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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讲解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的无罪辩护路径—基于人民法院案例库九件入库案例的实务考察

2026-11-20 10:39 次阅读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规定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法定刑自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是刑法分则第三章中刑罚跨度最大的罪名之一。该罪的构成要件在文义上并不复杂,实践中却极易被"产品不合格"与"销售金额"两个结论性判断所覆盖。只要检验报告载明不合格、审计或者核价结论载明销售金额,控方往往即认为证明责任已经完成,辩护人也容易把精力集中于自首、退赃、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这种辩护定位,使相当一批本应在构成要件层面出罪的案件进入了量刑博弈,甚至出现了以"少判几年"为目标、放弃无罪主张的辩护策略。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指出,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的九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例,恰好展示了构成要件争议如何决定案件走向。其中,天津某橙汁有限公司、蒋某言等案因不当标识与产品伪劣的界限不清,检察机关在审理期间撤回起诉(入库编号2025-03-1-067-001);酒泉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王某某案因伪劣种子使生产遭受损失的证据不足,转依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以本罪处理(入库编号2024-02-1-067-002);海宁市国某食品公司、国某校案将浸出菜籽油冠以压榨菜籽油之名销售(入库编号2023-02-1-067-004);福州华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某鑫等人案长期改装、销售"大吨小标"货车(入库编号2024-02-1-067-005);杨某甲案涉及明知他人销售伪劣产品而帮助运输(入库编号2024-02-1-067-001);某农资公司、赵某风等案涉及伪劣化肥未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入库编号2024-02-1-067-003);李某钦案涉及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向本罪的转化(入库编号2024-02-1-067-004);张某甲等人案与赵某甲案则涉及屠宰环节给待宰生猪打药注水(入库编号2023-02-1-067-002、2023-02-1-067-003)。这些裁判共同提示,本罪的无罪辩护不能停留在"情节轻微"的请求上,而应围绕产品属性、行为类型、销售金额、主观明知四个节点展开,逐一举证、逐一反驳。

一、罪名结构对辩护方向的制约

(一)四种行为类型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列举了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四种行为方式。四者在文义上并列,在规范上却指向同一内核,即产品不符合应当具备的质量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0号)第一条进一步明确,"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这一界定使产品质量法成为判断本罪客观要件的规范入口,也使辩护获得了可以逐项对照的法定标准。

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设定了三项质量要求,产品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产品具备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对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产品符合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三项要求分别对应安全性、使用性能和明示质量状况,三者可以独立成立,也可以同时成立。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应当首先完成一项基础工作,即把起诉书指控的质量问题逐一归入上述三项中的某一项,再审查控方证据是否足以证明该项要求未获满足。凡不能归入任何一项的,所谓"不合格"就失去了法定参照。

(二)数额要件

本罪以销售金额五万元为入罪门槛,以二十万元、五十万元、二百万元为量刑档次分界。销售金额并非单纯的量刑情节,而是构成要件。正因如此,本罪案件在证据结构上呈现两个中心,一端是产品质量,另一端是销售数额。控方通常以检验报告解决前者,以审计报告、销售明细、银行流水解决后者,两端之间往往缺少必要的衔接,即被检验的样品与计算数额的产品是否属于同一批次、同一批产品。这一衔接的断裂,恰恰是无罪辩护最常见的突破口。

(三)罪名竞合

同一行为在实践中有可能同时触及多个罪名。以不合格建材冒充合格建材销售,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虚假宣传方式销售不具备使用性能的产品,可能触及诈骗罪或者虚假广告罪;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且质量不合格的商品,可能同时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无证生产、销售专营专卖物品的,还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依照司法解释,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罪名竞合带来的辩护空间有两个方向。其一,主张指控罪名与查明事实不符,例如涉案行为属于虚假宣传或者民事欺诈,不符合本罪的产品质量要件;其二,在出罪无望时比较各罪名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争取以较轻罪名评价。需要强调的是,后一方向属于罪名之辩而非无罪之辩,只能在无罪主张之外作为备用方案提出,不能替代对构成要件的否认。

(四)无罪辩护应前置于产品属性与数额

从九件入库案例看,凡被告人认罪认罚、辩护人仅就量刑发表意见的案件,法院均在数额认定上从宽处理余地有限,酒泉案被告人销售金额二百四十五万元,虽具有自首情节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反之,天津橙汁案因辩护方始终围绕"产品合格、仅标识不当"展开,最终促使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两案的区别不在于认罪态度,而在于辩护重心是否落在构成要件上。由此可以归纳出一条实务经验,本罪的无罪辩护应当前置于产品属性与数额,量刑情节只能作为备用方案,不能替代构成要件之辩。

