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奸淫幼女案件的证据,常常呈现“一对一”的形态。所谓一对一,是指定案的关键事实只有两份相互对立的言词证据,一份是被害幼女的陈述,一份是被告人的供述或者辩解,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这类案件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监控,多数没有暴力痕迹,双方各说各话,办案机关面临两难。
一对一不是法律概念,而是证据状态的描述。它描述的是一种紧张关系,即定案必须依赖言词,而言词又相互否定。这种状态下最容易出现的偏差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幼女不会说谎,只要她指认就可以定案;另一种是认为没有其他证据就不能定案,只要有辩解就应当放人。两种做法都偏离了证明标准。
本文讨论五个问题。一对一案件为何常见,证明标准是否因此降低,幼女陈述与被告人供述如何审查,补强证据如何组织,辩护如何检验。另设一节分析案例库中的典型样态。所引案例均标明入库编号。
讨论之前,应当先明确一对一的范围。它不是指全案只有两份证据,而是指关键事实缺少第三份独立证据。其他证据可以存在,但只能证明外围事实,不能直接证明性行为是否发生、是否由被告人实施、是否违背意志。
严格意义上的一对一,是指性行为发生与否只有双方陈述。被害人称被奸淫,被告人称没有发生,没有生物检材、没有伤情、没有目击者。这种情形在报案不及时的案件中最为常见。
广义的一对一,是指性行为发生可以证明,但实施者或者意志只有双方陈述。例如,被害人身体检出精斑,但被告人称系双方自愿,或者称系他人所为。此时争点集中在身份与意志,证据结构仍是一对一。
还有一种特殊形态,是次数的一对一。性行为发生、实施者均无争议,但被害人说多次,被告人说一次。每一次都是独立的事实单元,缺少印证的部分仍属一对一。这一形态在长期侵害案件中极为常见,对量刑影响巨大。
原因有四个。第一,案发场所隐蔽。奸淫幼女多发生在住所、出租屋、车内、废弃房屋等私密空间,没有第三方在场。第二,报案滞后。被害人年幼,往往不理解行为性质,或者受到威胁、哄骗而不敢告知,等到家属发现时,物证已经灭失。
第三,缺乏典型暴力。行为人常以哄骗、利诱、威胁的方式实施,不需要明显暴力,因而没有伤情、没有衣物破损、没有现场翻动。第四,被害人的表达能力有限。幼女对时间、次数、顺序的描述容易模糊,客观上难以提供完整细节。
这四点决定了,这类案件不能用陌生人强奸的证据标准去要求。要求必须有人身损伤、必须有呼救、必须有立即报警,实际上是把多数真实案件排除在定罪之外。但反过来,也不能因为取证困难就降低证明标准,把孤证当成印证。
第一类是熟人长期侵害型。行为人多为亲属、邻居、教师、监护人,侵害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被害人没有逃离可能,报案由学校、医疗机构或者亲属发现。陈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1)即属此类,被告人系被害人亲生父亲,零口供。
第二类是单次接触型。行为人与被害人偶然接触,以买东西、带出去玩、帮忙为由将人带走,实施一次或者数次后即分开。这类案件缺少长期关系形成的间接证据,一对一的程度最高。
第三类是网络诱骗型。行为人通过社交软件结识被害人,以红包、礼物、介绍工作为诱饵,约至线下实施。谭某喜强奸、引诱、介绍卖淫、引诱幼女卖淫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8)即涉及通过网络寻找未成年少女并实施侵害。这类案件的优势在于,聊天记录往往保留了大量细节。
三类样态的证据结构不同。第一类可以依靠外围观察、长期异常的证人证言补强;第二类主要依靠被害人陈述与少量物证;第三类主要依靠电子数据。把它们混为一谈,用同一套补强标准衡量,就会得出错误结论。
需要澄清一个误解。一对一并不是说全案只有两份证据,而是说关键事实缺少第三份直接证据。外围证据仍然可以存在,而且往往大量存在。
真正的一对一,是没有任何外围证据可以补上关键环节,例如没有生物检材、没有轨迹、没有事后反应、没有电子数据、没有知情证人。这种情形在实践中并不多见,多出现在报案极晚、场所无痕、双方又无通讯往来的案件中。
区分这两者的意义在于,不要把取证困难等同于无法取证。多数所谓一对一案件,实际上有可以调取的材料,只是办案机关没有调取或者调取不全。辩护时应当先追问,该有的证据为什么没有,而不是直接接受一对一的框架。
