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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讲解“醉酒型”强奸案件中违背妇女意愿的认定—以人民法院案例库相关裁判为分析样本

2026-11-07 12:34 次阅读

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醉酒型强奸案件,指的是行为人趁妇女饮酒后辨认或者控制能力下降,与其发生性关系,事后被指控强奸的案件。这类案件有三个特点。一是现场多在酒店、出租屋、车内等封闭空间,没有目击证人。二是被害人事后往往记不清具体过程,陈述存在片段、模糊甚至空白。三是双方通常认识,甚至是一起饮酒的朋友、同事,行为人到案后多主张对方主动、自己没有使用暴力。三个特点叠加,使“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成为全案唯一的争点,也成为辩护中最难把握的部分。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本文讨论四个问题。醉酒在强奸罪中究竟具有什么规范意义;性同意能力应当如何判断;行为人明知与利用状态如何证明;辩护在此类案件中可以提出哪些经得起检验的主张。所引案例均出自人民法院案例库,并标明入库编号。

一、醉酒型案件的特殊性与规范定位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醉酒本身不是独立的手段,而是使“其他手段”得以成立的一种状态。行为人利用妇女醉酒后不能反抗、不知反抗或者不敢反抗的状态实施性行为,属于以其他手段强奸妇女。

这一规范定位有两层含义。第一,醉酒型强奸不以行为人实施暴力为前提。没有殴打、捆绑、撕扯衣物,同样可以构成强奸。第二,醉酒型强奸也不以被害人反抗为前提。被害人因醉酒而无力反抗、不知反抗,恰恰是该类型的典型特征。把这两点讲清楚,才能避免用普通强奸案件的标准去套醉酒型案件。

(一)醉酒在强奸罪中的规范意义

醉酒在强奸罪中的作用,不是使被害人“同意”,而是使被害人丧失作出有效同意的能力。法律上的同意,要求行为人具有理解性行为的性质、后果并自主决定的能力。严重醉酒导致意识模糊、记忆缺失、行动失控的,这种能力已经不具备,此时的“不拒绝”“配合”甚至“主动”,都不能视为真实同意。

这与未成年人的性同意能力问题在法理上是相通的。甘某祖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6)指出,经鉴定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被害人,无法正确认识和理解性行为,属于不知反抗,无论其是否表示同意,均应认定为违背意志。醉酒状态下的被害人,虽然原因不同,但同样可能处于无法正确认识、无法自主决定的状态。两者的共同点是,形式上的同意不具备法律效力。

因此,醉酒型案件的争点,不能停留在“她有没有说不”“她有没有推”。真正需要查明的是,她在行为发生时,是否还具有作出性同意的能力;行为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她已经丧失这种能力;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这种状态。三个问题依次回答,认定才完整。

(二)与其他手段类型的区别

醉酒型与暴力型、胁迫型的区别,主要在压制意志的方式。暴力型以有形力量排除反抗,胁迫型以精神强制制造恐惧,醉酒型则以状态剥夺选择能力。三者的共同点,是都使被害人在行为发生时无法作出真实、有效的同意。

醉酒型与药物型的区别,在于状态形成的原因。前者因饮酒,后者因服用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王某等走私、贩卖毒品、强奸、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06-1-356-009)明确,走私、贩卖国家管制精神药品,并利用精神药品迷奸、猥亵他人的,应当数罪并罚。药物型案件的证据通常更明确,因为有药物检出、购买记录、投放过程;醉酒型案件则往往只有饮酒事实和事后状态,证明难度更大。

醉酒型与“半推半就”型也有区别。后者指被害人意识清醒,存在犹豫、羞怯或者态度不明,行为人误认为同意。前者指被害人已经丧失同意能力,根本不存在“推”或者“就”的问题。实践中两者常被混淆,有些判决把醉酒后的无反应解释为默许,有些辩护把清醒时的犹豫说成醉酒,这都是认定上的偏差。

