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上诉人魏甲、魏乙、魏丙系死者魏某的近亲属。魏某生前为沂水某有限公司职工，家住沂水县某镇魏家沟村，公司厂址位于沂水县青援路中段，两地距离约20公里，骑摩托车正常车程约30分钟。
2024年10月27日17时15分左右，魏某驾驶两轮摩托车离厂，18时38分左右，行驶至省道229线58公里＋900米（沂水县某镇东河西村）处时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沂水大队认定，魏某在两起事故中分别承担同等责任和无责任。
2024年11月13日，沂水某有限公司向沂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沂水县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12月19日递交补正材料后，沂水县人社局当日受理。经调查核实，该局于2025年1月13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沂人社工伤不认字【2024】013号），认为魏某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
魏甲、魏乙、魏丙不服该决定，向沂水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魏某17时15分离厂，18时38分发生事故，间隔1小时23分钟，远超正常30分钟车程的合理时间；且魏某回家应自南向北行驶，事故地点位于其家东北方向三、四公里处，并非回家必经路线，不属于合理路线。沂水县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三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一审认定时间、路线不合理错误，事发时正值周末放学高峰，省道车流量大且拥堵，魏某年事已高车速慢，且习惯到某镇驻地购买日用品，事故发生在购物途中；二是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机械理解“上下班途中”，未把握《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劳动者的立法目的，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三是一审未查证其提交的购物小票，程序违法。二审中，上诉人提交魏丙智力一级残疾证明，主张魏某需尽快回家照顾儿子，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沂水县人社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确认一审认定事实无误，认为魏某事故地点明显偏离回家合理路线，且离厂1小时20余分钟后发生事故，不符合合理时间要求，上诉人主张的购物事实亦无法改变该结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来源：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鲁13行终437号行政判决书
裁判要旨：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需同时满足“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目的为上下班”三个核心要件，才能认定为工伤。“合理时间”并非固定时长，需结合正常行程时间、路况、临时必要事务等综合判断，但超出正常时长过多且无充分证据证明存在合理延误事由的，不认定为合理时间；“合理路线”以往返工作地与居住地的常规路线为基础，职工从事日常工作生活所需活动的路线需与上下班路线合理衔接，明显偏离常规路线且无合理解释的，不认定为合理路线。本案中，死者魏某离厂后1小时23分钟发生事故，远超正常30分钟车程，且事故地点明显偏离回家常规路线，其近亲属主张的拥堵、购物等事由缺乏充分证据支撑，故其事故情形不符合“上下班途中”的认定标准，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及一审、二审判决均合法有效。
二、“上下班途中”的认定：合理边界如何把握？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上下班途中’的界定，这也是司法实践中工伤认定案件的高频争议点。”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指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将“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纳入工伤认定范围，目的是保障劳动者在通勤过程中的人身权益，但“上下班途中”并非一个无限宽泛的概念，需通过“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等要件划定法定边界。
关于“合理时间”的认定，张万军教授分析认为，司法实践中并非以固定的“通勤时长”为唯一标准，而是结合“正常通勤所需时间+特殊情况延误”综合判断。比如，职工下班后因加班、开会导致晚出发，或因突遇暴雨、交通管制等不可抗力导致通勤时间延长，均可能被认定为“合理时间”。但本案中，魏某的正常通勤时间约为30分钟，而事故发生时已离厂1小时23分钟，超出正常时长两倍多。上诉人主张事发时正值周末放学高峰、道路拥堵，且魏某年事已高车速慢，但未提交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拥堵证明、监控录像或其他有效证据证实当时的路况；主张魏某中途休息或去购物，但购物小票仅能证明其此前有在某镇驻地购物的习惯，无法证明事发当日确实因购物延误，且事故地点与某镇驻地仍有距离，无法形成完整的时间延误链条。“‘合理时间’的认定需遵循‘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即上诉人需提供证据证明延误事由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否则难以推翻行政机关和一审法院的认定。”
对于“合理路线”的界定，张万军律师强调，其核心在于“合理性”与“关联性”，即路线需与“上下班”目的直接相关，且为常规、经济的路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明确，职工从事日常工作生活所需活动（如购买日用品、接送子女上学等）且在合理时间和路线内的，可认定为“上下班途中”。但该规定并非意味着“只要从事日常活动，就属于合理路线”，而是要求“日常活动与上下班路线需合理衔接”。
“本案中，上诉人提交了魏某此前的购物小票，试图证明其有在某镇驻地购物的习惯，但该证据存在两个关键缺陷。”张万军律师进一步解析，一是“习惯”不等于“事发当日的事实”，购物小票仅能证明既往行为，无法直接证明事发当日魏某确实是去购物；二是“路线衔接不合理”，魏某的回家路线为自南向北，而事故地点位于其家东北方向三、四公里处，与某镇驻地的方向不符，且偏离了常规回家路线，无法证明该路线是“购物+回家”的合理衔接路线。“如果魏某的购物地点位于回家的必经之路上，或偏离路线的距离较短、时间较近，可能会被认定为合理路线，但本案的路线偏离程度和时间延误均超出了合理范畴。”
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张万军教授指出，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但该规定仅适用于“是否属于工伤”的实体争议，而对于“是否在上下班途中”等程序性事实，仍需由主张工伤的一方承担初步举证责任。“本案中，沂水县人社局已提交路线地图、调查笔录、通勤时间测算等证据，证明魏某的路线和时间不符合合理要求；而上诉人作为主张工伤的一方，需提交证据证明‘属于上下班途中’，但其提交的证据未能形成完整证据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的举证责任分配符合行政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并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
三、工伤认定纠纷：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风险防范
结合本案的审理过程，张万军教授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两个角度，提出了工伤认定纠纷的风险防范建议。
对于劳动者而言，张万军律师提醒，通勤过程中若发生交通事故，需第一时间固定证据，为后续工伤认定提供支撑。具体包括：一是及时报警，由交通管理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明确事故责任划分，这是认定“非本人主要责任”的关键证据；二是保留通勤相关证据，如上下班打卡记录、工作群内的加班通知、同事的证人证言等，证明事发时间与上下班时间的关联性；三是若存在特殊延误事由，需及时收集证据，如因交通拥堵的，可保留导航软件的行程记录、交通部门的拥堵公告；因购物、办事的，需保留当日的购物凭证、消费记录，并确保办事地点与通勤路线合理衔接。“本案中，上诉人若能提交事发当日的交通拥堵证明、魏某当日的购物支付记录或商家的证人证言，或许能为‘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的认定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对于用人单位，张万军教授强调，应规范工伤申报流程，履行法定责任。一方面，职工发生事故后，用人单位应在30日内及时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若因未及时申报导致工伤认定延误，可能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用人单位需妥善保管职工的考勤记录、劳动合同、工资发放凭证等材料，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积极配合行政机关调查，如实提供证据。“本案中，沂水某有限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及时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后配合调查，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也为后续的行政和司法程序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外，张万军教授特别指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应坚持“保障劳动者权益与依法认定”相结合的原则。对于存在争议的案件，需全面调查核实证据，如本案中应对上诉人提交的购物小票、证人证言进行逐一核实，必要时可实地勘查路线、调取事发时的监控录像，确保认定结论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工伤认定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和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只有严格把握法定要件，才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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