二、产品是否伪劣的规范判断

(一)不合格产品只能以法定质量要求为参照

实践中常见两类越界认定。一类是以推荐性标准认定不合格。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由企业自愿采用,未注明采用即不产生质量承诺效力,不能直接作为刑法上的质量要求。另一类是以企业内控标准、地方性技术规范、行业协会指引认定不合格。此类规范或者严于国家标准,或者仅具管理功能,除非产品包装、说明或者合同已明确采用,否则不能成为"不合格"的依据。辩护人应当调取涉案产品行为时有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文本,核对标准编号、版本、实施日期与适用产品范围,并区分强制性条款与推荐性条款。

(二)标识不真实与产品质量不合格的分野

天津某橙汁有限公司案是这一分野的典型。2015年5月、6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4)与《果蔬汁类及其饮料》(GB/T31121—2014)先后实施,规定果蔬汁中不得添加山梨酸钾,果蔬汁饮料中可以限量添加。被告单位继续按原配方生产,产品外包装名称仍标注为"果汁",2015年6月至2018年7月销售收入八千六百五十六万余元,毛利二千七百四十三万余元。案发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抽检与日常检查结论均为合格,案发后被告单位将产品名称更换为"果汁饮料"。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单位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理由分三层。其一,产品名称标注不真实,违反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关于标识必须真实、须有中文标明产品名称的规定,属于不当标识的行政违法行为。其二,该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是指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对上述行为规定行政责任的同时明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对违反第二十七条的标识行为仅规定行政责任。规制方式的不同,说明单纯不当标识不符合本罪客观行为要件。其三,该行为不具有刑事可罚性。山梨酸钾本身无害,仅在限量小于0.5克/千克范围内起延长保质期作用,被告单位在配料表中如实标明,产品符合GB2760—2014对饮料类产品的要求,抽检合格,案发后已更正名称,未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采取行政手段即可有效规制。

该案裁判要旨明确,行为人生产、销售的产品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质量要求,但名称标识不符合规范的,属于不当标识行政违法行为,不符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客观行为要件,不应认定构成本罪。对辩护而言,这一要旨提供了可以复用的论证结构,即先把控方指控的质量问题定位为标识问题,再证明产品实体质量符合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三项要求,最后以行政处罚足以规制说明欠缺刑事可罚性。具体操作包括调取案发前历年抽检报告、产品配料表与配方、食品添加剂使用记录、企业标准备案材料,必要时申请专家就添加剂的工艺必要性、限量合规性出具意见。

(三)以次充好须以等级和工艺的实质差异为基础

海宁市国某食品公司、国某校案展示了标识问题越过行政边界、进入刑事领域的具体条件。被告单位以浸出工艺生产的菜籽油,冠以"四级压榨菜油王浓香菜籽油"之名销售,抽检溶剂残留量为13.8毫克/千克至46.3毫克/千克。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GB2716—2018),压榨油溶剂残留量不得检出,检出值小于10毫克/千克时视为未检出,浸出油溶剂残留限量为小于等于20毫克/千克,此前旧标准为小于等于50毫克/千克。法院认定涉案菜籽油既不符合压榨油标准,绝大多数也不符合浸出油标准,且与包装注明的产品标准、质量状况不符,属于不合格产品,销售十七万余元,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该案定罪的关键,不在于"浸出"冒充"压榨"这一工艺名称的不实,而在于残留量同时突破了压榨油与浸出油两项标准。换言之,如果涉案产品符合浸出油的限量要求,仅工艺名称标注不实,则应当回到天津橙汁案的逻辑,按不当标识处理。这一区分对辩护具有直接价值。辩护人应当逐批核对检验报告的残留量数值、检验方法与检出限,查明行为时适用的标准版本。本案部分行为发生在2018年12月21日新标准实施之前,旧标准限量为50毫克/千克,对这一时期的产品不能适用20毫克/千克的新限值;对检出值低于10毫克/千克的样品,依标准应视为未检出,不能认定为超标。凡此种种,均可能导致不合格产品的范围大幅缩小,进而影响销售金额的计算。

(四)参数超限须落到安全性能的实质危险

福州华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案提供了另一类判断样本。被告单位在2018年至2021年间,为满足客户"多拉快跑"需求,订购自卸货车二类底盘后定制车厢,所售车辆空车质量、轮胎规格、车身外廓尺寸、货箱栏板高度多数不符合轻型自卸货车参数,又通过"值班车"套打车架号、发动机号的方式通过检测、取得蓝色号牌,共销售二百八十七部,其中二百八十五部经鉴定不属于"轻型"货车类别、质量不合格,销售金额三千九百三十点八二万元。法院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定性,并特别指出涉案车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已发生一起因超过核定承载质量致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

