罪的通说构造是: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使他人陷入或加深错误认识,他人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且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构造不是若干要素的简单并列,而是环环相扣的递进关系。前一环不成立,后一环便失去依附;中间任何一环断裂,整个归责链条即告中断。辩护人若只在“非法占有目的”上做文章,等于放弃了前面四环上更为客观、更易举证的争点。

(一)欺骗行为是归责的起点而非全部

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往往以“被告人说了假话”作为论证的起点,进而推定被害人因此交付财物。这一论证跳过了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假话所指向的内容是否属于诈骗罪意义上的“事实”,以及该假话是否达到了使一般人陷入错误认识的程度。日常交往中的客套、商业谈判中的夸大、对自身能力的乐观估计,与刑法上的虚构事实并非同一层次。前者属于社会生活的正常摩擦,刑法不应介入;后者则是对交易基础事实的编造,足以动摇被害人的判断。

以白某来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11)为例,被告人自称系退休的国家特二级刑警,以为被害人取消行政处罚为由骗取五千余元。该案裁判要旨指出,退休的人民警察不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冒充退休警察不能构成招摇撞骗罪,但其虚构办事能力骗取财物,仍构成诈骗罪。此案的启示在于,欺骗行为是否成立,取决于行为人虚构的是否为“能够影响被害人处分财产的事实”,而不是虚构的身份标签本身。反过来,如果行为人只是炫耀人脉、夸大交情,并未虚构具体的办事能力与办事进程,则难以认定欺骗行为。

(二)五环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辩护的主战场

诈骗罪的既遂要求被害人的财产损失由欺骗行为引起。这一因果要求包含两层:被害人确实陷入错误认识,且其处分财产的行为建立在该错误认识之上。许多案件的指控在这一层上是薄弱环节。被害人可能早已知道真相,可能基于其他原因交付财物,可能只是出于人情、信任或者对风险的自我承担。此时,欺骗行为与财产处分之间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联,诈骗罪不能成立。

后文将依次讨论这一递进结构中的具体争点。需要先确立一个方法上的立场:无罪辩护应当从最客观的环节入手,先质疑有没有欺骗行为、被害人有没有陷入错误认识、有没有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再讨论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件。把主观目的放在最后,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最难被直接证明,也最容易被推定的方式填补。辩护人先用客观环节削弱指控的事实基础,主观要件的推定便失去前提,论证效果远胜于空泛地主张“没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欺骗行为与“虚构”的边界

诈骗案件辩护的第一个技术性争点,是被告人的不实陈述能否被评价为刑法上的欺骗行为。这一争点在借款型、请托型、补贴申报型案件中尤为集中。三类案件的共同特点是,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基础法律关系,款项的流转有合同、凭证或者口头约定作为外观,单纯从“说了假话”出发定罪,容易把民事违约、行政违规与刑事诈骗混为一谈。

(一)虚构事实须指向交易基础,而非履约过程中的一般不实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对履约进度、资金状况、市场前景的说明常有出入,这种出入属于交易风险与商业判断的范畴。刑法关注的是那些直接决定被害人是否交付财物的基础事实,例如主体身份是否真实、标的物是否存在、是否具有处分权限、是否具备法定资质、项目的关键条件是否具备。至于履约过程中的次要说明、对困难的掩饰、对时间的乐观承诺,一般不足以独立支撑诈骗罪的成立。

叶某伟合同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5-16-1-167-001)对此有明确表达。该案裁判要旨指出,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虽然实施了虚构事实、伪造凭据等行为,但结合案件涉及的背景法律关系,其签订、履行合同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且有履约意愿、履约能力,实施了履约行为的,不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该案涉及相互关联的《资产转让协议》与《房屋租赁协议》,法院要求对两个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分别考察,而不是以其中一份合同的不实之处概括全案。这种方法上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求控方证明不实陈述与财产损失之间的具体对应关系,而不能以整体印象代替逐项论证。

(二)借款型案件中虚构用途不等于骗取财物

借款型诈骗是实践中最易被扩张认定的类型。借款人虚构借款用途、夸大还款能力、隐瞒负债状况的情形十分常见,若仅以“用途虚假”入罪,民事借贷与刑事诈骗的界限将不复存在。肖某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6-16-1-222-001)的裁判要旨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判断框架:在借款类诈骗案件中,行为人虽有虚构借款理由等欺骗行为,但其系以真实身份借款,借款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的事实不清,且借款后未携款潜逃,客观上具有还款行为的,一般不应当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该案再审特别指出,不能仅因借款人将部分款项用于其他支出,就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邝某春诈骗宣告无罪案(入库编号2025-05-1-222-003)则将辩点推进到因果关系层面。该案被告人以合伙经营二手车生意的名义向被害人借款并承诺固定利润,双方资金往来频繁,有借有还,甚至同日互有转账;案发前被告人亲属代为偿还部分款项,民事诉讼中被告人委托律师应诉并以实际系借贷、已清偿为由抗辩。法院认定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且被害人未陷入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最终宣告无罪。此案的价值在于,它把“虚构合伙名义”与“被害人处分财物”之间的关系拆开审查:被害人明知双方系资金往来关系,其交付款项基于对被告人还款能力与信用的判断,而非基于对“合伙经营”这一外观的信赖。辩护人在同类案件中,应当着重收集双方的完整资金流水、聊天记录、民事诉讼材料,用以证明被害人对交易性质并非不知情。

(三)请托型案件中“能力”与“履约期”的双重审查

请托办事型诈骗的指控逻辑通常是,被告人虚构能够办理入学、转学、补缴社保、取消处罚、逃避查处等事项,收取请托款后未办成,即推定其自始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逻辑的薄弱之处在于,请托事项本身处于合法与非法、可能与不可能的模糊地带,办成与否受制于第三方裁量,不能以结果倒推故意。

曹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3-1-222-021)从正面确认了指控逻辑的边界。该案被告人以能够帮助办理子女入学、转学为由收取钱款,在明知不能办理成功的情况下仍以各种理由拖延,并将钱款用于个人挥霍及归还其他家长欠款。裁判要旨指出,在请托办事型诈骗案件中,行为人虚构具备实现请托事项的能力,其承诺的履约期本质上属于虚构事实的内容,履约期是否届满不影响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该案的关键事实是“明知不能办理”与“款项用于挥霍及拆东墙补西墙”,而不是单纯的“未办成”。辩护人在同类案件中若要主张无罪,就必须正面处理这两项事实:被告人是否确有办事渠道与真实尝试,款项是否主要用于请托事项,未办成后是否积极退款。

朱某琴、朱某明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7)进一步划出了“以假乱真”的界限。该案被告人明知自己无能力办理一次性补缴职工养老保险费,却对外宣称能够办理,并通过虚构用工关系、伪造资料为部分被害人交纳数月普通养老保险的方式引诱被害人相信其能力,后又以伪造的参保缴费凭证继续欺骗,收取上百名被害人巨额钱款供个人使用、挥霍。法院认定其构成诈骗罪。该案说明,行为的可罚性不在于“没有办成”,而在于以伪造的凭证维持虚假的办事进程,使被害人持续陷入错误认识并追加付款。反之,如果被告人如实告知办理进度、将款项用于实际请托、未办成即退还,则即使存在一定夸大,也不宜以诈骗罪论处。

