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群友】杨磊、李志刚、邹宇、金印、周游、王长军、叶林、李建伟、赵廉慧、吴建斌、曹兴权、段晓娟、程浩【沙龙实录】
公司内部的“公司”
杨磊:《民法典》第 925 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是,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如果公司明知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代持关系,而依然接受建立此种出资关系,能否参照适用该规定? 认定该代持关系直接约束公司与隐名股东,是否应当由实际股东承担出资责任?李志刚:这里面的“公司”是指谁?“公司”明知,是指谁明知?杨磊:我没有仔细斟酌,此处的公司知晓,应是公司的股东知晓。李志刚:股东是否等于公司?公司在这里是主体还是客体?如果是主体,谁是公司?用民法规定硬套公司法、击破公司法,这几年逐渐成为一种很流行,甚至是“很时尚”的思维方式。公司法上谁是股东,法律规定是清楚的; 谁有出资义务,法律规定是清楚的;谁能行使股东权利,法律规定是清楚的。《公司法》上从未有过“实际股东”这四个字。但是,这种通过(代持) 合同,击破、撕毁公司法法律规定和法理的思维,愈演愈烈,值得反思。所以我个人一直希望,能纠正这种似是而非的思维方式和观念。邹宇:志刚的想法很有意义。公司对外的代表是法定代表人,对内治理时,谁代表公司?杨磊:股东知情与公司知情分属不同法律维度,前者是股东的个体权利,后者是法人的管理权能。二者在主体资格、权利内容、实现方式上均存在本质区别,不可混为一谈。但公司行权毕竟要通过具体的个人来实施,故所有股东均知情,能否推定为公司在管理层面对此是知晓的?李志刚:谁有出资责任,《公司法》规定得很清楚,不需要解释。这个问题和思路,是从自建的“公司法”观念中找逻辑。
公司法与民法的关系
金印:若法定代表人知情,那么公司肯定知情。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来说,所有股东知情也应该有认定公司知情的可能性。代持关系无论在公司内实践(如显名化诉讼),还是在公司外实践(如隐名股东主张排除执行),都会基于特定的案情认可,如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数量限制而隐名(如农村信用社改制为村镇银行)。此处,若不损害债权人利益,此种裁判思路倒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民法一般法)。李志刚:有特别法规定不用,而适用一般法吗?认可代持关系,是认可委托合同有效,代持合同有效,就可以以此来撕毁公司法吗?金印:认可代持关系,至少有些时候是认可股东就是隐名股东,而不是单纯的债法上请求转移股权的非金钱债权。我觉得这并没有撕毁公司法,反而是更加实质地考虑谁是公司法上真正的股东。股东最主要的义务是出资。登记在册在有些时候只是个形式。李志刚:这个观点非常流行,也是我一直在强调“捍卫公司法”的原因。邹宇:公司法上很多制度可以独立自洽,不一定要在民法中找依据,如股东压制、信义义务。代持关系和隐名代理挂钩,是完善了公司法制度,还是有所勉强?民法典真的是万能钥匙吗?李志刚:谁是股东?谁有出资责任?这是公司法问题还是合同法问题?看法律规定还是合同约定?《公司法》没规定吗?法律规定不清楚吗?《公司法》留出例外了吗?谁和谁之间是合同关系,合同约束谁,依据合同法上的什么制度解决;谁和谁是公司法上的法律关系,依据公司法上的什么制度解决,都是非常清晰的。但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是突破法律关系、突破合同、突破合同主体、突破合同法和公司法的边界,在公司法和合同法之间任意遨游,创意“造法”“发明新的裁判规则”,令人不寒而栗。周游:对于公司和公司法而言,形式(包括很多程式性规范)太重要了。要说登记在册的股东是形式,那么“公司”本身就是最显著的形式。恰恰是对这一系列形式的坚守,可能才有公司法存在的必要。无论是股东,还是公司关系其他主体,在做相应交易安排时,理应注意到这些形式,并深知不尊重这些形式所带来的后果。否则,用一个简单的合同,或者合伙,就足够,无须用公司这一组织体和组织法。既然采用公司制,又想沿用合同等行为法规则,显然不妥。王长军:公司对隐名股东的事实是否“知情”,关键在于隐名股东是否已通过公司机关(如董事会、股东会)或者具有代表权的人员掌握该事实并用于公司决策或行为。
- 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对外代表机关”,其在职务范围内的行为通常可视为公司的行为。如果法定代表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晓隐名股东的事实,且与公司利益相关,可认定公司“知情”;但若其知情行为明显是个人行为或脱离公司职务,则不能简单等同于公司知情。
- 股东不是公司,股东会才是公司的内部决策机关,若“全体股东知情” 是通过有效的股东会决议或一致意见明确表达,并落实于公司行为中(如章程约定、出资安排、参加会议、分红等),则可推定公司知情;但如果是股东之间私下知晓,则难以认定公司知情。
李志刚:名册、工商登记,这些“形式”是《公司法》的法定确权(包括确定义务)的依据。现在的流行观点竟然是将两个人的合同约定架空法定,并美其名曰“追求真实意思表示”。更为重要的是,出资义务 /责任,不仅是为了公司自己的利益,还包括公司所有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定责任财产来源),义务 /责任主体并不是所谓的“公司同意”或者“全体股东同意”就能置换的。这既不是“公司”和“全体股东”能任意选择的,也不是法官可以借道代理制度来改变的。这是法定的。王长军:仅以两个人的合同约定来认定,属于超级“穿透”了。