(三)证明上的特殊困难

醉酒型案件的证明困难,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行为发生时被害人的意识状态,只能事后推断。血液酒精含量会随时间下降,案发时的数值往往无法直接测得;记忆缺失是主观陈述,难以验证。第二,行为过程缺乏见证。酒店房间内没有监控,双方各执一词,客观证据多为生物检材,只能证明性行为发生,不能证明意志状态。第三,被害人陈述常呈片段化。有的只记得醒来发现对方在身边,有的只记得有人在身上,具体过程完全空白。这种陈述容易被质疑为不真实,也容易被办案人员以引导性提问填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部分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试行)〉的通知》在强奸罪部分要求,审查是否违背意志,应当关注被害人伤情鉴定、犯罪工具、现场勘查笔录、药物检验报告和发案背景。这份参考标准虽形成较早,但其思路仍有价值,即不能只看被害人陈述,还要看发案背景与客观痕迹。对醉酒型案件而言,发案背景恰恰是判断意识状态的重要材料。

二、性同意能力的判断标准

性同意能力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与具体时间、具体状态相连的判断。同一名妇女,清醒时具有同意能力,重度醉酒时可能丧失,轻度饮酒时可能仍然具备。因此,判断必须落在行为发生时,而不能笼统地说“她喝了酒”。

(一)醉酒程度与辨认控制能力

医学上通常把醉酒分为兴奋期、共济失调期和昏睡期。兴奋期表现为言语增多、情绪高涨,但意识基本清楚;共济失调期表现为步态不稳、言语含糊、动作不协调;昏睡期表现为昏睡、叫不醒、呕吐、大小便失禁。三个阶段的辨认与控制能力不同,法律评价也不能相同。

司法认定不必拘泥于医学分期,但可以借助其观察指标。被害人能否清楚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同行人;能否自主行走、开门、使用手机;能否理解对方在做什么;能否表达拒绝或者同意;事后能否回忆关键片段。这些具体问题,比“醉没醉”这种概括判断更有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醉酒程度不等于血液酒精含量。酒精耐受性因人而异,长期饮酒者可能在较高含量下仍保持清醒,初次饮酒者可能在较低含量下已经意识模糊。因此,血液酒精含量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唯一依据。判断还应结合监控、证人、行为表现等具体事实。

(二)医学与客观证据的运用

醉酒型案件中,可以用于判断状态的客观材料,比一般人想象的多。酒店的入住登记与监控,能反映被害人进入时是否需要搀扶、能否自行签字;电梯与走廊监控,能反映步态、眼神、动作;同行朋友的证言,能反映饮酒种类、数量、当时表现;出租车、网约车记录,能反映上车地点与目的地;手机聊天记录,能反映当时的语言能力与表达逻辑;医院的酒精检测、洗胃记录,能反映摄入量。

傅某程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21)正是依靠这类材料完成认定。被害人事前与行为人并不相识,聚餐饮酒后处于醉酒状态,行为人假借送其回家将人带至酒店,趁其不知反抗发生性关系。法院综合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监控视频、聊天记录和鉴定意见,认定构成强奸罪。这份裁判说明,醉酒型案件并非只能依靠口供,只要把发案背景中的客观材料收集完整,同样可以形成证据链。

从辩护角度看,这些材料同样可以用来说明被害人并未丧失同意能力。例如,监控显示被害人自行走入酒店、主动与前台上楼、清晰报出房间号;聊天记录显示其在案发前仍在正常讨论工作、使用完整句子;同行人证实其虽饮酒但意识清醒、还能照顾他人。这些事实足以动摇“不知反抗”的认定。

(三)同意能力的时间点

同意必须在行为发生时作出,不能在行为之后补正,也不能在行为之前预设。这一点在醉酒型案件中尤其重要。

常见的错误是,以饮酒前的态度推定行为时的同意。例如,双方事前暧昧、约定见面、甚至约定过夜,行为人据此主张对方已经同意。但事前的好感、约定,不等于对具体性行为的同意,更不能覆盖醉酒后丧失同意能力的事实。反过来,事前明确拒绝,也不排除事后自愿,但事后的自愿不能追溯地使已经完成的侵害合法化。