谢某桥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1)与张某巍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5-1-222-002)则从另一侧面提示了请托型案件的复杂性。前者中,被害人交付钱款是为了通过被告人贿赂司法人员使其亲属免受追究,法院认定该款属于不法原因给付,虽系赃款亦不予返还,应予追缴上缴国库;后者中,请托人为避免酒后驾驶的行政处罚而交付钱款用于行贿,法院同样认定该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两案虽均以诈骗罪定罪,其裁判要旨对辩护仍有双重意义:请托事项的违法性会影响赃款处置与被害人的陈述动机;请托事项本身违法时,被害人往往心知肚明,其是否陷入错误认识需要更严格的证明。

(四)补贴申报型案件中关键资质与资金去向的决定意义

骗取国家专项补贴、医保基金、就业补助等案件,指控机关常以“申报材料存在虚假”作为核心证据。此类案件的辩护应当抓住两点,一是虚假材料是否属于决定能否获批的关键材料,二是资金的实际用途是否背离补贴目的。

张某甲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3-16-1-222-001)是这一辩点的经典样本。该案被告人在申报国债技改贴息资金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但法院认为其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骗取贴息资金的行为,也无非法占有三千余万元贴息资金的主观故意,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再审改判无罪。裁判要旨特别强调,申报时所依据的政策文件并未禁止民营企业申报,国家政策在案发期间亦处于调整之中,不能以事后的政策口径否定当时的申报资格。

刘某甲、刘某乙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2-1-222-001)则确立了“关键资质”标准。裁判要旨指出,对于伪造材料申报国家专项补贴资金是否构成诈骗罪,要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审慎判断,准确认定被告人是否具备申报专项补贴资金的关键资质,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避免只要材料造假即一律入罪。申报项目符合国家专项资金政策基本条件,只是在申报过程中存在个别夸大,伪造或者提供非关键性虚假申报材料的,一般不宜按诈骗罪定罪处罚。该案第一起事实中,公司虽伪造了环评、资金筹措、个别林权证等材料,但项目真实、备案与土地规划等关键条件具备、已实际开工建设、资金下拨后购买了设备,且无证据证明资金被用于个人消费或挥霍,法院据此认定指控证据不足。

刘某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16-1-222-003)则从事实认定层面展示了“关键事实错误”如何摧毁指控。该案原判以养猪小区生产区占地面积八点三三二亩未达十亩申报条件为由,认定被告人虚报面积骗取补贴。再审经重新测绘,合作社实际占地十八亩有余,原判将生产区面积等同于小区总面积,与事实不符;且被告人将扶持资金全部用于合作社经营建设,国家扶持目的并未落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无罪。此案提示,补贴类案件的面积、规模、资质等基础数据,往往存在测量口径、认定标准的分歧,辩护人应当尽早申请重新测绘、调取原始申报档案与验收资料,把“数据之争”转化为“关键事实不清”。

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伪方法

非法占有目的是诈骗罪的主观要件,也是审判实践中最容易通过客观事实推定的要件。推定的路径通常是:虚构了事实、取得了财物、造成了损失、未返还财物,因此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推论在逻辑上并不周延,因为同一组客观事实可以被多种主观状态解释。辩护的任务不是否认客观事实,而是提出一个与客观事实相容、且能被证据支持的其他解释,使推定的基础发生动摇。

(一)履约意愿、履约能力与履约行为的三重检验

叶某伟案(入库编号2025-16-1-167-001)的裁判要旨在方法上具有普遍意义。认定合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结合案件涉及的背景法律关系,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履约意愿、履约能力与履约的实际行为综合判断。这三项要素构成了辩方组织证据的基本框架:履约意愿表现为签约时的真实意思、对合同条款的接受、对履约障碍的披露;履约能力表现为资金、资质、渠道、人员等客观条件;履约行为表现为付款、交付、施工、办理手续等实际动作。三者具备其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便难以成立。

这一框架在借款型案件中同样适用。肖某案(入库编号2026-16-1-222-001)的裁判理由从三个维度展开:虚构或隐瞒事实的重要程度、借款的用途与去向、实际还款能力与还款行为、事后态度与逃避行为。法院最终认为,被告人以真实身份借款,借款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的事实不清,借款后未携款潜逃,客观上具有还款行为,不应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论证的重心,是把“还款能力不明”这一事实上的疑点,按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处理,而不是转由被告人证明自己有还款能力。

邝某春案(入库编号2025-05-1-222-003)则展示了“还款行为”的证据价值。该案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资金往来频繁、有借有还,案发前其亲属代为偿还三万元,民事诉讼中委托律师应诉抗辩。法院将这些行为整体评价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辩护人在同类案件中应当注意,还款行为不必等于全额清偿,部分还款、以物抵债、提供担保、承认债务、配合对账,都可以作为履约意愿的证据。关键在于形成完整的行为链条,而不是零散地列举几笔转账。

(二)款项去向是主观目的最直观的客观对应物

资金流向在诈骗案件中的作用,类似于足迹之于行走。款项用于生产经营、购买设备、支付货款、履行合同,通常指向真实的履约意图;款项用于挥霍、赌博、偿还赌债、购买奢侈品、转移隐匿,则指向非法占有。但这一对应关系并非绝对,需要结合行为人的整体财务状况与时间顺序判断。

曹某案(入库编号2024-03-1-222-021)中,法院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关键事实之一,是被告人将所骗钱款用于个人挥霍及归还之前拖欠其他家长的钱款。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结构,说明行为人并无通过履行请托事项获取合法对价的打算,而是以新债偿旧债的方式维持骗局。与之相对,刘某某案(入库编号2023-16-1-222-003)中,被告人将获取的国家财政扶持资金全部用于合作社经营建设,法院据此认定国家扶持目的没有落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两案的资金去向截然不同,结论也截然不同。

辩护实务中,应当尽早调取被告人及其控制公司的银行流水、财务账册、纳税记录、采购合同、租赁协议、工资发放记录,必要时委托专业机构作出资金去向说明。对于资金混同、多头往来、家庭与公司账户不分的情形,不能笼统主张“用于经营”,而应逐笔对应时间、金额、用途,形成可核查的资金流向表。只有把“钱到哪里去了”讲清楚,主观目的的辩护才有事实支撑。

(三)事后态度与逃避行为的证明力与限度

案发后的行为常被用作主观目的的间接证据。携款潜逃、隐匿行踪、销毁账册、串供、拒绝沟通,通常指向非法占有;主动投案、如实说明、积极退款、配合清算,则指向相反方向。但事后态度只能作为辅助证据,不能单独支撑定罪,也不能因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聘请律师、拒绝超额退款,就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段某新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3-1-222-005)从反面说明了“事后担保”的审查方法。该案被告人在诈骗行为完成后、案发前,与被害人补签借款合同,并由其父母作为还款担保人签字。法院认为,担保人受威胁签订协议、不了解借款经过、不具备代为偿付能力,不能认定被告人提供了有效还款担保,不影响诈骗行为性质与犯罪数额的认定。这一裁判要旨提示辩护人,事后补救行为若要产生出罪或者减责效果,必须满足真实性、自愿性与可行性三项条件;仅在形式上补签协议、找来无履行能力的担保人,不足以否定先前的非法占有目的。

反之,如果行为人确实在案发前主动退款、与被害人达成还款计划并提供真实担保,则应当作为否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证据。谢某桥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1)与丁某功案(入库编号2024-03-1-222-001)虽然均以诈骗罪定罪,但两案均确认案发前已返还被害人的钱款不计入诈骗数额。这一规则在辩护上的意义在于,即便无法实现完全无罪,事后退款仍可直接削减犯罪数额,进而影响量刑档次。