一对一的证据状态,容易引发两种相反的偏差。一种是认为既然只有两份证据,就无法达到证明标准,应当一律不定罪;另一种是认为幼女陈述可信度高,只要指认明确就可以定案。两者都不符合法律要求。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三个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三个条件在一对一案件中同样适用,没有例外。
第一个条件要求,每一个待证事实都要有证据。性行为是否发生、是否由被告人实施、被告人是否明知对方是幼女、有无加重情节,都要有对应证据。一对一案件中,被告人否认的部分,恰恰最需要证据。如果某一事实只有被害人的一句话,就不能认为已经证明。
第二个条件要求,证据必须合法取得、经过质证。幼女陈述的询问程序、被告人供述的讯问程序、辨认的组织方式,都要审查。程序违法可能导致证据被排除,一旦关键证据被排除,一对一的案件往往直接崩塌。卢某新故意杀人、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6-1-177-004)就是典型,关键证据被排除后,其余证据无法闭合,二审改判无罪。
第三个条件要求,综合全案证据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这不是要求排除一切怀疑,而是要求排除有事实基础的、能够动摇结论的怀疑。一对一的案件中,合理怀疑往往就藏在双方陈述的矛盾处。
孤证不能定案,是一对一案件的首要规则。所谓孤证,是指某一待证事实只有一份证据支撑,没有其他独立来源印证。被害人陈述可以很详细、很可信,但它仍然是一份证据,不能自己印证自己。
实践中常出现的错误,是把同一来源的多次陈述当作多份证据。被害人向母亲讲述、向老师讲述、向医生讲述、向办案人员讲述,如果这些讲述的内容都源于同一次经历、同一种记忆,且没有独立的外部信息加入,实质上仍是一份证据。它们的重复不能提高证明力,只能证明陈述稳定。
另一种错误,是把侦查机关的采信意见当作印证。移送起诉意见书写明“被害人陈述真实可信”,这不是证据,不能补强。判断是否孤证,只看证据来源是否独立,不看办案机关的结论。
印证与补强常被混用,实际含义不同。印证是指两份以上证据在内容上相互吻合,可以共同指向同一事实;补强是指用一份证据弥补另一份证据的证明力不足。
在一对一案件中,两者都需要。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在核心事实上吻合的,是印证;被告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在某些细节上不符,但现场勘查、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可以补上这一环的,是补强。
需要强调的是,补强证据必须能够独立证明某一环节,而不是重复该环节的结论。例如,证人证明被害人案发后情绪异常,可以补强“事后反应”这一环节,但不能直接补强“性行为发生”。如果控方用后者,就属于以补强之名行循环论证之实。
幼女陈述是一对一案件的核心证据。核心不等于当然可信,仍须按统一标准审查。陈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1)提出了六方面框架,即陈述形成的时间与背景、稳定性、非亲历不可知细节、与其他证据的印证、被告人辩解的合理性、双方的身份关系。这一框架可以作为通用方法。
询问幼女,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人员进行,未成年被害人系女性的,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参与。询问应当在适合未成年人的场所进行,方式应当适合其认知水平,避免诱导、暗示、反复追问。
审查笔录时应当注意,提问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开放式提问如“后来发生了什么”,封闭式提问如“他是不是脱了你裤子”。后者容易让幼女顺着提问者的期待作答。如果笔录通篇是封闭式提问,且不同次的回答与提问顺序高度一致,陈述的自主性就值得怀疑。
还要注意询问的次数与间隔。同一天反复询问、连续数日多次询问,容易造成记忆固化,使后来的陈述与最初的记忆混淆。如果首次询问与第二次询问之间隔了很久,且内容明显“完善”,就要追问完善的原因。