该案的说理有两处值得辩护人注意。其一,法院并未停留于参数超限,而是把参数超限与转向能力下降、制动性能受影响、重大安全隐患建立了技术联系,并有两部车辆因无合格证、无评判依据而被排除在鉴定范围之外,说明定罪范围以逐车鉴定为限,未作整体推定。其二,法院把"以销售可登记蓝牌的轻型货车之名、行销售中型货车之实"作为"冒充"的具体表现,合格证与蓝牌成为欺骗表示的载体。辩护方向相应地应当包括,审查鉴定机构对每一车辆的检测项目、检测方法与同一性认定;审查"改装"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生产",销售者定制车厢、调整参数能否等同于生产不合格产品;审查参数超限与制动、转向性能下降之间是否有技术论证,抑或仅为形式比对;审查已登记上牌、已通过行政检验的事实能否构成信赖基础,从而否定主观明知。上述任何一项成立,都足以使部分车辆退出犯罪数额。

(五)产品范围与销售行为的边界

产品质量法第二条规定,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该法,但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产品范围的,适用该法。据此,未经加工的初级农产品、天然物、建设工程本身不属于本罪意义上的产品,餐饮、住宿、运输、维修等服务也不属于产品。涉案标的是否属于"产品",应当在案件初期即予审查。实践中曾出现将施工现场的浇筑质量、装修工程的施工质量作为产品不合格指控的情形,此类争议应从标的属性上否定犯罪的成立。

"销售"同样有其边界。企业自用、内部试用、无偿赠送的样品、检测留样、展会展品,因不存在销售对价与交易行为,原则上不计入销售金额。但以赠送为名搭售、以试用为名收取费用、以样品名义低价折抵货款的,实质仍属销售。对委托加工、贴牌生产的情形,还应查明委托方与加工方之间是买卖、承揽还是合作经营,据以确定谁是生产者、谁是销售者,避免把仅收取加工费的承揽方认定为销售主体。

三、四种行为类型不能相互替代

(一)掺杂掺假以使用性能降低为限

依司法解释第一条,掺杂、掺假是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该定义包含三个要素,掺入物为杂质或者异物,质量不符合法定或者明示要求,使用性能降低或者丧失。三个要素缺一不可。食品添加剂、加工助剂、工艺用溶剂不属于"杂质、异物",其使用受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调整,不能直接认定为掺杂掺假。海宁案中,法院明确植物油油提溶剂属于GB2760—2014规定的、因工艺必要性而允许使用的加工助剂,不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赵某甲案中,法院查明肾上腺素、阿托品均被收载于《中国兽药典》,属于动物性食品允许使用的兽药,不属于禁用物质。这两处认定说明,"掺入物"的法律属性必须先行查明,不能以"检出了不该有的东西"替代规范判断。

(二)以假充真以使用性能的有无为界

以假充真,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的行为。判断重心在于使用性能的有无,而非品牌、产地、工艺名称或者包装装潢。一只外观相同但不具备防水性能的手表冒充防水手表,属于以假充真;以低标号水泥冒充高标号水泥,因二者均具有凝结性能,只是强度等级不同,宜归入以次充好。控方若以"以假充真"指控,辩护人应当要求其明确所冒充的具体使用性能,并提供对照试验或者技术鉴定;若产品仍具备基本使用性能,仅品质等级较低,则指控的行为类型即发生错误,进而影响定罪与量刑。

(三)以次充好须证明等级与档次的对应关系

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或者以残次、废旧零配件组合、拼装后冒充正品或者新产品的行为。该类型的成立依赖两个前提,一是存在可以比较的等级体系或者新旧状态,二是行为人作出了足以使相对方误认的表示。二手设备、翻新配件如已如实告知使用状态、成新程度并相应降价,不构成"冒充"。福州华某案中,车辆以新车名义销售、以合格证与蓝牌完成登记,属于典型的"冒充";若销售时已明确告知为改装车、不能办理蓝牌,则案件性质将发生变化。

(四)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须有冒充行为

该类型的核心不在"不合格",而在"冒充"。行为人须以合格证、检验报告、合格标识、质量承诺或者样品等方式,对外表示产品符合质量要求。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项在规定使用性能要求时,特别保留"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这一但书为如实告知瑕疵的销售留出了合法空间。产品存在外观瑕疵、功能减损但已明确说明并降价销售的,不构成"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反之,取得合格证、加贴合格标识、出具虚假检验报告,均是"冒充"的证据。

四种行为类型在构成要件上各自独立,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笼统认定。起诉书应当明确指控的具体类型及对应事实,法庭亦应要求控方就所选类型逐项证明。实践中常见的"涉案产品系伪劣产品"一语,既未指明类型,也未指明所违反的质量要求,属于论证不足,辩护人应当明确提出异议。

四、销售金额与货值金额的证据审查

(一)销售金额是违法收入而非经营流水

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据此,销售金额以伪劣产品的实际对价为限,不包括运费、装卸费、安装调试费、技术服务费等非产品对价,也不包括与伪劣产品无关的其他经营收入。企业整体营业额、关联公司合并报表、税务申报销售额均不能直接等同于销售金额。辩护人应当逐笔核对合同、发票、出库单、物流单、收款记录,把产品价款与其他费用分离,把涉案产品与非涉案产品的销售分离。对以物易物、以货抵债、以货抵薪等非现金交易,应按实际交换价值折算,不能按标价虚计。