意思自治与公司法
金印:李老师恰好提到了各个制度,包括形式要求,都是有背后的目的的。债权人是和公司交易,背后的股东是谁,债权人未必会去查阅公司名册。在不影响其他人的利益时,考虑真意不是在超越法律,而是在追求更高的原则,即意思自治。不去探求真意,往往会导致言而无信的恶果。公司法也需要维护诚信,这也有助于公司法的价值实现。就杨法官提到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题设中的思考非常具有创意,不损害公司法,又顾全了整个民商法体系。叶林:举一个公司知晓的例子:早年间,在企业改制成为有限公司时,为了让公司容纳更多职工股东,老企业在改制中组织职工分组投资,典型做法是:以车间为单位,以车间主任作为显名股东,将车间职工的出资纳入主任名下。此时,算是一种公司知晓的主任代持职工股权的关系。但是,应当关注:(1)即使被代持的职工中有的想成为显名股东,也要考虑到其他职工可能也想成为显名股东,进而使公司股东人数超过当时的50人限制,因此,显名是会影响别人利益的。(2)在委托人和代持人自行协商代持的场景下,委托人若想显名成为公司股东,至少应当承担更强的证明责任,否则,应当对其作不利解释。(3)在解释公司是否知晓时,应当对委托人作不利解释,从而可以凸显公司知晓的含义,但不宜简单搬用司法解释中所称三分之二或半数以上股东知晓并同意的规则。(4)我没有想好一个“公司好像知晓” 的典型例子,但简单照搬《民法典》第925条的规定,是很容易摧毁公司法的。李建伟:@叶林所以,要捍卫公司法。比如说,公司对外担保合同,违反《公司法》第15条的规定,放着《公司法》第28条第2款“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撤销或者确认不成立的,公司根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的规定不适用,而启用《民法典》第504条“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不亦谬乎!邹宇:叶老师最后一句话可以推广到整个《民法典》。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持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对于调动职工积极性、促进劳动力与资本的结合、稳定劳动关系都有积极意义。形式上是对有限公司股东人数的规避。后续问题直到现在还有诉讼,特别是目标公司遇到收购、拆迁等事宜,股权增值,职工认为自己就是股东。李志刚:意思自治,既不是民法的最高原则,如不能基于意思自治断绝父子关系,也不能基于意思自治、真实意思达成性交易,更不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最高原则。公司法的价值和功能,是通过法定的方式,解决所有以公司为中心的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是探寻单个合同中的合同当事人真意、单个合同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以两个人所谓达成合意的真意,击破公司法的法定,和用一纸合同撕毁公司法(并非调整合同当事人的法律规定),并无二致。叶林:在民法和刑法的关系上,我们突出了刑法的谦抑性,刑法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在民法典和公司法的关系上,我们似乎不太重视民法典的谦抑性。可能需要回答“公司法是为民法服务”的,还是“公司法应当服务于公司”的特性和需求。赵廉慧:即使在信托代持的场合,信托也采取了一定的公示手段(如信托财产登记、在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等),信托委托人也不能主张受托人持有的股权是他的,委托人是否能走向台前,也要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反之,公司的股东仍然是受托人,公司并不能直接对委托人主张权利,公司的债权人对委托人也不能主张权利。当然,这种代持违法犯罪、违背公序良俗的除外。信托法的规则和公司法的规则是一致的。捍卫公司法,不能滥用一般法。其实也需要捍卫信托法,如果裁判者很多时候放弃作为特别法的《信托法》不用,却引用《民法典》合同编判案,会带来同样的问题。李志刚:即使放到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上,也是特别法没有规定的前提下,才要考虑是否有必要参照一般法—— 肯定不是特别法有规定的前提下, 撕掉特别法,“硬解释”一般法。
有特约与无特约
杨磊:接着志刚老师的话展开说一下,如果“公司、显名股东、隐名股东”三方签订了合同,明确认可该种出资关系,是否对结论有影响?有无该事实,结论是否一致?大部分观点认为,既然公司明知代持关系仍认可出资行为,从诚信原则出发,由实际出资人承担出资责任更符合公平原则,体现的主要是民法原理、民事思维。吴建斌:题设中,有无股权代持协议的法律效果虽然不同,但协议仅约束相对人。实际出资人与公司和其他股东之间按约履行即可;而在实际出资人、登记股东、公司各自的对外关系上,当然要承认登记股东在公司法上的权利义务,合同法与公司法是有内在联系的,但应严格按照不同的法律关系处理问题,如此考虑,可否顺利解决相关争议?曹兴权:公司、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等三方签订合同,合同中有关于“显名股东不出资”的约定,这两大关键情节表明,本案涉及公司法、合同法。