首次陈述距离案发多久,在什么场合、由谁陪同、是否已经与家人、同学、办案人员反复讨论,直接决定陈述的纯度。首次陈述越晚、形成过程越复杂,被污染的可能越大。
赵某甲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6-1-182-001)针对性侵未成年家庭成员案件指出,应当从案件来源是否真实、侦破过程是否自然、被害人陈述是否符合其年龄和认知水平、被告人辩解是否合理、被害人事后性情与生活习惯有无变化、共同居住的其他家庭成员有无反常等角度审查。这些角度实际上是在追问,陈述是自然形成的,还是被他人建构的。
实践中还要关注一种情形,就是被害人首次讲述的对象本身可能有立场。例如,讲述对象是与被告人有纠纷的亲属、正在争取抚养权的父母一方。这种情形下,讲述内容可能受到期待影响,审查时应当格外谨慎。
多次陈述之间,对时间、地点、次数、手段、顺序的描述是否一致;重要细节的增减有无合理原因;陈述的用语是否符合被害人的年龄、教育程度、生活经验。稳定性不是要求一字不差,而是要求核心内容不变。
如果被害人在关键情节上反复变化,例如先说被拖拽、后说自行进入,先说一次、后说多次,又没有合理解释,陈述的可信度就会下降。反之,如果被害人对某些细节记忆模糊,但对核心事实始终一致,这种陈述反而更符合真实记忆的特点。
对幼女而言,时间概念的模糊是正常现象。她们常以“放假的时候”“穿毛衣的时候”“上二年级的时候”来定位时间。这类表述不能要求精确到日,但应当与学校作息、季节、年级等客观事实相符。如果陈述的时段与在学记录明显冲突,就需要核查。
这是判断陈述真实性的重要指标。真实经历往往带有偶然、具体、甚至不合叙述逻辑的细节,例如房间的气味、对方身体的疤痕、某句特定的话、当时电视里播放的节目。这类细节如果是被害人主动说出,且与现场勘查、人身检查吻合,可信度较高。
但这一指标是双刃的。如果细节过于完整、过于符合办案人员的期待,反而要警惕诱证。尤其是幼女,容易被引导后复述。陈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16-1-182-001)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该案原判据以定案的录音磁带,经律师调查发现背景音系案发后播出的电视节目,法院据此再审改判无罪;被害人申诉后提交另外两盘磁带,声纹鉴定倾向认定现场男子为被告人,法院又撤销无罪判决。证据细节的真伪,必须逐项核实,不能凭印象采信。
许某海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9)指出,智力发育迟滞被害人的陈述是否可信,要结合迟滞程度、认知记忆表达能力、描述是否符合其认知水平、有无混乱矛盾综合判断;具备一定认知能力、能对亲历事实作出简单陈述的,其陈述具有证明力。
这一规则可以扩展到所有幼女。幼女的认知水平有限,其陈述中的跳跃、混乱、用词幼稚,不一定是不真实的标志;其陈述中的条理清晰、用词成熟、逻辑严密,也不一定是真实的保证,反而可能提示他人代述。判断的关键,是陈述的整体面貌是否符合该年龄段的表达习惯。
还有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幼女对性行为本身的描述。多数幼女不具备准确的性知识,其描述往往是朴素的、含糊的、以身体感受为主的。如果陈述中出现大量专业术语、精确的体位描述、完整的因果说明,应当追问这些表述的来源。
一对一案件中的另一半证据,是被告人的供述或者辩解。供述与辩解在法律上同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但在证明方向上相反。审查时应当分别对待。
被告人承认发生性关系的,要看供述是否自然、是否包含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是否与其他证据吻合。真实供述通常带有具体的、无法预演的内容,例如当时说了什么、对方有何反应、事后如何处理。
同时要审查供述的形成过程。讯问地点是否在看守所,时间与提讯登记是否吻合,录音录像是否完整、同步,有无剪接、中断,讯问人员是否二人以上,笔录是否经核对签名。这些细节决定供述能否采信。