另一种错误是,以事后的态度推定行为时的同意。被害人醒后未立即报警、与行为人保持联系、接受道歉或者赔偿,常被行为人作为同意的证据。这些事实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但不能证明行为发生时她同意。事后的沉默、妥协、恐惧、羞耻,都可能解释这些行为。认定必须回到行为时的状态。

三、不能反抗与不知反抗的界限

醉酒型案件中,被害人状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昏睡或者失去意识,意识模糊但仍能作出简单反应,意识基本清醒但自控能力下降。三者的法律评价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一)昏睡与失去意识

被害人处于昏睡、叫不醒、完全失去意识的状态,行为人与其发生性关系,属于典型的不知反抗。此时不存在同意的问题,因为被害人根本没有作出意思表示的能力。即使被害人事后表示“当时如果醒着也会同意”,也不能改变行为的性质。

这类案件的证据,通常包括同行人证实被害人被扶入房间、监控显示被害人无自主行动能力、酒店工作人员证实叫不醒、生物检材显示发生性行为。行为人的供述往往承认对方“睡着了”“没反应”,这恰恰印证了不知反抗。辩护时如果主张对方同意,必须解释她在无意识状态下如何作出同意,这在逻辑上难以成立。

(二)意识模糊但仍能表达

被害人意识模糊,但仍能睁眼、说话、推拒、翻身,这类案件的认定最为复杂。此时的反应,可能是拒绝,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动作,还可能是短暂清醒下的同意。判断时应当结合反应的具体内容与连续性。

如果被害人明确说出“不要”“别碰我”,或者持续推拒、并拢双腿、试图起身,即使声音含糊、动作无力,也应当认定为拒绝。付某洋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4)所确立的思路在这里可以参照,即不能以反抗是否激烈作为唯一标准,被害人的推、踢、咬,即使未造成损伤,也足以表明不同意。

如果被害人没有语言拒绝,但有躲避、转身、拉被子等动作,也应当结合其意识状态理解。行为人在对方明显回避时仍继续实施,很难主张自己误认为同意。反之,如果被害人主动回应、主动配合,且意识状态足以支持其作出选择,则应慎重认定,不能仅因事前饮酒就否定同意。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短暂清醒”的认定。被害人在被惊扰、被移动时可能短暂睁眼、说话,随后又陷入昏睡。这种片段性的反应,不能视为持续的同意。认定应当看整体状态,而不是截取某一句话、某一个动作。

(三)酒后主动行为的效力

实践中,行为人常以被害人主动脱衣、主动亲吻、主动要求发生性关系作为抗辩。这类事实如果查证属实,确实可能说明被害人当时具有同意能力并作出了同意。但要注意三点。

第一,主动行为是否真实存在,不能只凭行为人一面之词。需要监控、证人、聊天记录印证。第二,主动行为发生的时间与性行为的时间是否接近。如果被害人先主动,随后因酒精作用陷入昏睡,行为人在其失去意识后实施,则不能以先前的主动作为同意。第三,主动行为是否出于真实意愿。如果被害人处于严重醉酒导致的去抑制状态,其“主动”可能只是酒精作用下的失控,而非清醒决定。这种情况下,仍应结合其事后陈述与客观状态判断。

这一区分对辩护至关重要。把酒后主动一概视为同意,会掩盖状态变化;把酒后主动一概视为无效,也会过度扩张犯罪范围。稳妥的做法,是把主动行为放进整个时间序列,看它在哪个阶段发生、当时的意识状态如何、之后有无变化。

四、行为人的明知与利用

即使被害人客观上已经丧失同意能力,行为人是否构成强奸罪,还要看其主观上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状态,以及是否利用了该状态。这是醉酒型案件中最容易被忽视,也最能形成有效辩护的环节。