(四)主观目的推定的边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的意见,均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规则。实践中形成的所谓“典型情形”,只是经验性指引,不是法律推定,更不是举证责任倒置。辩护人应当明确主张,指控方对非法占有目的负有证明责任,且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当客观事实存在多种合理解释时,应当作有利于被告人的选择。

这一立场在肖某案中得到了直接体现。该案再审认为,借款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的事实不清,不能据此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类似地,在请托型案件中,如果请托事项尚未到期、被告人仍在实际推进、款项主要用于请托活动,则不能仅以“未办成”推定自始具有骗取故意。曹某案(入库编号2024-03-1-222-021)之所以得出相反结论,是因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明知不能办理”且款项用于挥霍,而不是因为履约期未满。辩护人应当把这一类案例作为界限,而不是作为指控的普遍公式。

四、因果关系与处分行为的审查

被害人是否因欺骗行为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是诈骗罪成立的枢纽。这一枢纽在传统诈骗中较为清晰,在涉及多方主体、复杂交易、灰色目的的场合则极易被忽略。实践中不少案件,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客观存在,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客观存在,但两者之间缺少“错误认识—处分财产”的链条,指控便在这一环上断裂。

(一)被害人知情或者应当知情时的出罪效果

诈骗罪保护的是被害人的财产处分自由。如果被害人知道真相,或者对关键事实持怀疑态度但仍交付财物,则其处分行为并非出于错误认识,而是基于对风险的自主承担。此时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可能构成民事欺诈,但不构成诈骗罪。

伍某合同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16-1-167-005)的裁判要旨对此有清晰表述。行为人被他人以“套路贷”方式,与第三方签订远高于实际借款金额的借款合同,只要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贷款资金的故意,客观上亦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借款合同所需的虚假材料系他人准备,第三方并非基于错误认识将款项转至行为人账户的,其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该案中,放贷方明知实际借款人身份、明知房产资料虚假、明知大部分款项取现后返还,仍然签订合同并放款,其放款决定基于对套路贷收益的计算,而非对借款人资信的误信。法院据此否定合同诈骗罪的成立。

邝某春案(入库编号2025-05-1-222-003)则从借贷关系内部论证了同一问题。法院认为,被害人未陷入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其交付基于双方既有的资金往来与对被告人还款安排的接受。辩护人在此类案件中,应当重点收集被害人在交付前的知情证据,包括聊天记录、既往交易记录、合同文本、风险提示、第三方评估意见,以及被害人在民事诉讼、行政投诉中的陈述。被害人在其他场合的陈述与其在刑事报案中的陈述不一致时,尤应深究。

(二)处分行为与处分权限的审查

诈骗罪要求被害人实施处分财产的行为。处分不仅指事实上的交付,也包括法律上的处分,例如签署合同、办理登记、授权划扣、确认债务。处分人须具有处分权限,或者处于能够处分被害人财产的地位。缺少处分行为,仅有财产损失,可能构成盗窃、侵占或者其他犯罪,而非诈骗。

臧进泉等盗窃、诈骗案(入库编号2014-18-1-221-001)确立了区分方法。对既采取秘密窃取手段又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有财物的行为,应当从行为人获取财物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以及被害人有无处分财物意识两方面判断。获取财物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是秘密窃取,诈骗只是为盗窃创造条件或者作掩护,被害人也没有“自愿”交付财物的,应认定为盗窃;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是诈骗,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自愿”交付财物,盗窃只是辅助手段的,应认定为诈骗。该案中,行为人通过发送虚假链接、篡改支付金额等方式获取财物,法院对部分事实认定盗窃、部分事实认定诈骗,其区分标准正是“谁实施了最终的财产转移”。

丁某君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3-1-222-010)则从“借用”的外观切入。被告人冒充帮助民警办案的工作人员,以辨认犯罪嫌疑人、借手机拍照为由,让未成年人交付手机并在原地等候,随后携机离开。一审认定盗窃,二审改判诈骗。裁判要旨指出,被告人获取财物的主要方式是欺骗而非窃取,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同意其带着手机离开现场并在原地等候,已经实施处分行为,故构成诈骗罪。此案对辩护的启示具有双向性:一方面,若被害人从未实施处分行为,行为人系趁人不备取走财物,则应主张盗窃而非诈骗;另一方面,若被告人并无欺骗,只是临时借用后无法归还,则可能属于侵占或者民事纠纷,不能以诈骗论处。

(三)三角诈骗的成立边界

当受骗人与被害人分离时,诈骗罪的成立需要更为严格的条件。受骗人须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处于可以处分该财产的地位,其处分行为须直接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若受骗人只是被利用的工具,缺乏处分权限或者处分意识,则可能构成盗窃的间接正犯,而非诈骗。

杨某诚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3-1-222-001)确认了三角诈骗在不动产领域的适用。被告人伪造材料骗取不动产登记中心信任,将他人房产登记在自己或者指定的人名下,实现对房产的非法占有和控制。法院认为,不动产登记中心基于错误认识办理登记,具有处分权限,其登记行为直接导致原权利人丧失权利,符合三角诈骗的特征,构成诈骗罪;骗取产权登记后犯罪已然既遂,之后以房产抵押贷款属于处分赃物,不影响犯罪数额的计算。

周某林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3-1-222-002)则将三角诈骗延伸至网购退货场景。行为人对网购货物申请退货时,以较低价值物品调包所购较高价值货物,在保留较高价值货物的同时,骗取平台基于交易规则退还本应支付给商家的货款。法院认为,平台基于交易规则对退货款项具有处分权限,其因调包行为陷入错误认识而退款,构成三角诈骗。该案同时确认,被调包货物属于绝版藏品等缺乏统一市场定价、难以通过鉴定确定价值的特殊财物时,如果交易价格系商家与行为人的真实意思,且未明显违背同类藏品的市场交易规律,可以以该价格认定诈骗数额。

这两件案例提示辩护人,三角诈骗的辩点应当集中在受骗人的处分权限与处分意识。如果受骗人只是形式上的通道,例如银行仅按指令划款、平台仅自动执行程序、登记机关仅作形式审查且明知材料虚假,则其是否“陷入错误认识”存疑。反之,如果受骗人具有实质审查职责却因虚假材料作出处分,则三角诈骗的构造较为完整。辩护人应当调取受骗机构的业务规则、审查流程、经办人证言,判断其是否具有实质判断空间。

朱某春、李某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8)与周某仁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18-1-222-004)进一步说明,通过虚假诉讼骗取法院裁判,属于典型的三角诈骗。前案中,被告人明知借款已归还仍捏造事实起诉借款人及担保人,法院受蒙蔽作出错误裁判处分被害人的财产;后案中,被告人虚构享有著作权的事实进行“维权”诉讼,同时构成诈骗罪与虚假诉讼罪,择一重处。对辩护人而言,此类案件的争点在于民事诉讼所依据的事实是否确属捏造、法院是否基于该捏造事实作出处分性裁判,以及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若民事诉讼本身有实体依据,只是证据存在瑕疵,则不能以诈骗论处。