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被告人先供后翻。侦查阶段承认,庭审时全面否认,称受到刑讯逼供或者诱供。此时应当启动排非审查,由控方证明取证的合法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应当排除;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规定了申请排非的程序与后果。辩护人应当及时提供线索,不能只在庭上口头主张。
被告人否认发生性关系的,其辩解是否合理,是判断陈述可信度的重要参照。陈某某案的六方面框架中,专门列入“被告人辩解的合理性”,原因即在此。
判断辩解是否合理,要看三点。第一,辩解与客观事实是否矛盾。例如,被告人称从未到过被害人家中,但监控、通话基站、邻居证言显示其多次出入。第二,辩解是否有细节支撑。有效的辩解通常能够说明时间、地点、自己在做什么、有何人可证。第三,辩解是否随证据变化而调整。如果每次讯问的说法都不同,且变化方向跟随办案机关出示的证据,可信度就低。
需要提醒的是,辩解不合理不等于有罪。被告人可能因为记忆模糊、表达困难、文化程度低而说不清楚,不能因此推定其说谎。判断仍要回到证据本身,看控方是否已经证明其主张。
被告人始终否认的,属于零口供。零口供不是障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有罪。但零口供也确实提高了证明难度,因为办案机关必须用其他证据补上供述原本承担的功能。
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18-1-220-001)是一起零口供案件,法院依靠包括电子数据在内的间接证据定罪,并强调证据必须真实、合法、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这一表述把零口供案件的证明要求讲得很清楚。
反过来,零口供也不能成为无罪的理由。辩护人应当把重点放在证据链的断点上,而不是反复强调被告人否认。否认本身没有证明力,只有指出控方证据不足,才构成有效辩护。
一对一的判断,最终要落到两份言词证据的比较上。比较不是看谁说得更流畅,而是看谁的陈述更符合经验、更能被外部事实验证。
具体可以从四个方面比较。第一,时间结构。双方对见面、离开、行为发生的先后顺序描述是否一致。第二,空间结构。对场所的布局、陈设、出入口的描述是否一致。第三,人物结构。对当时有无第三人在场、如何离开的描述是否一致。第四,细节密度。哪一方的描述包含更多无法预演的偶然细节。
较好的一方,通常是细节更具体、与客观事实更吻合、前后更稳定的一方。但要注意,说得更细不一定更真,可能是准备更充分。因此,比较之后仍须回到外部证据,不能用比较本身代替证明。
一对一案件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补强证据。补强证据不必直接证明性行为,但必须能够补上某一环节,使整体结论超出双方各说各话的状态。以下五类最为常用。
包括处女膜、阴道拭子、内裤精斑、妊娠事实、性病诊断、身体损伤。这类证据的特点是客观性强,但解释空间也大。
席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2)明确,处女膜状况不能证明是否发生性行为,也不能作为认定或者否定强奸罪行的依据。这一规则双向适用:控方不能以处女膜破裂推定性行为,辩方也不能以处女膜完整主张无罪。
生物证据的取得程序同样重要。提取笔录、封存记录、送检链条是否完整,直接决定鉴定意见能否采信。检材来源不清、保管环节缺失、重新鉴定未检出,都会削弱证明力。卢某新案的教训正在于此。
包括监控、门禁记录、住宿登记、车辆轨迹、通话基站、外卖与网约车记录。这类证据不证明性行为,但可以证明双方在特定时间共处一室,从而缩小争点。
如果被告人主张从未与被害人见面,而轨迹证据显示二人在案发时段同处一地,其辩解就不成立。反之,如果轨迹证据显示被告人不在现场,一对一就直接被打破,案件应当终止追诉。
轨迹证据的作用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核对陈述的时间线。被害人称某日被带到某处,监控显示该日其并未出现,陈述的可信度就会下降。这类核对往往比长篇论证更有效。
包括及时告知、情绪异常、就医、成绩下降、回避某人、拒绝单独相处、离家出走、自伤。这类证据属于间接证据,单独不足以证明犯罪,但可以与陈述相互印证。
赵某甲案强调的“被害人事后性情与生活习惯有无变化”,正是这一类证据。需要注意的是,事后反应具有个体差异,不能要求所有被害人都有相同表现。有的被害人表面正常,有的则出现剧烈变化。判断时应当结合其性格、家庭环境、支持系统。