(一)明知的推定

明知的判断,不能只看行为人的供述,而要从接触过程推断。双方共同饮酒的,行为人亲眼看到被害人饮用的种类、数量,亲历其从清醒到醉酒的整个过程,明知的推定较强;双方并非共同饮酒,行为人到场时被害人已经醉酒,则要看其到场后能否观察到异常,例如叫不醒、言语混乱、需要搀扶。

酒店工作人员、同行朋友的证言,可以帮助判断行为人是否知情。如果同行人明确告知“她喝多了,你照顾一下”,行为人仍与其发生性关系,明知的证据就比较充分。如果行为人自己也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其辨认与控制能力下降,是否能够认识到对方的状态,就值得审查。

傅某程案中,行为人与被害人一同聚餐,亲眼见到其饮酒过程,又假借送其回家将其带至酒店,明知的程度较高。如果案件事实是双方在酒吧偶遇、短暂交谈后各自离开,行为人对被害人的饮酒量并不了解,明知的认定就会困难得多。

(二)共同饮酒者的注意义务

共同饮酒者对同饮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这是民事领域的规则,不能直接转化为刑事上的作为义务。但在刑事认定中,这一关系可以说明行为人对被害人状态的了解程度,以及其是否利用了这种状态。

如果行为人主动提出送被害人回家,实际上将其带至酒店,这一行为本身就表明他知道被害人已无法自行安排去处。如果行为人明知被害人已经醉酒,仍以送回家为名将其带离,随后实施性行为,其利用状态的主观意图就比较明显。反之,如果被害人是自行前往酒店、自行开房,行为人只是事后到访,则难以认定其利用状态。

需要提醒的是,共同饮酒本身不构成犯罪。不能因为行为人参与了饮酒,就推定其对随后发生的一切负责。刑事责任的落脚点,仍是行为人是否利用被害人丧失同意能力的状态实施了性行为。

(三)认识错误的空间

李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4)对女方自愿的辩解设定了明确门槛。一般必须确有证据或者合理根据,或者在案证据显示行为人已足够审慎但仍产生错误认识,才能采纳。

在醉酒型案件中,认识错误的主张有一个特殊难点。被害人处于昏睡、无反应状态时,行为人很难主张自己误认为对方同意,因为无反应本身不是同意的表示。被害人处于意识模糊、有片段反应时,行为人才可能主张自己误认为对方默许。此时需要审查,被害人的反应是否足以让一个正常人理解为同意,行为人有无采取确认行为,例如询问、停顿、观察。

如果行为人自己承认对方“一直没动”“叫也不应”,仍然主张误认为同意,这种辩解难以成立。如果行为人称对方有回应、有配合,则需要相应的客观证据支持。认识错误不是万能的退路,它必须建立在具体事实之上,而不是事后的说辞。

五、证据审查的具体方法

醉酒型案件的证据审查,应当围绕“状态、行为、明知”三条线展开。每一条线都需要具体材料支撑,不能以概括陈述替代。

(一)监控与同行人证言

监控是判断状态最直观的材料。要看的时间点包括,进入酒店或者小区时,进入电梯时,进入房间前。要看的内容包括,行走是否稳当,是否需要搀扶,能否自行按键、开门,面部表情与眼神,有无说话动作。这些细节比事后回忆更可靠。

同行人证言的作用,是还原饮酒过程与当时表现。饮酒的种类、数量、速度,被害人是否呕吐、是否断片、是否还能正常交流,饮酒结束后由谁提出离开、如何离开。证人与双方的关系,也会影响证言的可信度,需要一并审查。

赵某甲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6-1-182-001)针对时间久远的性侵案件提出,应当从案件来源是否真实、侦破过程是否自然、陈述是否符合年龄和认知水平、被告人辩解是否合理、被害人事后性情与生活习惯有无变化、共同居住的其他家庭成员有无反常等角度审查。这一思路可以迁移到醉酒型案件中,即通过外围事实印证陈述,而不是孤立地评价陈述本身。