(二)退货、召回与未实现销售部分应当剔除

"所得"以实际取得为限,"应得"以已经成立且可期待的债权为限。已经退货退款、已经召回并退还货款的部分,交易已经解除,不应计入销售金额。海宁案中,三百箱产品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下被召回,黄山市恒某商贸公司亦未支付相应价款四万七千四百元,法院在数额认定中对召回与未收款部分作了相应处理。辩护人应当收集退货单、召回通知、退款凭证、解除协议,主张相应扣减。对于仅签订合同但尚未发货、尚未收款且相对方已明确拒收的部分,不宜认定为"应得"。对于无偿赠送的样品、试用装、企业内部领用、检测留样,因不存在销售对价,不应计入销售金额。

(三)货值金额的计算顺序与未遂形态

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货值金额达到销售金额标准三倍以上,即十五万元以上的,以本罪未遂定罪处罚。货值金额的计算有法定顺序,先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仍难以确定的,委托指定估价机构确定。实践中控方常直接采用权利人提供的建议零售价、被害单位提供的报价或者电商页面标价,此类价格往往高于实际成交价,辩护人应当要求按法定顺序举证,并审查"标价"是否真实存在于产品或者价签之上。对半成品、散装产品、无包装产品,因缺少标价,更应严格适用市场中间价或者估价程序。

(四)累计计算与既未遂并存的拆分

多次实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未经处理的,销售金额或者货值金额累计计算。累计规则适用于未经刑事处理的行为,已受行政处罚不影响累计,但已过追诉时效的部分不应计入;同一批次产品既被行政处罚又被刑事追诉的,罚款不能折抵罚金,但数额不应重复计算。对于部分已销售、部分未销售的案件,应当分别评价,已销售部分单独判断是否达到五万元,未销售部分按货值十五万元判断未遂。不能把未销售部分的货值直接并入销售金额按既遂处理,否则既提高了量刑档次,又剥夺了未遂的从宽情节。单位犯罪中,还应当把单位销售金额与自然人另行实施的销售金额分离,把总公司与独立核算分支机构的销售分离,避免以合并报表替代刑法上的归属。

(五)数额证据的证明标准

销售金额的证明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手写账本复印件、办案机关自行整理的销售明细或者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只是对财务资料的计算与汇总,其证明力取决于所依据的原始凭证是否真实、完整。辩护人应当要求控方提供银行流水、第三方支付记录、物流签收单、买方证言、发票等原始证据,并核对各类证据在时间、数量、金额、相对方上是否吻合。凡不能与具体批次产品建立对应关系的数额,均属于证明不足,应依有利于被告原则作扣减。

(六)网络销售与直播带货中的数额认定

通过网络平台、社交软件、直播带货销售伪劣产品的案件,数额认定呈现新的难点。控方多以平台后台交易记录、订单导出表、主播佣金结算单作为依据,此类材料属于电子数据,应当审查提取过程是否规范、原始载体是否封存、数据有无哈希校验、导出账号与实际经营者是否对应。刷单形成的虚假交易不产生真实销售,应予剔除;已下单但未发货即退款、发货后被拒收、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订单,不应计入销售金额。平台收取的技术服务费、推广费、支付通道费、主播佣金,属于交易成本而非产品对价,计算销售金额时应从订单金额中剥离。

直播带货中常见的"全网最低价""补贴后价格"表述,涉及优惠券、平台补贴、跨店满减的折算。应当以消费者实际支付金额为基准,加上平台补贴等实际由经营者收取的部分,而不能按页面标价计算。预售定金、分期付款的,按已实际收取的款项计算,未到期部分是否属于"应得"应结合合同履行情况判断。对跨区域销售、多仓发货的案件,还应按发货批次建立数额与产品的对应关系,防止把同一批货物在不同地区的销售重复累计。

五、主观明知与责任主体

(一)本罪要求故意而不包括过失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虽未明示"明知",但本罪属于故意犯罪,行为人须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生产、销售的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认识的内容不必精细到具体标准条款,但须认识到产品存在质量缺陷、不符合合格产品应有的品质。过失不构成本罪,因管理疏忽、检验疏漏导致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的,可能构成其他犯罪或者承担行政、民事责任,但不能以本罪论处。辩护中应当区分"知道产品违规"与"知道产品不合格",前者可能仅涉及标识、许可、登记等形式违规,后者才指向本罪的核心认识。