与“对外隐名,对内显名”情况下,公司是否有权主张显名股东出资所显示的内涵之间有显著差异。因此,不能仅依据“对内显名”之事实,直接要求实际出资人出资或者直接排除显名股东的出资义务。李志刚:三方协议能否置换出资主体?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约定能否改变法定?第二,这个法定的权利义务,是否仅是合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把出资责任问题,仅看成公司和股东之间的关系,那么,约定可能优先于法定。但是,公司法上的出资责任,本身解决的是以公司为中心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问题。比如,公司法上规定的公司债权人,也可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追究出资义务人的责任,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公司”签订的合同,还能改变出资责任主体的法律规定吗?从缔约主体上来说,参加缔约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理人,能代表所有涉及出资责任的利益主体,并作出“意思自治”的决定吗?叶林:如果说董事会负有保护股东权利的职责,“公司知晓”,至少应当是董事会成员知道,甚至是董事会应当予以承认或确认。否则,应该推定为“公司不知晓”。不能仅从多数股东同意或知晓的角度,便认定公司知晓和同意,也不能是个别或主要股东的知晓和同意。
合同法思维的惯性
杨磊:我有一种感受是,大家对民法更熟悉,对公司法相对陌生,实务界处理的民事案件居多,公司类案件较少,综合来看,处理民事案件得心应手,于是不自觉地就转向民事的道路了。李志刚:这是根源。法官、律师、仲裁员、学界,都有类似倾向。所以,更有“普及公司法(理)”“捍卫公司法”的必要。在大学阶段,法学院的本科课程,通常用一年半的时间来学习民法(民法总则、合同、物权),而只用半学期的时间(商法学的一半)讲公司法。民法的思维方式和惯性扎根要远深于公司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法学院的本科教学中,公司法作为一门独立的必修课,是必要的。杨磊:还需要警惕的是,用民事规则、民事逻辑论证后,会让裁判者觉得,案子判得有理有据、公平公正。殊不知,这是从法律的一种体系走向另一种体系带来的破坏。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惯性思维。从纠纷的实质解决效果来看,“对内显名,对外隐名”情形下,公司对名义股东的出资请求,意义不大,后续的除名、失权规则要起作用,还是得补上“股权代持”法律认定等一系列规则,板子打在实际股东身上才有效果。基于这样的“法感”,法官下一步思路就是“找法”,那么引用《民法典》第925 条间接代理的规定,就毫不奇怪了。从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引用《民法典》第 925 条,确实难谓妥当。段晓娟:公司案件的妥当处理,或者说所有案件的正确处理,离不开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必要认知,离不开对法律体系的认知,需要在系统中寻找规范,在系统中解读规则,需要精当的方法与技术。只是在公司、金融案件等仅凭朴素正义感,难以得出妥当结论的领域,问题更容易暴露。这里的法律人不仅指法官,还包括各行业的法律人。叶林:法官的思维惯性,主要是法官找法的惯性。如何“找法”,是案件审理中的重要一环。在实践中,虽然都说是“法官找法”,但不能否认“当事人(原告和被告)也在找法”的存在和合理性。如果承认当事人也在找法,那么,法官在审理时就应当特别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和意思。当事人找法,不完全是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宣称适用某个法律,而应当回归双方当事人在签订代持协议时找法的行为。在委托人、代持人和公司(及董事会)的关系中,各方都同意适用公司法。委托人正是在承认适用公司法的前提下,才采用代持方式委托了代持人。至于它在诉讼中主张适用合同制度,这主要是辩论技巧,不是签约时的“找法”意思。因此,应当根据代持股权的安排本身,得出当事人已选择适用“公司法”的结论。除非委托人在诉讼中提出强有力的理由,否定当时同意适用公司法。就此而言,即使不考虑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公司法也无疑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李建伟:@段晓娟段庭长警示得对。正如讨论的《公司法》第88条所暴露的巨大分歧,志刚发出了“普及公司法常识”的呼吁与感慨!实际上,对于公司法的一些误解,与对一些特殊规则的漠然和摒弃,是整个民商法职业群体的共性问题。
民法的公平正义与公司法的公平正义
金印:不诚信行为,对商法的损害比民法更大,这比公司法的纯洁更重要。我还是感觉题设问题体现出的裁判观点反映出法官挺爱思考、挺会办案。王泽鉴、苏永钦两位老师在不同地方提到,民法的与时俱进与开放包容,与将整个法律价值体系纳入民法有关,这同样应该适用于公司法。我同意群友王赫的观点,如果有些问题的答案,只有割裂与其他法律的联系,抛弃其他规则中蕴藏的“正义”,依赖公司法特有规则才能得到“证明”,对这个答案的正当性应当抱有深深的怀疑。李志刚:并不存在公司法、民法上的两个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在立法者那里已经作出了安排。围绕民法和公司法的差异,作出的架空公司法的解释,大多数是没有清晰梳理公司法背后的法理—— 以强制性规定的方式,统合规定所有公司法上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而不只是单个合同主体,或者两个合同主体的利益。金印:在不损害第三人的情况下,突破形式要求不损害公司法价值,同时照顾整个法律体系,没有不妥。公司法学者应该举双手赞成。李志刚:实际投资人的权利,转化为股权的时点,是完成公司法上的显名程序。在此之前,只能是债权。对应的义务和责任也是一样,应当区分公司法和合同法上的权利义务及责任。