(四)因果关系中断的证明结构

因果关系中断的辩护,通常需要完成三步证明。第一步,证明被害人在交付前已经知道或者怀疑关键事实。第二步,证明被害人的交付决定另有所据,例如既有债务、商业利益、人情关系、风险偏好。第三步,证明行为人的不实陈述对交付仅起辅助作用,而非决定性作用。三步之中,第一步最为关键,因为知情直接否定“错误认识”;第三步最难,因为它涉及对被害人心理的推断,需要借助客观证据而非主观猜测。

在证据组织上,辩护人应当避免仅以被告人一方说法为依据,而应优先使用被害人自己形成的材料,例如被害人的微信记录、邮件、会议纪要、内部审批文件、民事诉讼中的起诉状与答辩状。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的陈述往往经过事后重构,其证明力应当结合案发前的行为轨迹判断。这一方法在邝某春案、伍某案中均得到体现,也是辩护人最应当重视的技术细节。

五、罪名界分中的出罪空间

诈骗罪是一个外延极广的罪名,许多以欺骗为外观的行为同时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罪名界分在辩护上的价值,往往大于单纯的事实争辩。一方面,此罪与彼罪的法定刑差异可能极为悬殊;另一方面,某些罪名要求特定的主体身份、特定的行为方式或者特定的侵害对象,一旦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而替代罪名的门槛又未达到,结果就是无罪。辩护人应当养成一个习惯,在接到诈骗指控时,先问一句“如果不是诈骗,最可能是什么”,再检验那个罪名是否成立。

(一)诈骗与职务侵占的界分取决于财物是否已处于单位控制之下

杨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10)的裁判要旨提供了清晰的判断标准。行为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影响各方权利义务,但并不影响诈骗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甄别定性;判断行为人占有、处分被害人财物的行为性质,必须看该财产是否处于行为人所在单位占有和控制之下。如果处于单位控制之下,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据为己有,属于职务侵占;如果不属于单位控制,而是直接骗取客户交付,则属于诈骗。该案被告人以公司名义与多名被害人签订购房合同,合同文本由公司交其掌管,但其让被害人将认购款汇入个人账户,款项从未进入公司控制,法院据此认定诈骗罪。

李某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6-05-1-226-001)则从正面确认了职务侵占的成立条件。该案被告人受公司委派从事区域销售,负责供货、代收货款、定期结算上交,其以订货优惠为名私自收取商户预付款并截留用于赌博、挥霍。法院认为,客户虽因受骗而交付财物,但被告人负有经手、管理、控制、处分单位财物的职责,其收取财物即意味着财物已由单位收取并进入单位控制状态,其据为己有属于职务侵占。裁判要旨进一步指出,如果行为人仅利用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外观便利,并不负有经手、管理、控制、处分职责,通过欺骗手段骗取客户交付财物的,则应认定诈骗。

这一界分对辩护的意义在于,职务侵占罪的量刑通常轻于同等数额的诈骗罪,且“本单位财物”的范围直接决定犯罪数额。辩护人应当审查劳动合同、岗位职责、授权文件、收款账户、财务流程,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经手、管理单位财物的职责,款项是否进入单位账户或者单位控制。若款项始终在被告人个人账户流转,单位从未取得控制,则职务侵占难以成立;若指控方坚持诈骗,则应进一步质疑客户是否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物,以及单位是否具有处分权限。

(二)诈骗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界分取决于明知的具体程度

电信网络诈骗的外围帮助行为,是近年来罪名界分争议最集中的领域。庞某彪、关某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入库编号2024-04-1-257-004)的裁判要旨指出,行为人不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具体犯罪性质,无事先通谋、事中勾连,亦未形成长期稳定配合关系,为他人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其他帮助,情节严重的,不宜认定为诈骗罪共犯,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的规定,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该案中,二被告人与诈骗分子不认识,仅按上线要求提供互联网接入设备、办理固定电话号码,事前未通谋、事中无勾连,对诈骗的具体类型没有明确认知,法院据此否定诈骗共犯。

王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10)则从正面确认了“吸粉引流”构成诈骗共犯的情形。裁判要旨指出,对引流行为的定性,应当结合行为人对上游团伙实施诈骗行为的明知程度、行为人与上游犯罪联系的紧密度和稳定度综合判断。引流名单与话术均由上家提供,事先通谋或者形成长期稳定配合关系的,应以诈骗罪共犯论处。该案被告人直接与上家联系,按上家提供的电话单与话术组织人员引诱被害人入群,联系紧密固定,法院认定其具有共谋。

朱某仲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4-1-222-002)进一步区分了“水房”行为的三种可能定性。裁判要旨指出,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通过设立“水房”窝点等方式帮助诈骗团伙接收、转移赃款,与其形成较为稳定配合关系的,应以诈骗罪共犯论处;反之,若仅概括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提供账户或者转移资金,则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三罪的界限,实质上取决于明知的具体程度与合作的稳定程度。

辩护人在此类案件中,应当围绕四个事实展开:行为人与上游是否有直接联络,是否参与分赃或者按诈骗金额提成,是否接受话术、名单、流程培训,合作持续的时间与频次。若行为人只是出售、出租银行卡、电话卡,或者提供通用的技术接入服务,按次收费、不问用途,则应主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若行为人明知资金系诈骗所得仍代为转移、取现,且与上游形成稳定配合,则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辩护空间更大。需要注意的是,罪名变更并不等于无罪,但在量刑上往往意味着显著下降,属于以界分带动罪轻的典型路径。

(三)诈骗与赌博的界分取决于输赢是否被单方控制

赌博与诈骗在生活形态上高度相似,二者都涉及财物转移与输赢结果。区分的关键在于,赌博是射幸行为,胜负具有偶然性;诈骗则是行为人通过欺诈手段支配、控制输赢,使被害人误认为自己运气不佳而“自愿”交付财物。

史某其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3)的裁判要旨明确指出,在赌博型诈骗中,行为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采用欺诈手段弄虚作假,支配、控制赌局输赢,单方面确定赌博胜败结果,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误认为自己运气不佳而交付财物的,属于以赌博之名行诈骗之实,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该案被告人佩戴隐形眼镜、使用透视扑克牌诈赌,法院认定诈骗。

倪某晶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3-1-222-008)则进一步说明,设置虚假赌局控制输赢结果,让被害人产生正在参与真实赌博、存在赢钱可能的错误认知,诱骗其不断付出赌资,不具有赌博射幸行为的偶然性特征,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该案中,所谓“赌博”只是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手段,胜负完全可以由被告人通过专用工具控制。

辩护人在此类案件中,应当审查赌局的组织方式、赌具是否被改造、是否存在同案人配合、被害人是否有赢钱记录、赌资去向。如果赌局真实、规则公开、输赢由运气与技巧决定,即使存在轻微作弊或者事后拒绝兑付,也不能认定为诈骗,可能构成赌博罪或者不构成犯罪。反之,如果行为人能够稳定控制结果、被害人从未真正获得赢钱机会,则诈骗的构造较为完整,辩护重心应转向数额与地位。

(四)合同诈骗与诈骗、民事欺诈的界分取决于合同的作用与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关键区别,在于合同是否成为骗取财物的主要手段,以及行为人是否利用合同形式掩盖非法占有。若合同只是幌子,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意思,骗取的财物与合同标的无关,通常认定诈骗罪;若合同真实存在、行为人有部分履行,只是在履行中以次充好、虚报价格,则可能属于民事欺诈或者合同诈骗。