还要防止把事后反应当作必然结论。情绪异常可能源于学业压力、家庭矛盾,不能当然归因于性侵害。控方如果要使用这类证据,应当说明其与案发时间的关联,排除其他可能。
被害人向母亲、老师、同学、医生讲述的内容,由这些人出庭作证,属于传来陈述。传来陈述可以印证被害人陈述的稳定性,也可以印证首次讲述的时间与内容。
但传来陈述的证明力有限。它不能替代被害人本人的陈述,也不能单独证明性行为。如果传来陈述的内容与被害人陈述高度一致,且讲述时间接近案发,其印证作用较强;如果所有传来陈述都形成于报案之后,且内容与笔录雷同,其作用就接近于零。
王某甲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2)明确,补强证据必须来源独立,不能来自同一转述链条。被告人向他人承认的转述、知情亲属的证言、被害人事后异常的证人证言,都可以作为补强,但如果全部源于被害人的讲述,实质上仍是孤证。
包括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定位、照片、视频、语音。电子数据在幼女案件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为它能固定时间、地点、沟通内容与资金往来。
谭某喜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8)涉及通过网络寻找未成年少女、以介绍工作与发红包方式诱骗。这类案件中,聊天记录可以直接反映被害人如何自我介绍、行为人是否提出过疑问、是否要求见面核实、是否支付钱款。这些内容对于认定明知与手段,作用极大。
审查电子数据,要看完整性、原始性、关联性。记录是否完整,有无删改;提取是否制作笔录,有无见证人;原始介质是否封存;账号是否确属本人使用。如果仅有截图、没有原始载体,且无法说明来源,证明力就会大幅下降。
案例库中的相关裁判,提供了若干可以直接借鉴的分析路径。以下五种样态,分别对应不同的证据结构。
王某甲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2)中,被害人陈述被强奸九起,被告人庭前只供述三起,庭审时全面翻供,法院最终只认定有相互印证的三起,其余六起因缺乏补强不予认定。
这份判决确立的规则是,每一次性侵都是独立的事实单元,都应当有证据支撑,不能以多次、长期的概括陈述替代逐次证明。对辩护而言,这一规则提供了最实在的辩护空间,即逐次核对,指出缺少印证的部分,争取就低认定。
核对时应当注意三点。第一,时间是否可确定。如果被害人只能说“有过很多次”,无法指明具体时段,就难以逐次认定。第二,地点是否特定。同一住所内的多次行为,容易混同。第三,有无独立证据。每次行为是否有相应的聊天记录、就医记录、证人观察。
陈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1)中,被告人零口供,被害人系其亲生女,缺乏锁定性客观证据。法院通过六个方面认定陈述可以采信,最终定罪。
该案的启示是,零口供不等于不能定罪,关键看陈述是否有足够的外围支撑。该案中,被害人的陈述稳定,包含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与其他证人的观察吻合,被告人的辩解又存在明显矛盾,几项叠加,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反过来,如果这几项中有一项明显缺失,例如陈述反复变化、细节与现场不符、辩解有合理依据,结论就可能不同。六方面框架的价值,不在于它总能得出有罪结论,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可检验的清单。
陈某某案(入库编号:2023-16-1-182-001)经历了无罪判决与再次改判的反复。裁判要旨明确,再审中发现新证据或者原有证据变化,应先判断是否属于关键证据,再对未变化的其他证据重新审查;其他证据仍能形成锁链、得出唯一结论的,不应改判。
这一规则对双方都是约束。对辩方而言,打掉一份证据不等于全案崩塌,还必须证明该证据不可替代;对控方而言,不能因为出现新证据就直接维持原判,必须重新审查全部证据。
实务中,证据变化最常见的情形是被害人改口、证人翻证、鉴定结论被推翻。遇到这类情形,应当追问三个问题,变化的原因是否合理,变化后的陈述是否与其他证据吻合,未变化的证据能否独立支撑结论。