谁是股东
程浩: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是“委托代理”关系吗?代理的是什么呢?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是受托人行为后果由委托人承担,这并不符合公司法语境。无论“公司”是否知晓隐名股东的存在,在显名之前,我认为,名义股东的所有行为,都是对其自身产生后果,而不是对隐名股东产生后果。毕竟股东只有一个,就是显名股东。程浩:行使股权,股权是谁的?用民法理论来解释股权代持,在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可以,一旦牵涉公司和其他股东,我觉得不能等同视之。李建伟:股权是谁的?这是关键问题,但这并不影响代理行为的对象定性。王长军:杨磊法官提出的问题,焦点是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与隐名股东之间就名义股东代持的股权发生利益冲突时,代持股权能否排除名义股东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的问题:法律无论保护哪一方的权利,必然会使另一方遭受损失。若遵循外观主义,对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的民事权利予以保护,则隐名股东由此产生的损失只能在内部关系中得到补偿;若遵循实质正义的原则,则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争议极大,至今也无定论,两种裁判结果都存在。李志刚:逻辑不清,必然摇摆不定。执行的是股权,股权是谁的?《公司法》和《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 25 条第 1 款第 4 项规定得都非常明确。委托合同项下的委托人只享有合同债权,并不享有股权。执行的是股权,合同债权人来维权,产生阻却股权执行的后果—— 当然会产生错乱和摇摆。王长军:股权是谁的?这是核心问题。对此,涉及股权代持法律的性质,主要存在三种学说,即以大陆法系国家日本为代表的委托代理说、以英美法系为代表的信托关系说、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无名合同说。后两种学说对隐名股东不利。委托代理说认为,在股权代持中,隐名股东是委托人,名义股东是代理人,前者委托后者,以后者的名义进行股权投资,代理投资的法律效果归属于前者。相比较而言,个人认为委托代理说较好地平衡了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债权人之间的权利冲突,处理结果更为公正。李志刚:现有法律没有一条规定“外观主义”,反复用“外观主义”有何意义?股权是谁的?《公司法》的规定很明确,不需要学说解释,裁判依据更不能抛开法律的明确规定。赵廉慧:赞同。委托代理说也好,信托说也罢,二者只在解决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内部关系方面有区分,不能决定股权的归属,股权的归属应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判断。李志刚:公司法上为什么规定按照登记确定谁是股东,当然也有背后的商业理性和立法理性,只不过大部分过于沉溺于民法的法律人没有认真了解公司法背后的法理和公平正义。金印:在本案中,要求显名股东承担出资义务到底有何公司法深意呢?看不出来。但会破坏更为普遍的法律价值,就是当事人可以通过违约获利,尤其是这里的隐名股东。李志刚:拿着合同,就可以撕毁公司法确立的整体秩序?探寻两个合同主体的真实意思,就是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把这种本身就是“变态”的合同安排所造成的外部性的风险,让所有合同的外部主体来承担?王长军:简单地以登记为准认定股东,会导致实务中一些隐名股东的权利受到损害,造成实质上的不公正。我认为值得商榷。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也没有采纳登记谁,谁就是股东的简单做法。李志刚:(1)登记股东处分股权,是有权处分,还是无权处分?(2)“隐名股东”是不是股东?(3)谁是股东?(4)谁享有股权?(5)实际权利人享有的是债权还是股权?这五个问题,《公司法》规定都很明确,不需要解释,也不存在争论。这几个基本问题,也是普及公司法、捍卫公司法的基础性问题。曹兴权:(1)关于谁是股东、认定股东的标准,《公司法》第4条在2023年修订时增加“对公司”几个字的修改有启示意义,第 86 条第 2款的规定可以成为股权转让时的认定标准。(2)《公司法》第4 条、第 86 条第 2款,是相对于《民法典》的特别规定。(3)隐名股东不是股东,不享有《公司法》第4条规定的股东权利。(4)名义股东是股东,当然享有处分股权的权利,同时也应当承担《公司法》规定的义务。(5)名义股东处分股权,即使根据代持产生的委托合同应征求委托人的同意而未征求,在《公司法》上也是有权处分,不适用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防止恶意串通的转让规则无须通过善意取得制度来解释。(6)认定股权让与担保中的登记股东不承担出资责任,既违背《公司法》,也违背《民法典》关于公示公信的逻辑。以担保为目的转让,按照股权转让的一般逻辑交付(包括信用信息系统的登记),如果没有将担保之目的进行登记,何来对抗债权人?