叶某伟案(入库编号2025-16-1-167-001)与伍某案(入库编号2023-16-1-167-005)分别从“有履约基础”与“被害人未陷入错误认识”两个方向否定了合同诈骗罪。两案的共同点在于,法院没有停留在合同文本与款项流转的外观,而是深入审查了合同背后的法律关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与风险认知。辩护人在合同诈骗案件中,应当把合同文本、履约记录、往来函件、付款凭证、第三方见证材料组成完整的交易图景,说明合同并非诈骗工具,而是当事人真实安排权利义务的载体。

保险诈骗与诈骗的界分则涉及主体身份。尹某林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4-1-222-003)的裁判要旨指出,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限于投保人、被保险人与受益人;无身份者利用他人车辆制造虚假事故骗取保险金,若不能证明其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形成共同犯罪故意,不应以保险诈骗罪论处,而应认定诈骗罪。该案检察机关抗诉主张被告人系实际受益人或者受托取得投保人身份,法院未予采纳。此类案件的辩护要点在于,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主体身份,投保人是否知情并参与,理赔材料由谁制作与提交,保险公司的审核是否具有实质判断空间。

(五)诈骗与虚假诉讼、帮助伪造证据的竞合

庞某某、徐某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08)的裁判要旨指出,行为人在“套路贷”犯罪中未采用明显暴力或者威胁手段,主要通过伪造证据垒高、虚增债务,后借助虚假诉讼达到非法占有目的,同时构成诈骗罪、虚假诉讼罪、帮助伪造证据罪的,应择一重罪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该案被告人将垒高的虚假债务向法院起诉,致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并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据此认定诈骗。

周某仁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18-1-222-004)则确认,虚构享有著作权的事实进行“维权”诉讼,同时构成诈骗罪与虚假诉讼罪的,择一重处。两案提示辩护人,虚假诉讼型案件的辩点有两个层次:其一,民事诉讼所依据的基础事实是否真实存在;其二,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若基础债权真实存在,只是主张的金额偏高、证据不够充分,则属于民事争议,不能以虚假诉讼罪或者诈骗罪论处;若基础事实纯属捏造,则竞合关系成立,辩护重心应转向数额与既未遂。

(六)冒充型行为与受贿、招摇撞骗的界分

白某来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11)明确,退休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再具有相应身份,冒充退休警察不能构成招摇撞骗罪,但虚构办事能力骗取财物的,构成诈骗罪。这一裁判要旨的辩护意义在于,冒充型行为的罪名选择取决于冒充对象是否具有侵害国家机关威信的现实可能,以及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财物。若冒充的只是已废止的机构、已退休的人员、虚构的单位,则招摇撞骗罪的构成存在疑问,行为可能仅构成诈骗或者不构成犯罪。

王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1)则处理了公职人员索取财物时受贿与诈骗的界分。裁判要旨指出,受贿罪以利用职务之便为必要前提,利用职务之便与利用工作之便是两个不同范畴;拥有职务之便的公职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他人财物的,不属于受贿。该案被告人系公安民警,其职务之便无法改变案件侦查结论、起诉决定与裁判结果,双方缺乏权钱交易的客观基础,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该案同时确认,被告人被抓获时因履行工作职责身处公安机关,主观上没有自动投案意愿,不成立自首。

对辩护人而言,此类案件的争点在于被告人是否具有职务上的主管、负责、承办权限,其索取财物是否以职务行为为对价,以及被害人交付财物是否基于对职务影响力的信赖。若被告人只是利用工作中接触的信息、人脉或者身份外观,并无职务上的处分权限,则受贿罪难以成立;此时若其虚构的是具体办事能力并骗取财物,可能构成诈骗;若其并未虚构事实,只是夸大影响力,则可能仅属违纪。

(七)数罪并罚与牵连关系的辩护

诈骗犯罪常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贿、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等行为交织。张某甲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02)的裁判要旨指出,使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构成数罪的,应当依法予以并罚。苗某某诈骗、单位行贿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7)的裁判要旨则指出,为骗取国家补助金而虚构事实,同时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两行为虽有一定牵连,但行贿不是诈骗犯罪构成中的必要手段,骗取补助金也不是行贿后的必然结果,两行为具有独立性,应实行双重评价,数罪并罚。

这两件案例的辩护启示在于,数罪并罚的适用并非当然。辩护人应当审查两个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手段与目的的必然联系、是否侵害了不同的法益、是否属于同一犯意的连续实现。若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只是诈骗的准备行为,且信息数量尚未达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入罪标准,则不应并罚;若行贿行为与诈骗行为针对同一对象、同一事由,且行贿是骗取补贴的必要环节,则可以主张想象竞合或者牵连犯,从一重处。此类主张虽在现行裁判中较难被采纳,但仍可作为量刑协商的支点。

六、共同犯罪中责任范围的限缩

诈骗案件一旦涉及团伙、公司、平台,指控往往以“集团犯罪”“共同犯罪”为框架,将全部诈骗数额归于每一名被告人。这一做法在证据上简便,在责任上粗糙。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责任范围的确定,必须以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为基础,而不能以“参与了团伙”替代具体认定。

(一)犯罪集团的认定是责任扩张的前提

于某某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09)的裁判要旨对犯罪集团的认定提出了较为严格的标准。犯罪集团的成员须为相同犯罪目的而纠集,一般具有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分工;认定时还要着重审查团伙、公司的发展情况及其成员的聚合方式。对于公司成立目的不是犯罪,而是在正常经营过程中为追求利润实施电话诈骗的,应与专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集团加以区分;对于成员系通过公开招聘、介绍等途径而来,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成为公司员工的,其纠集方式与犯罪集团有显著区别。该案还指出,判断主从犯不能简单地以行为人是否系诈骗罪的实行犯为标准,而应考察其是否系犯意发起者、是否系利益主要获取者、是否参与犯罪全过程或者关键环节。

王某某、林某甲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09)则直接否定了犯罪集团的认定。该案各被告人实施“套路贷”,但既没有明显的首要分子,也没有较为固定的组织架构和组织形式,不具备犯罪集团的基本特征。法院据此未按犯罪集团处理。这一裁判说明,犯罪集团不是“多人作案”的同义词,而是具有特定组织形态的犯罪组织;缺乏首要分子、缺乏稳定层级、缺乏分工固定性的团伙,只能按一般共同犯罪处理,责任范围相应收缩。

何某候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3-1-222-004)则从数额认定角度确认了集团规则。裁判要旨指出,对电信网络诈骗集团中的犯罪分子,应当按照其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认定犯罪数额;对于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认定其犯罪数额。该案被告人未参与针对每名被害人的具体诈骗,但因其在集团中的地位与作用,仍应对相应范围的犯罪承担数额责任。辩护人在此类案件中,若无法否定集团性质,则应转向层级、职责、参与时段的细分,争取将被告人认定为从犯或者仅对具体参与的环节负责。

张某闵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18-1-222-005)涉及境外诈骗集团的从犯与情节认定。裁判要旨指出,核心成员稳定、地位作用分工固定、具有明显组织性的,即便一线人员具有一定流动性,也不影响犯罪集团的认定;一线话务员明知二线、三线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仍诱骗、引导被害人与其联系,为后续诈骗创造条件的,亦具有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从重处罚情节;受高薪诱惑被蒙蔽到境外,明知是诈骗集团,在有退出自由的情况下仍参与实施诈骗的,不认定为胁从犯。该案对辩护的启示是,境外诈骗案件的从犯辩护难度较大,但仍可从参与时间、话术环节、是否实际接触被害人、是否获利等角度争取从轻。