(二)生物检材与酒精检测

生物检材能够证明性行为发生,但不能证明意志状态。精斑、DNA、避孕套、纸巾、床单痕迹,都只能解决“有没有发生”的问题。把这类证据当作“违背意志”的证明,是常见的论证跳跃。

酒精检测的意义同样有限。血液酒精含量只能反映检测时的数值,不能直接回溯案发时的状态;检测时间距离案发越久,误差越大。如果被害人是在次日报警后才抽血,数值可能已经大幅下降,甚至检测不出。此时应当结合饮酒记录、证人证言、监控表现综合判断,而不能以“酒精含量不高”否定醉酒。

反过来,酒精含量高也不必然等于丧失同意能力。长期饮酒者可能仍保持基本清醒。辩护人可以据此主张,被害人在案发时仍有辨认与控制能力,其行为出于自愿。但这一主张需要具体事实支撑,不能仅凭含量数字。

(三)聊天记录与事后陈述

聊天记录可以反映案发前后的语言能力与表达逻辑。案发前正常讨论工作、使用完整句式、约定时间地点,说明当时意识清醒;案发中出现语句破碎、错字连篇、长时间不回,可能说明状态恶化。案发后向朋友讲述的内容、时间、方式,也可以印证其记忆与情绪。

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应关注首次陈述的时间与背景,多次陈述是否稳定,有无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与其他证据能否印证,有无被引导、被暗示的痕迹。陈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1)在被告人零口供的情况下,正是通过时间背景、稳定性、细节、印证、辩解合理性、身份关系六个方面,认定被害人陈述可以采信。这一框架同样适用于醉酒型案件。

需要注意的是,醉酒导致的记忆空白,不应被视为陈述不实。被害人记不清细节,但能清楚记得醒来的场景、身体的感觉、对方的身份,这种片段性陈述仍然可能真实。反之,陈述过于完整、过于符合办案期待,反而要警惕引导性取证。

(四)零口供与补强

行为人到案后不供述,或者只承认发生性关系、否认违背意志的,案件就落在一对一的状态。王某甲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2)确立了处理规则,被害人陈述被强奸九起,被告人庭前只供述三起,庭审时全面翻供,法院最终只认定有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相互印证的三起,其余六起因缺乏补强不予认定。

这一规则在醉酒型案件中的运用,是逐次、逐环节审查。性行为发生是否有证据,行为人身份是否有证据,被害人当时的状态是否有证据,行为人是否明知是否有证据。四个环节中任何一个只有单一证据,都不能视为已经闭合。

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18-1-220-001)则说明,零口供案件可以依靠间接证据定罪,但间接证据必须真实、合法、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辩护人的任务,是找出另一种合理解释,例如被害人是自愿饮酒、自愿前往、主动配合,行为人事后离开并无异常。如果这种解释有事实基础,定罪就不能成立。

非法证据排除在醉酒型案件中同样重要。卢某新故意杀人、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6-1-177-004)中,二审法院发现鉴定检材来源不清、有罪供述的讯问地点与录像存在重大瑕疵、现场指认不能排除诱导,排除这些证据后改判无罪。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为此提供了依据,辩护人应当提供可核查的线索,而不是笼统质疑。

醉酒型案件还常与轮奸情节交织。保某宁、樊某轩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5)中,被害人处于醉酒状态,保某宁先实施强奸,随后通过微信约樊某轩前来,二人形成事中共谋,法院认定轮奸。该案说明,醉酒状态下的被害人更难形成有效反抗,也更容易被行为人连续侵害;同时也说明,轮奸的认定不要求事前预谋,事中的邀约、配合、怂恿同样可以构成共同故意。辩护时若否认轮奸,应当审查各人之间有无真实的犯意联络,而不是仅凭先后发生性关系推定。

六、辩护的边界与常见误区

醉酒型案件的辩护,有一些看似有力、实则无效的主张,需要提前识别。

(一)饮酒即同意的错误

最常见的主张是,被害人主动喝酒、主动赴约,就应当预见到可能发生性行为。这一主张在法律上没有依据。饮酒是社交行为,赴约是交往行为,都不构成对性行为的同意。同意必须是具体的、当时的、可以撤回的,不能从风险预见中推定。