合同法与公司法的交集与边界
金印:法律规定登记在股东名册中的为股东不假,但这并不代表只能按此文义,不顾其他。登记错了、背后有约定、基于法律的限制等情形,都可能成为该文义的例外。这就是体系解释。这种体系恰是建立在对《公司法》明确规则的尊重基础之上的。但若只看该规则本身,拒绝其他,那就是教条主义。李志刚:登记错了和背后有约定,都不是法律解释的问题。合同法也有价值,但要有边界感。不能拿一纸合同,而且还是“扭曲”的、“变态”的合同,毁掉《公司法》的明确规定。曹兴权:解释适用公司法,当然离不开合同法。此前对公司越权担保的诸多疑问,就与缺乏合同法思维有关。对“实际出资人— 名义股东— 公司” 三者之间法律关系的误解,也与合同思维有关。但是,公司制度运行逻辑, 会对合同法制度进行调适。一旦公司法的规定对合同法的一般规定进行了调整,就构成特别法。李志刚:如果拿这纸合同,毁掉整个股东登记秩序,就不是合同法的问题了。合同法也从来没有规定,合同效力可以外溢给合同外的主体。让合同效力外溢到合同外的主体,甚至在合同法上,都是错误的,不能叫合同法思维。曹兴权:合同效力外溢是可能的,但是必须限于由法律规定的特定情景、并借助于特定法律机制而实现。曹兴权:代持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外溢到公司或者债权人,没有任何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当然不成立。李志刚:合同法思维,本身也有合同法的救济。通过扭曲和改变公司法的规定,实现“实质公平”,也不是合同法思维,或者说是错误的合同法思维。
【总结及倾向性意见】
本专题围绕合同能否改变公司法上的出资义务主体展开,提出的案例是“公司知道”存在委托持股关系,能否认定实际出资人为出资义务人。对此, 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参照《民法典》第925条的规定,按照间接代理的法律后果,认定由实际出资人承担出资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出资责任是公司法问题,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不能通过合同改变,更何况,这里无法认定谁是“公司”。大部分群友认为,应当区分公司法问题、公司法思维和合同法问题、合同法思维。公司法是特别法,有其特殊的法理,应当优先适用,不能用个别主体之间订立的合同,改变《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法》确定的法律秩序。少部分群友认为,公司法也应当纳入民法的体系当中,用合同法制度、真实意思表示去解决题设案件中的权利义务问题,并无不妥。本专题讨论的倾向性意见是,股权代持关系是合同法律关系,而出资责任是公司法律关系,前者适用合同法,后者适用公司法。即使存在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理人参与订立的合同,也不能推论出“公司同意”,并改变《公司法》规定的出资责任主体。
【代表性学术观点】
樊云慧、王曼雪认为,将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解释为委托代理,以此为基础可将名义股东与各方主体间的关系分为三个层次。通过对不同层次关系和争议点的分析,确定名义股东承担民事责任的路径: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尊重内部契约、公平分配责任;在公司内部以委托代理为基础进行类型化分析并衔接公司法特殊规则确定责任;在与公司外部第三人之间适用“内外有别”兼顾外观主义原则。
【典型案例】
案号: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川 09 民终 539 号
【裁判要旨】
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即使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亦不能以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
【基本案情】
2019 年 11 月 20 日,某实业公司登记成立,注册资本 800 万元。发起人(股东)为段某、李某某。段某的认缴出资额为 760 万元,出资比例为 95%; 李某某的认缴出资额为 40 万元,出资比例为 5%。二人的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出资时间均为 2040 年 11 月 1 日前, 实缴出资额均为 0 元。法定代表人为段某。2020年8月7日,段某与蒲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段某将所持有标的公司 95% 股权,合计 760 万元,作价 0 元转让给蒲某某。二、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和义务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三、因段某转让的股权尚未全部缴付,所以蒲某某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的公司章程的规定,承担段某原应履行的相应出资义务。”