黄某灿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2-1-222-002)则涉及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该案以医院为依托,通过伪造检查报告、虚增医疗项目、篡改医疗数据、超范围诊疗等手段骗取就诊人员诊疗费,形成以三名被告人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法院同时审查了是否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此类案件的辩护,既要质疑集团性质,也要质疑具体行为的欺骗性与被害人的错误认识。医疗行为具有专业性与不确定性,夸大病情、过度医疗是否等同于虚构事实,需要结合诊疗规范、病历记录、专家意见判断,不能以事后评价替代当时的医学判断。

(二)主从犯的实质判断与数额的分层

关某清等七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12)展示了分工型诈骗团伙的责任分层。该案被告人按诈骗总金额的百分之九、百分之七、百分之五阶梯式分红,下线负责提供支付宝账号、银行账号、注册淘宝店铺、上传虚假货物图片,操作手负责引导被害人刷单付款并迅速切断联系。法院根据各被告人所涉金额分别量刑。这一处理说明,在分工细密的团伙中,被告人的责任范围应当以其实际参与的环节与所涉金额为限,而非以团伙总额一概而论。

辩护人在主从犯辩护中,应当重点收集以下证据:被告人的入职时间与离职时间、岗位职责说明、工资与提成记录、与上线的联络记录、是否参与话术设计或者资金分配、是否实际接触被害人、是否发展下线。对于仅提供账号、银行卡、技术支持或者引流服务的人员,应主张其行为属于帮助行为,且作用较小;对于受雇从事一线话务、客服、财务的人员,应主张其不参与决策与分赃,宜认定从犯。需要强调的是,主从犯的认定不影响罪名,但直接影响数额与量刑,是诈骗案件中最具现实意义的辩护方向之一。

(三)实行过限与共犯故意的切断

徐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7)的裁判要旨指出,犯罪人不亲自实施实行行为,而是通过强制或者欺骗手段支配、利用他人实施行为,构成间接正犯;间接正犯应对实施者的行为所造成的犯罪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但实施者超出授意范围的行为构成实行过限,超出部分的另外获利不应计入间接正犯的犯罪数额。该案中,被利用者自行加收并据为己有的款项,系其出于额外获利意图单独实施,徐某并不知情也未获利,法院将该部分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程某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03)则涉及“外围”帮助犯的共同故意认定。裁判要旨指出,诈骗上线虽未归案,但综合认定外围帮助犯与上线具有共同犯罪故意的,应认定为诈骗罪。该案说明,共同故意可以通过行为方式、联络频次、利益分配、话术来源等间接事实综合认定,但不能仅以“知道对方在骗人”替代共同故意的证明。辩护人应当区分“明知”与“共谋”:明知他人实施诈骗而提供帮助,可能构成帮助犯或者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只有形成共同犯罪故意,才能按诈骗共犯论处并承担相应数额。

这一区分在数额上尤为重要。共同犯罪人只对共同故意范围内的犯罪结果承担责任,超出共同故意的个别行为,属于实行过限,应由实施者单独负责。辩护人应当逐笔核对被告人参与的被害人、时间段、金额,剔除其未参与或者不知情的部分。对于上线未到案、被害人陈述无法逐一对应的案件,更应坚持“一人一事实、一事实一证据”的审查方法,防止以团伙总额替代个人责任。

(四)犯罪数额的计算规则

犯罪数额既是量刑基础,也是无罪辩护的替代战场。入库案例确立了若干可以直接援引的计算规则。

其一,案发前已返还的款项应当扣除。谢某桥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1)明确,行为人在被侦查机关立案前已返还被害人的钱款不应计入诈骗总金额;丁某功案(入库编号2024-03-1-222-001)进一步指出,诈骗罪犯罪数额按照被害人案发前的实际损失计算,被害人在案发前从被告人处挽回的损失金额,不计入诈骗数额。丁某功案中,被害方通过其妻在案发前收到一万元,双方对该款性质说法不一,在“一对一”证据的情况下,法院认定该款应从诈骗数额中扣减。

其二,书证记载与银行流水不一致时,应以客观流水为准。高某飞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10)中,被告人出具的收据载明收到二百七十四万元,银行流水显示转款二百五十九万元,被告人辩称差额含有拖欠利息,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该合理怀疑,应按银行流水认定实际支付金额,并扣除与项目无关的款项及案发前后已退还的款项。裁判要旨指出,对书证的审查不仅要看来源与收集程序,更要审查内容真实性;书证所载事项与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及其他书证相互矛盾,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其三,交易价格低于鉴定价格时,可以交易价格认定。许某委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5)的裁判要旨指出,涉案财物在市场上流通,实际交易价格受供需关系、批发零售等因素影响,由买卖双方基于意思自治确定;被告人与被害人约定的交易价格未违背被害人真实意思,或者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交易价格属于有效价格证明,在低于鉴定价格的情况下,应将交易价格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依据。该案中,法院认为现有法律与司法解释并未规定鉴定价格优先于其他有效价格证明,采信鉴定价格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认定,理由不充分。

其四,犯罪成本原则上不予扣除,但为骗取信任而交付的金钱可以扣除。宋某岩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12)的裁判要旨指出,为实施犯罪购买作案工具、伪装道具、租用场地、交通工具甚至雇佣他人等诈骗成本不能从诈骗数额中扣除;平台抽成的手续费属于被告人入驻平台并使用平台的费用,属于犯罪直接成本,应当计入诈骗数额;但对通过向被害人交付一定金钱,进而骗取其信任并实施诈骗的,所涉数额可以从诈骗数额中予以扣除。这一规则对直播打赏、虚假投资平台等案件具有直接适用价值。

其五,特殊财物的价值认定应尊重交易实际。周某林案(入库编号2026-03-1-222-002)确认,被调包货物属于绝版藏品等缺乏统一市场定价、难以通过鉴定确定价值的特殊财物时,如果交易价格系商家与行为人的真实意思,且未明显违背同类藏品的市场交易规律,可以以该价格认定诈骗数额。冯某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06)与陈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07)则确认,虚拟货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属性,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其价值可以被害人取得虚拟货币支付的成本或者对价认定。

七、证据审查与程序性辩护

诈骗案件的证据结构通常呈现“被害人陈述加被告人供述加书证、电子数据”的形态。被害人人数众多、单笔金额零散、交付方式多样,决定了证据审查必须逐笔进行。指控方习惯于以汇总表、审计报告、情况说明替代原始证据,辩护人则应当坚持回到每一笔款项的原始凭证与每一次交付的具体情境。证据规则在这里不是形式,而是出罪的实质通道。

(一)多被害人事实的单独审查与全案印证

田某生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8)的裁判要旨指出,被告人采取相同手段先后或者同时对多名被害人实施诈骗,应坚持对每起事实单独审查和全案印证相结合的原则认定犯罪事实;在被告人拒不供认所犯罪行、单起事实证据链不完整的情况下,可根据多起事实中相互印证的部分认定被告人实施了诈骗犯罪。该案被告人虚构名校硕士身份,以恋爱交友为名取得四名被害人信任,编造做生意需要资金等理由骗取钱财,四起事实独立发生但手段相同、时间重合、被害人一致指向作案人,法院据此认定。