(二)明知的推定必须允许具体反驳

司法实践对明知的认定多采推定方法,常见基础事实包括进货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无任何合格证明或者来源不明、伪造或者变造检验报告、使用虚假标识、隐蔽生产、逃避监管检查、曾因同类行为被查处后仍继续实施、交易方式与结算方式明显异常。推定并非终局结论,被告人有权提出具体反驳。有效的反驳证据包括供货方资质文件与合格证明、自己送检的检验报告、行政机关的许可与备案、行业普遍做法、标准变更后的合理过渡安排、已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记录。天津橙汁案中,质量部经理曾提示如继续添加山梨酸钾则产品名称应改为果汁饮料,总经理答复"要拿出依据和相关部门认证",此后仍按原配方生产,法院并未据此认定其具有本罪的明知,而是从产品实体合格的角度否定了犯罪。该案提示,对标准变化的争议、对行政机关答复的等待,可以削弱明知的推定。

(三)口供不能单独支撑明知的认定

明知的证明高度依赖口供与共犯指认,这恰恰是其最脆弱之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确立的证明标准要求,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对明知的认定同样应当遵循这一规则。仅有被告人本人的供述,或者仅有同案犯之间的相互指认,不足以证明其知道产品不合格。有效补强证据包括内部邮件、微信聊天记录、会议纪要、检验报告签收记录、供货方告知函、退货记录、客户投诉处理记录。辩护人应当逐项核查这些材料的内容与时间,注意区分行为前知情与行为后知情、对公司违规的概括知情与对具体产品不合格的具体知情。对以许诺、欺骗、诱导方式取得的供述,还可以依法提出排除申请。

(四)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的范围

单位犯罪须以单位名义实施、为单位谋取利益、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福州华某案中,三名被告人系公司股东,共同决策改装、销售"大吨小标"货车,以公司名义开展销售,利益归属于公司,法院认定成立单位犯罪,三人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裁判同时明确,单位犯罪不是单位成员犯罪的集合,也不是单位与自然人的共同犯罪,对单位与自然人应分别判处罚金,自然人的罚金仍应依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确定。

对辩护而言,单位犯罪的认定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认定单位犯罪可以避免将单位意志归责于具体经办人员;另一方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范围必须严格限定。主管人员须对单位决策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作用,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须具体实施且起较大作用。普通业务员、检验员、仓管员、司机仅执行岗位职责、不知情、未获利的,不宜认定为直接责任人员。实践中控方常以"明知公司长期违规"为由把所有管理人员一并纳入,辩护人应当以岗位职责、决策参与度、利益分配、个人知情程度四项要素逐一抗辩。

(五)运输、仓储等帮助行为的共犯边界

杨某甲案是帮助行为定性的典型。2020年12月8日凌晨,杨某甲受货主电话安排驾车运输货物至长沙,约定货到付费。运输途中发现所载为香烟且无任何手续,向朋友咨询后被告知运输假烟要负法律责任,仍继续驾车前行,行至广乐高速乳源某服务区被查获,现场查获伪劣芙蓉王香烟一千六百六十八条、中华香烟二十五条,共计一千六百九十三条,货值四十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元。法院认定其明知他人销售假冒伪劣香烟而提供运输,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系从犯,运输途中被查获属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

该案裁判要旨明确,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为其提供运输等便利条件的,应当按照本罪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在运输途中即被查获,货值金额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本罪未遂定罪处罚。辩护要点相应包括,行为人是否明知所运货物为"伪劣"而非仅知其为"走私"或者"无手续";运费是否明显异常;行为人是否仅提供一般运输服务、对货物内容无审查义务;发现异常后是否立即停止、报警;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获利比例。对正常经营的物流、仓储、印刷、包装企业,除非交易外观明显异常且经办人具体知情,不宜以共犯论处。

六、法益侵害与行政违法的界限

(一)产品质量管理秩序不能替代具体危险

本罪保护的法益包括产品质量管理秩序与消费者的人身、财产权益。二者的权重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并不相同。对食品、药品、农资、机动车等直接关系人身安全的產品,安全性要求具有优先地位;对一般日用品,则更多体现为质量承诺与交易秩序。辩护人应当避免笼统讨论"侵害了市场秩序",而应要求控方明确指控所侵害的具体法益,并证明产品在安全性或者使用性能上确有减损。天津橙汁案的三层说理,实质上是把"市场秩序"具体化为"是否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并以抽检合格、添加剂无害、及时更名说明尚未达到需要刑法规制的程度。

(二)行政手段足以规制时不具刑事可罚性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界分,不能仅看行为是否违反行政管理规范,还要看行政处罚是否足以恢复秩序、消除危险。产品质量法对标识违法行为仅设责令改正、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对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则同时设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立法者已经通过责任配置表达了轻重不同的评价。对仅违反标识、许可、登记规定的行为,若产品实体合格、未造成人身损害、经营者已主动纠正,通常应留在行政法领域。这一论证在辩护中具有独立价值,即使不能否定客观行为,也可以否定刑事可罚性,进而争取不起诉或者撤回起诉。