还有一种变体是,被害人没有离开、没有呼救,说明她默认。这一主张同样不成立。醉酒状态下的不离开、不呼救,可能因为无力、不知、恐惧,不能视为同意。裁判规则已经明确,不能以是否有反抗作为唯一标准,更不能以沉默推定同意。

(二)事后反悔与事前同意的区分

确实存在被害人酒醒后因后悔、羞耻、家庭压力而报案的情形。这类案件的辩护,应当着眼于行为时的状态与表示,而不是事后的态度。如果能够证明被害人在行为时意识清醒、主动配合、明确同意,事后反悔不影响行为性质;如果行为时已经丧失同意能力,事后谅解也不影响定罪。

区分两者的关键证据,是行为时的监控、证人、聊天记录与双方陈述。辩护人应当尽早固定这些材料,而不是等到庭审再临时收集。时间越久,监控被覆盖、证人记忆模糊的可能越大。

(三)赔偿与谅解的界限

赔偿、谅解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但不能改变事实认定。在醉酒型案件中,行为人及其家属往往愿意高额赔偿,希望换取谅解与缓刑。辩护人应当向当事人说明,赔偿不能替代事实辩护;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赔偿的作用有限;如果事实存在重大争议,过早赔偿反而可能被视为认罪。

吴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3)中,未成年被告人与幼女在恋爱中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认罪认罚,法院宣告缓刑。该案的特殊性在于被告人系未成年人、被害人系幼女、行为发生在日常交往中,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成年被告人不能据此期待同样的结果。

量刑指导意见对强奸罪一贯从严把握缓刑。辩护人不宜向当事人承诺赔钱就能缓刑,也不宜把赔偿作为无罪辩护的替代方案。更稳妥的做法,是在事实与法律争点基本清楚之后,再就赔偿、谅解、社区矫正评估开展工作。

辩护还要守住一条底线,就是不攻击被害人的品格与私生活。醉酒型案件中,行为人常以被害人平时生活开放、曾有过类似经历、衣着暴露作为抗辩。这些材料与本次行为是否违背意志没有必然联系,用它们来推断同意,既不符合证据规则,也容易造成二次伤害。真正有效的做法,是指出控方证据链的断裂,而不是把庭审变成对被害人的道德审判。席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2)的裁判要旨还专门强调,泄露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公开的信息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辩护人泄露的可以被训诫。这一点,醉酒型案件中尤其需要自律。

七、结语

醉酒型强奸案件的认定,可以归纳为四句话。第一,看状态,不看酒量。核心是行为发生时被害人是否具有性同意能力,而不是喝了多少、酒精含量多少。第二,看能力,不看反抗。昏睡、无反应、片段反应,都可能是丧失同意能力的表现,不能以没有激烈反抗否定违背意志。第三,看利用,不看结果。行为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的状态,是否利用了该状态,是定罪的主观前提。第四,看全案,不看单证。监控、证人、聊天记录、生物检材、酒精检测应当相互印证,形成可以排除其他解释的结论。

对辩护人而言,这四句话同时也是检验清单。控方是否把饮酒当成了同意,是否把无反应当成了默许,是否把生物检材当成了意志证据,是否把酒精含量当成了状态结论,是否遗漏了行为人的合理误认。逐项检验,比笼统主张证据不足更有力量。

也要承认辩护的限度。在被害人处于昏睡、完全失去意识的状态下,主张对方同意在逻辑上无法成立;在行为人亲眼见到对方饮酒至失控、又主动将其带离的情形下,主张不明知也很难成功。此时可以争取的,往往不是无罪,而是准确的形态、准确的情节与准确的刑罚。把这一点向当事人讲清楚,是律师的责任,也是辩护专业性的体现。

钢苑刑事律师团队是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团队,执业范围重点覆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由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博士领衔组成,刑法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团队秉持专业、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行刑事辩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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