这一规则的适用具有双向性。对指控方而言,它可以补强单起事实;对辩护方而言,它划定了补强的边界。全案印证不能演变为“类型化推定”,即不能因为被告人在其他事实中有欺骗行为,就推定其在某一笔事实中必然实施诈骗。辩护人应当逐起核对被害人陈述的时间、地点、金额、交付方式、被告人的具体说辞,找出无法相互印证的孤立事实,主张该起事实证据不足。对于被害人人数众多、金额零散的案件,还可以从统计口径入手,剔除重复计算、无凭证支持、被害人无法辨认的部分。

刘某春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4)则涉及现金交付的证明难题。裁判要旨指出,被告人否认以现金形式骗取被害人钱款,且无第三人在场印证被害人交付现金的事实的,可以结合被害人提供的取现记录、陈述给予被告人现金的来源、被告人收款后的银行存现情况等进行综合认定。该案中,被害人大额取现的时间、地点与被告人及其亲属银行开户并大额存现的记录高度吻合,法院据此认定现金交付。辩护人在此类案件中,应当重点审查取现记录与存现记录的时间差、金额差、账户归属,判断是否存在合理的时间与数额对应;若无法对应,或者存在其他资金来源的解释,则应主张该笔事实不能认定。

(二)书证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

高某飞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10)已经确立了书证内容真实性的审查标准。在此基础上,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的电子数据审查更为复杂。朱某某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11)的裁判要旨指出,在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应当通过审查原始存储介质的扣押或者封存状态、电子数据的提取或者复制过程、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校验值、提取或者复制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等,判断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无法保证电子数据完整性或者真实性的,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辩护人在电子数据审查中,应当逐项核对以下内容:原始存储介质是否随案移送,封存状态是否完好,提取笔录是否有两名以上侦查人员签名,哈希值是否在提取、检验、移送各环节保持一致,数据是否经过筛选或者拼接,境外服务器数据的取得是否经过司法协助或者远程勘验,翻译件是否准确。对于仅以“数据光盘”或者“情况说明”替代原始介质的案件,应当坚决主张证据能力欠缺。电子数据往往承载着诈骗话术、被害人名单、资金流水、业绩统计,一旦被排除,指控的数额与组织性认定都会受到实质影响。

(三)庭审实质化与庭前会议的功能边界

王某男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10)是程序性辩护的重要参照。该案一审法院为简化庭审,召开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决定不在庭审中示证、质证,对无异议的诈骗事实决定不再进行法庭调查。裁判要旨明确指出,庭前会议是组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而不是出示证据;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庭前会议不得替代正式的庭审,不能因为召开了庭前会议而弱化庭审。该案因程序违法被发回重审或者改判。

这一裁判要旨为辩护人提供了明确的程序主张依据。在被告人认罪、证据量大、庭审时间紧的案件中,法院常有压缩庭审的倾向。辩护人应当在庭前会议阶段明确表示对关键证据的异议,要求当庭示证、质证;对被告人当庭改变供述、被害人未到庭、鉴定人未出庭的情形,应当坚持要求传唤到庭。程序性主张的价值不仅在于个体权利,更在于它能够阻止未经检验的证据进入裁判基础。对于量刑档次的认定所依赖的关键书证,例如审计报告、价格认定结论、电子数据统计表,尤其应当坚持当庭质证。

(四)鉴定、价格认定与审计报告的审查

诈骗数额的认定常依赖三类专门性材料,即价格认定结论、司法会计鉴定或者审计报告、电子数据统计报告。三类材料均存在可质疑之处。价格认定应当审查基准日、价格类型、成新率、市场调查方法,以及认定标的是否与涉案财物同一;鉴定意见应当审查鉴定机构与人员的资质、检材来源、鉴定方法、是否超出委托范围;审计报告应当审查数据来源是否完整、统计口径是否一致、是否区分既遂与未遂、是否剔除了与指控无关的往来。许某委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5)所确立的交易价格优先规则,正是对价格认定结论的一次实质检验。

辩护人还应当注意,审计报告与情况说明不属于法定证据类型中的鉴定意见,不能当然具有证明力。若审计机构未列明数据来源、未附原始凭证、未说明计算方法,其结论只是对指控数据的整理,不能替代司法认定。对于此类材料,应当申请鉴定人出庭或者要求侦查人员说明,必要时自行委托专业机构出具复核意见。

(五)证据不足的论证方式

证据不足不是一句结论,而是一种结构化的论证。有效的论证应当指明:哪一项待证事实缺乏证据,现有证据之间存在何种矛盾,该矛盾是否能够合理解释,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为何未能达到。以借款型案件为例,待证事实包括借款理由的虚假性、借款人自始无还款意愿、被害人因虚假理由交付财物、款项被用于挥霍或者隐匿。辩护人应当逐项列出控方证据,指出其缺口,再说明缺口对应的法律后果。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在诈骗案件中应当适用于两个层面。事实层面的疑点,直接导致该起事实不能认定;主观层面的疑点,直接导致非法占有目的不能认定。肖某案(入库编号2026-16-1-222-001)与邝某春案(入库编号2025-05-1-222-003)均体现了这一原则的适用。辩护人应当避免把疑点论证成“可能无罪”,而应论证成“不能排除无罪可能”,后者才是符合证明标准的表达。

八、类型化案件的辩护要点

诈骗犯罪的具体形态差异极大,同一辩点在有的类型中成立,在有的类型中则难以奏效。以下按常见类型梳理辩护的切入点,所引案例均为入库案例,可作为类案检索的起点。

(一)电信网络诈骗

此类案件的核心争点是明知的具体程度、参与环节与责任范围。张某闵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18-1-222-005)确认,境外诈骗集团中受高薪诱惑前往、明知是诈骗集团且有退出自由仍参与的,不认定为胁从犯;一线话务员明知二三线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仍引导被害人的,具有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从重情节。辩护人应从参与时间、话术环节、是否实际接触被害人、是否发展下线、获利方式入手,争取从犯或者帮助犯的认定。朱某仲案(入库编号2026-04-1-222-002)与王某等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10)则提示,水房、引流行为的定性取决于与上线的联络紧密度与利益分配方式,辩护人应当据此主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朱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11)则提示,跨境电子数据的完整性与真实性是此类案件最容易被忽视的突破口。

(二)养老诈骗与保健品销售

叶某权、叶某君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04)中,被告人针对农村留守老年人,以廉价物品冒充健康保健品,通过多次返还诚意金诱导被害人入套,涉老诈骗数额占比高达百分之七十四,法院认定“以诈骗老年人为主”并升档量刑。此类案件的辩护,应当在行为层面区分“高价销售”与“虚构功效”:如果产品具有真实批准文号、销售人员对功效的说明虽有夸大但未编造产品性质,被害人购买主要基于销售氛围与让利优惠,则欺骗行为与财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存疑。在数额层面,则应主张扣除真实交付的产品价值、返还的诚意金以及被害人的实际损失,避免以销售总额一概认定。高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05)涉及以拍卖收藏品为名骗取老年人服务费、保证金,法院还处理了向案外人追缴赃款的问题,提示辩护人关注涉案财物的权属与第三人的善意取得。

(三)直播打赏与情感诈骗

郑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5-1-222-001)的裁判要旨指出,利用网络主播虚构的身份、职业、情感经历等,诱使以恋爱为目的的被害人对主播虚构的性别、已婚等情形产生认识错误,进而打赏或者以其他方式给予财物的,应当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袁某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2)则确认,设立直播公司、打造女主播人设、由推广人员冒充女主播与男性用户保持虚假暧昧关系、虚构直播挑战比赛并由内部人员哄托气氛,致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充值打赏的,构成诈骗罪。