(三)介入因素对因果归属的削弱

本罪不以实际损害结果为构成要件,但在涉及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案件中,控方常以损害结果强化指控。此时应当审查损害与产品缺陷之间的因果链是否被介入因素切断。酒泉案中,法院查明农户移栽时间晚、种植密度大以及天气影响等因素,难以对生产遭受的损失作出认定,故未认定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该案说明,自然条件、使用方式、第三方行为等介入因素足以使损失无法归责。同理,机动车事故中的超载、超速、路况、驾驶行为,食品案件中的储存、加工、食用方式,均可成为切断因果的抗辩事由。

七、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辩护运用

(一)兜底条款不是证明空白的填补器

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生产、销售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第一百四十条定罪处罚。该款的规范功能是避免因特殊罪名不成立而放纵犯罪,而非降低证明标准。适用该款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涉案产品属于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的特定类别;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独立符合第一百四十条的全部构成要件。

实践中常见的错误是,控方先论证特殊罪名不成立,随即直接得出应按本罪处理的结论,而对产品是否不合格、行为人是否明知、数额是否准确不再举证。辩护人应当明确指出,第一百四十九条只解决罪名选择,不解决构成要件证明。特殊罪名不成立,可能是因为具体危险无法证明,也可能是因为产品根本不属于该条所列产品,还可能是因为行为与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这些原因并不当然意味着产品在第一百四十条意义上"不合格"。若产品符合质量要求,仅存在标识或者许可瑕疵,则第一百四十条同样不能成立。

(二)损失证据不足不能反推产品不合格

酒泉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案中,被告单位将未按杂交种子要求自行繁育的辣椒种子及收购的辣椒籽加工包装,以"豫椒王"品种申请备案未获成功,仍销售三千五百罐,销售金额二百四十五万元。农户种植后出现大量杂株,经鉴定种子纯度为63.4%,远低于国家标准95%和罐体标注96%,认定为劣种子;但因移栽时间、种植密度、天气等因素,无法认定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故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转依第一百四十九条以本罪处罚,单位罚金二百四十五万元,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一百二十三万元。

某农资公司、赵某风等案的情形类似。被告人在未取得肥料登记证的情况下,套用他人登记证与执行标准,修改数据制作包装袋,伪造合格检验报告,销售"某鹏"牌配方肥一百四十三点四吨,销售金额四十万余元,经鉴定均为不合格产品。因未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依第一百四十九条以本罪处罚。

两案的裁判要旨均表明,特殊罪名因损失无法认定而不成立时,只要销售金额达到五万元,仍可依第一百四十条处理。但辩护人不应把这一规则理解为"损失证明不了就必然成立本罪"。恰恰相反,两案中产品不合格均有明确鉴定支撑,酒泉案有纯度鉴定,农资案有扣押产品鉴定,且行为人对不合格具有明知,农资案中还有伪造检验报告的直接证据。若无此基础,第一百四十九条的适用即失去前提。

(三)食品案件中转化适用的边界

李某钦案中,被告人养殖三黄鸡期间未执行饲料标签明示的休药期规定,销售尚在用药期的三黄鸡九千七百羽,净重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二千克,销售金额十五万余元,鸡肉中尼卡巴嗪残留量686微克/千克,超过GB31650—2019规定的200微克/千克限量。法院认为,无证据证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但销售金额达十五万余元,依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及法释〔2021〕24号第十三条第二款,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赵某甲案与张某甲等人案则涉及屠宰环节注药注水。赵某甲在屠宰环节给待宰生猪注入肾上腺素、阿托品和生水,涉及金额一点三亿余元与二千六百余万元,法院认定肾上腺素、阿托品属允许使用的兽药,不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又因难以认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但注药注水后的猪肉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属不合格产品,销售金额远超五万元,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张某甲等人案的裁判理由与结论一致,并进一步明确,由于药物代谢等原因难以从肉品中检出残留时,只要证明在屠宰相关环节有注药行为,注药后的肉品即存在不合理危险,应认定为不合格产品。

这三个案例对辩护提出的问题是,当具体危险无法证明时,控方会转向"不合格产品"这一相对容易证明的路径,而法院对"不合格"的认定又采取规范判断而非检测结果判断。赵某甲案中,药物残留往往检不出,法院仍以注药行为本身推定不合理危险。此种认定方法在食品安全领域有其合理性,但也意味着辩方的空间被压缩到行为是否存在、行为与产品之间的对应关系、销售金额的归属以及主观明知。辩护人应当要求控方就注药时间、注药数量、对应批次提供客观证据,不能以个别工人的指认覆盖全厂数年的产量;对已检疫合格、已上市销售未出现不良反应的事实,虽不能直接出罪,但可用于削弱"不合理危险"的认定。

(四)转化之后的量刑并不当然从轻

第一百四十九条的适用在罪名上由特殊罪名转为普通罪名,但量刑并不必然减轻。酒泉案销售金额二百四十五万元,法定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判处十一年。农资案销售金额四十万余元,法定刑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系初犯,分别判处五年与四年六个月。可见转化适用只是解决了罪名成立问题,数额档次仍然决定刑罚幅度。辩护人不应把争取转化当作辩护目标,转化对本罪而言往往意味着更重的刑罚,真正的目标应当是整体出罪,其次才是罪名与数额的降档。