同日,某实业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一、同意段某将持有的本公司 95%的股权,作价0元转让给蒲某某,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二、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蒲某某出资额760万元,出资比例95%;李某某出资额40万元,出资比例5%。三、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和义务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同日,某实业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段某变更为蒲某某,股东由段某、李某某变更为蒲某某、李某某。2021年1月28日,法院就某房地产发展公司起诉某实业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20)沪0105民初1115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告某房地产发展公司与被告某实业公司于2019年12月6日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20年4月15日解除。二、被告某实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某房地产发展公司支付租金646387 元。三、被告某实业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某房地产发展公司支付迟延支付租金的违约金,其中第一期本金为398887元,自2019年12月21日起按日万分之三为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第二期本金为 247500 元,自 2020 年 1 月 29 日起按日万分之三为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四、被告某实业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某房地产发展公司支付违约金 82500 元。五、被告某实业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某房地产发展公司支付房屋使用费 220000 元。后某实业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因未缴纳诉讼费用,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上述民事判决现已生效。2021年6月10日,某房地产发展公司依(2020)沪0105民初11158 号民事判决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某实业公司支付租金 646387元及违约金、解约违约金82500元、房屋使用费220000元、案件受理费11782.9元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021 年 9 月 17 日,法院作出(2021)沪0105执2807号执行裁定书,载明因某实业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另查明,蒲某某与李某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之子蒲某勇与杨某群系夫妻关系,段某与杨某群相识。
【裁判观点】
关于蒲某某、李某某、段某是否应在其未履行出资义务范围内对某实业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认为,蒲某某、李某某、段某均辩称其系替案外人蒲某勇或杨某群代持股份,并非某实业公司的股东,不应承担股东责任。根据《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32条第3 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a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6条第1款“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a 现为《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34条,该条规定:“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公司登记事项未经登记或者未经变更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即使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亦不能以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因此,被告蒲某某等作为某实业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应当依法承担股东责任。双方未就此项争议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