此类案件的辩护空间在于区分正常直播经营与诈骗。辩护人应当审查:打赏是否基于对特定事实的错误认识,例如性别、婚恋状态、见面承诺;主播是否作出具体的虚假承诺,还是仅提供娱乐内容;被害人是否属于完全被操控,还是基于对直播内容的欣赏与自愿消费;平台是否抽取分成、公司是否具有正常经营外观。对于仅存在情感陪伴、暧昧互动,但未虚构关键身份或者作出具体虚假承诺的,不宜认定诈骗。宋某岩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12)所确立的“为骗取信任而交付的金钱可以扣除”规则,在此类案件的数额辩护中尤有价值。

(四)医保、社保与补贴骗保

刘某甲、刘某乙、刘某丙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05)涉及定点医药机构空刷医保卡骗取医保基金一亿余元,法院认定构成诈骗罪,并对组织、策划、实施人员按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处理。李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5)涉及盗窃他人医保卡、身份证后冒用持卡人名义报销医疗费用,法院认定构成诈骗罪,理由是医保卡兼具金融功能,行为人隐瞒真相使医疗机构产生错误认识并同意报销。朱某琴、朱某明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7)则涉及虚构用工关系、伪造资料办理养老保险补缴。

此类案件的辩护应抓住三点。其一,诊疗行为是否真实发生。若存在真实就诊、真实用药、真实检查,仅存在项目拆分、编码错误或者结算瑕疵,则属于医保违规,应通过行政处理解决,不宜以诈骗论处。其二,基金损失的计算。应当区分医保基金支付部分与个人自付部分,扣除已追回、已退回的款项,核实是否存在重复计算。其三,行为人的地位与明知。对于普通医护人员、收费人员,应审查其是否知道整体骗保方案,是否仅执行上级指令,争取从犯或者不起诉处理。

(五)套路贷与套路运

周某飞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1)的裁判要旨指出,“套路贷”是通过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平账等方式,采用欺骗、胁迫、滋扰、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等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未采用明显暴力或者威胁手段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诈骗罪,采用暴力、威胁、虚假诉讼等手段的,应当数罪并罚或者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廖某春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5-1-222-001)则将“套路运”界定为以设立空壳物流公司招聘司机、帮助偿还购车贷款为诱饵,诱使被害人贷款购车入职,再以入职意向金、车辆贷款差价、协助转让贷款等名目以及虚报车辆价格等手段骗取钱款,并通过派发“长途单”“超载单”陷被害人于违约状态,最终以关闭公司、另设公司逃避退款。

此类案件的辩护应当区分“整体套路”与“个别环节”。若行为人仅有虚高借款、收取手续费、催收等行为,但借款人实际获得了借款本金,且对利息、费用有明确认知,则属于高利贷或者违规经营,不构成诈骗;若行为人自始没有履行意图,通过一系列设计使被害人陷入债务陷阱并丧失财产,则整体评价为诈骗。辩护人还应审查被害人的实际损失,区分本金、利息、费用与违约金,避免将虚高合同金额直接认定为犯罪数额。王某某、林某甲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09)否定犯罪集团认定的思路,在多层级的套路贷案件中值得借鉴。

(六)其他特殊形态

孙某、张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3-1-222-007)确认,运输普通货物时套用绿通车辆牌照偷逃高速公路过路费,侵害公路营运方的财产所有权,构成诈骗罪。此类案件的辩护应审查行为人是否实际运输鲜活农产品、是否符合免费通行条件、偷逃金额的计算依据,以及行为人是偶尔逃费还是长期伪装。魏某亮强奸、强制猥亵、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4)涉及利用封建迷信实施性侵与骗取财物,法院认定编造与其发生性关系可以破灾治病等谎言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构成强奸罪;利用迷信编造谎言并恐吓、欺骗他人“花钱消灾”骗取财物的,构成诈骗罪。此类案件的辩护,事实层面应审查被害人是否因迷信而陷入错误认识,是否存在真实的宗教、民俗活动,以及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具体的虚构与恐吓。

九、无罪辩护方案的组织与风险控制

无罪辩护不是一篇辩词的写作,而是一套方案的组织,包括事实梳理、规范对应、证据清单、类案检索、程序主张与沟通策略六个环节。事实梳理应形成时间轴与资金流向表,把每一笔款项与每一个行为节点固定下来;规范对应应把每组事实归入构成要件的某一环;证据清单应区分有利、不利与待补证据,并为不利证据准备解释;类案检索应优先使用入库案例并标注编号;程序主张应贯穿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沟通策略应随诉讼进程调整,起诉阶段重在事实与证据,审判阶段重在法律适用。

认罪认罚与无罪辩护之间存在张力,需要谨慎权衡。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坚持无罪辩护可能导致失去认罪认罚从宽的机会;若案件存在实质性的构成要件缺陷,过早认罪则可能丧失出罪可能。判断的标准应当是证据而非情绪:当关键事实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关键证据存在合法性瑕疵、关键要件缺乏证据支撑时,应当坚持辩护;当仅有量刑情节可争时,则应在认罪认罚的框架内争取最大利益。无论选择何种路径,辩护人都不得引导当事人作虚假陈述,也不得协助串供、毁灭证据。

追赃与退赔的处理同样需要审慎。高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05)涉及向案外人追缴涉案财物,范某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2)涉及刑事追赃中被害人与第三人利益冲突的解决,两案均说明涉案财物的权属判断不能简单化。辩护人在建议退赔时,应当区分被害人的合法财产、第三人的善意取得、行为人的合法收入,避免以退赔换取从宽而损害当事人或者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请托型案件中的不法原因给付,谢某桥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1)与张某巍案(入库编号2026-05-1-222-002)已经明确,该款项不受法律保护,应予追缴而非返还,辩护人不应建议当事人以此类款项作为退赔对象。

结语

诈骗罪的无罪辩护,本质上是对一个高度类型化的指控结构进行拆解。拆解的顺序应当是先客观后主观、先事实后评价、先此罪后彼罪。欺骗行为是否指向基础事实,被害人是否陷入错误认识,是否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是否具有履约意愿、履约能力与履约行为,款项去向是否背离约定用途,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何种地位、对哪些数额负责,证据是否经得起逐笔核对与当庭质证,这些问题逐一回答之后,无罪或者罪轻的结论自然浮现。

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的价值,不在于提供可以照搬的结论,而在于提供可以复用的论证结构。肖某案、叶某伟案、张某甲案、刘某某案、邝某春案、伍某案所展示的,是法院如何在纷繁的交易外观背后识别真实的意志与因果;于某某案、王某某案、何某候案、徐某案所展示的,是法院如何在不否定整体犯罪的前提下限缩个体的责任;高某飞案、许某委案、宋某岩案、叶某权案所展示的,是法院如何把数额认定还原为可核查的事实。辩护人若能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重现这些论证结构,并把入库编号作为论证的支点,诈骗案件的无罪辩护便不至于停留在口号层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无罪辩护的成功率从来不高,诈骗案件尤其如此。但这不意味着辩护应当放弃构成要件的审查。恰恰相反,正因为定罪率高,每一个被认真对待的争点才更显珍贵。辩护人的职责不是制造无罪的幻觉,而是确保定罪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检验,确保被告人只在证据能够证明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这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刑事辩护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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