八、鉴定意见与抽样取证的攻击点

(一)抽样代表性

涉案产品数量大、批次多时,控方通常以抽样检验结论推定全部产品不合格。抽样须满足同质性前提,同一批次、同一配方、同一工艺、同一生产线、同一原料来源的产品方可视为同质整体;跨批次、跨型号、跨生产线抽样,结论只能及于被抽样的批次。辩护人应当审查抽样方案、抽样数量、抽样人员、见证人在场情况、封样与备份样品、运输与保存条件,并要求控方说明抽样批次与销售数额的对应关系。福州华某案对二百八十五部车辆逐车鉴定,尚有两部因无评判依据被排除,说明大批量案件中"以点代面"的认定方法并不可取。

(二)标准适用的时间效力

产品质量标准随技术发展不断修订,行为时标准与裁判时标准可能不同。海宁案中,浸出油溶剂残留限量在2018年12月21日前为小于等于50毫克/千克,之后为小于等于20毫克/千克,压榨油则要求不得检出。对跨标准实施期的连续行为,应当按行为时分别适用,不能一律适用新标准。辩护人还应当核对标准的适用范围,例如GB2760—2014适用于食品添加剂的使用,GB2716—2018适用于植物油,GB31650—2019适用于兽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之间不能混用。引用标准时应当写明完整编号与名称,并以正式文本为准。

(三)检验机构资质与方法可靠性

检验报告要成为定案依据,须审查检验机构的资质范围、检验人员的资格、检验方法是否属于标准方法、检出限与定量限是否满足判断需要、原始记录与谱图是否完整、有无平行样与复检记录。对超出资质范围出具的报告、采用非标准方法且未经确认的报告、检出值接近检出限的报告,辩护人均可提出质疑。必要时申请重新鉴定、申请鉴定人出庭、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检验方法发表意见。需要指出的是,检验报告与鉴定意见在证据种类上并不相同,检验报告不能当然替代司法鉴定,尤其在涉及"不合理危险""使用性能降低"等需要专业判断的结论时,仅有检验数据尚不足以支撑定罪。

(四)涉案产品与检样的同一性

同一性是鉴定结论与涉案产品之间的桥梁。辩护人应当核对查扣清单、物品编号、照片、称重记录、保管链记录,查明检样是否取自涉案批次、是否在保管过程中被混同或者调换、备份样是否与检样一致。对已经销售、无法查扣的产品,若仅有买家送检的样品,还须证明该样品确系被告人所售。凡同一性无法建立的,检验结论不能归责于被告人。

(五)专家意见与重新鉴定的运用

对涉及技术争议的案件,辩护人应当尽早引入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专家可以就标准适用、检验方法、检出限、数据解读、产品使用性能、车辆制动与转向性能等发表意见,形成书面材料附卷,并在庭审中经法庭许可就鉴定意见中的技术问题提出意见。申请重新鉴定须说明原鉴定存在的具体缺陷,如机构超资质、方法不适用、样品污染、计算错误、结论与数据矛盾,空泛地质疑鉴定结论不足以启动重新鉴定。对同一事项存在多份结论不一致的鉴定时,应当逐份比较检验项目、方法、样品与时点,指出分歧的技术原因,而不能简单地择一主张。

九、程序性出罪与量刑保留

(一)撤回起诉与不起诉的运用

天津橙汁案中,检察机关在审理期间申请撤回起诉,法院于2021年7月19日作出(2019)辽0504刑初127号之二刑事裁定,准许撤回起诉。撤回起诉通常发生在控方对定罪失去把握之时,其前提是辩护方在庭审中已经把构成要件的疑点充分暴露。对辩护人而言,与其等待一份可能不利的判决,不如在审查起诉、庭前会议、庭审调查各阶段持续提交书面意见,推动检察机关自我纠错。撤回起诉后,案件可能退回补充侦查、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

不起诉分为法定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具有本法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第二款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无罪辩护应当争取前者,即从构成要件上否定犯罪事实;只有在构成要件争辩无望时,才退而争取后者。两者的法律效果与社会评价差异明显,不可混用。

(二)管辖与并案的异议

本罪案件常涉及生产地、销售地、仓储地、运输途经地多个地点,实践中容易出现多地公安机关分别立案、分别统计销售额、重复计算同一批产品的情形。辩护人应当审查管辖依据,主张由主要犯罪地或者最初受理地管辖,对同一批次产品只作一次评价。对跨区域并案侦查的案件,还应当审查并案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存在以并案规避级别管辖、扩大数额的情形。

(三)无罪辩护与量刑情节的关系

无罪辩护与认罪认罚在逻辑上不能并存。被告人一面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一面由辩护人主张无罪,容易使法庭对辩护意见的可信度产生怀疑。较为稳妥的做法是,在事实与罪名存在实质争议时坚持无罪辩护,同时就数额档次、既未遂、从犯地位、自首、退赃、挽回损失等发表备用意见,但应明确其前提是假定指控成立。这样既不放弃无罪主张,也不放弃量刑利益。对单位犯罪案件,还可以分别设计单位与自然人的辩护方案,避免因单位的认罪而牵连自然人。

(四)审判阶段的无罪判决与后续救济

本罪案件在审判阶段作出无罪判决的比例并不高,原因在于产品不合格已有检验报告支撑、销售金额已有账证印证,法庭往往倾向于在量刑上从轻而不在定罪上否定。因此,辩护人不应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一审无罪判决,而应同步准备二审与再审的争点。一审庭审中应当把鉴定缺陷、数额错误、明知不足逐一记入笔录,并申请鉴定人出庭、申请调取原始记录、申请重新鉴定,使疑点固定于卷宗。一审判决后,无论被告人是否上诉,辩护人均可就证据采信、标准适用、数额计算提出书面意见。判决生效后,如发现新的检验结论、原始凭证或者行政机关的处理结论,还可以依法申请再审或者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程序救济的意义不仅在于个案纠正,更在于把争点留给上级机关重新审视。

十、辩护方案的分层设计

(一)第一层为行为不存在

被告人否认实施生产、销售行为的,应当先解决事实问题。可核查的证据包括生产指令、配料记录、生产日志、入库单、出库单、物流单据、销售合同、收款账户、生产现场监控、工人的陈述。对屠宰环节注药注水、货车改装、换包装等隐蔽行为,还应审查行为人的岗位、考勤、报酬结算方式与现场指认的可靠性。事实层面的否认不必依赖被告人供述,客观证据的缺失本身即可构成合理怀疑。

(二)第二层为产品不属于伪劣

在行为存在的前提下,转入规范判断。以法定质量标准为参照,逐项审查产品是否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三项要求;把标识、许可、登记等形式瑕疵与质量缺陷切分;对检验报告从抽样、标准、资质、方法、同一性五个方面提出质疑;必要时引入专家意见。这一层是本罪无罪辩护的主战场,也是天津橙汁案得以撤回起诉的根本原因。

(三)第三层为数额不足或者计算错误

即使产品确有问题,仍可通过数额抗辩使案件降至五万元以下或者降低量刑档次。工作内容包括逐笔核对原始凭证、剔除退货召回与赠品、剥离非产品对价、按法定顺序重算货值、拆分既遂与未遂、分离单位与个人数额、剔除无对应批次的销售。数额抗辩往往能取得可量化的效果,即便无法出罪,也可以实质降低刑罚。

(四)第四层为主观明知欠缺

对单位中的普通员工、运输者、仓储者、检验者,可以从明知入手切断故意。论证重点在于其岗位职责是否包含质量审查、是否接触合格证明与检验报告、是否从违规行为中获利、是否在得知真相后继续参与。对实际控制人、股东、主管人员,明知的抗辩空间较小,应转向单位犯罪与直接责任人员范围的限定。

四层辩护呈递进关系,前一层成立即无须进入后一层,但庭审中不宜只提一层。原因是法庭对事实与规范的判断可能随时变化,若辩护人仅就数额发表意见,一旦数额抗辩失败,明知的争点即因未充分展开而丧失。较稳妥的做法是全部提出、主次分明,把最有力的争点置于首位,同时在书面辩护意见中完整保留其余层次,为二审或者再审留下基础。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无罪辩护,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构成要件的证明之争,而不是关于情节轻重的裁量之请。九件入库案例给出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五点。第一,把"不合格"还原为规范判断,逐项对照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三项要求,凡不能归入其中的,即无所谓不合格;标识不真实、许可不完整、登记不规范,原则上留在行政法领域。第二,把行为类型具体化,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各有独立的构成要素,不能以"伪劣产品"一词概括,更不能相互替代。第三,把销售金额拆解为可验证的单位,逐笔核对原始凭证,剔除退货、召回、赠品、非产品对价与无对应批次的数额,正确适用货值金额的计算顺序与未遂规则。第四,把明知从推定拉回证据,允许并以具体材料完成反驳,严格限定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与帮助犯的范围。第五,把程序救济用足,通过重新鉴定、鉴定人出庭、专家意见、撤回起诉、不起诉等途径,在裁判作出之前解决争议。

无罪辩护的价值,不在于否定一切,而在于让每一个构成要件都经过证明。当产品确实不合格、数额确实巨大、行为人确实明知时,辩护应当转向数额档次与量刑情节;当其中任何一环缺失时,辩护人就应当有勇气把争议留在构成要件层面,而不必急于用认罪换取从宽。这既是辩护技术的分寸,也是刑事辩护对证据裁判原则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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