许某海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9)涉及智力发育迟滞被害人。法院认为,其陈述是否可信,要结合迟滞程度、认知记忆表达能力、描述是否符合认知水平、有无混乱矛盾综合判断;具备一定认知能力、能作简单陈述的,陈述具有证明力。
甘某祖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6)则明确,经鉴定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被害人,无法正确认识和理解性行为,属于不知反抗,无论其是否表示同意,均应认定为违背意志。两案结合,可以看出规则的分层:陈述能力影响证据采信,同意能力影响定罪。
杜某案(入库编号:2025-14-1-182-002)进一步说明,被害人无性同意能力、行为人明知的,构成强奸罪;被害人具有正常同意能力、双方形式上自愿的,可能只构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这一区分涉及罪名与刑期的重大差别,辩护时应当重点争取。
吴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3)中,被告人与十二岁幼女恋爱并自愿发生性关系,法院仍认定构成强奸罪。该案被告人系未成年人,与被害人年龄接近,仍未能以“不知道年龄”脱责。
这类案件的一对一特征很明显,双方都承认发生性关系,争点只在明知与自愿。而自愿在幼女案件中不构成抗辩,明知又因长期相处而难以否认。因此,辩护空间很小,通常只能争取从轻。
张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2)把教师身份、多次实施作为情节恶劣的认定依据;张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20)明确,奸淫不满十周岁幼女的,应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贾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1)处理跨法适用,逐次核对行为时间与被害人年龄。几案共同说明,年龄与次数的精确性,直接决定量刑档次。
一对一案件的办理,最容易在以下几处出错。指出这些错误,既是审查方法,也是辩护方法。
第一种错误,是把被害人的详细陈述当成完整证明。陈述详细只说明她讲得清楚,不说明她讲的是事实。判断仍要看有无独立证据补强。
这类错误常表现为,判决书写明“被害人陈述稳定、具体,且有细节,足以认定”,却没有说明这些细节由何证据印证。遇到这种论证,辩护应当直接指出,稳定性与真实性是两个概念,前者不能代替后者。
第二种错误,是用被害人的年龄、身份、家庭背景推定其可信,或者用被告人的前科、品行推定其有罪。前者如“幼女天真无邪,不会诬陷”,后者如“其曾因类似行为被处理,本次必然是他”。
两种推定都违反证据裁判原则。品格证据不能证明具体行为,前科也不能替代本案证明。辩护时应当要求控方回到本案证据,不得以背景代替事实。
第三种错误,是把幼女没有反抗、没有哭闹、事后仍与行为人正常相处,当作同意的证据。
这在幼女案件中尤其不能成立。幼女不具备性同意能力,其同意在法律上无效。即使形式上配合,也不影响定罪。傅某程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21)指出,妇女因各种原因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者不知反抗的,均属于违背妇女意志。幼女案件更是如此。
第四种错误,是承认“多次”“长期”这类概括认定,不逐次核对。这在量刑上最容易被放大,因为次数直接影响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是否升档。
辩护时应当逐次列表,标明时间、地点、对应证据、有无印证,把无法确定的次数单独列出,主张不予认定。王某甲案的做法,就是这一思路的司法确认。
第一步,找出定案的关键事实。是性行为、实施者、明知,还是次数。关键事实不同,证据要求不同。第二步,逐一核对每项关键事实有几份独立证据。只有一份的,标记为孤证。
第三步,检验补强证据的来源。是否独立于被害人陈述,是否能够单独证明某一环节,是否存在循环论证。第四步,构造替代解释并检验。替代解释能否容纳全部证据,是否存在明显矛盾。
四步走完,结论通常就清楚了。如果关键事实全部有独立证据支撑,且替代解释无法成立,那么辩护只能转向量刑。如果存在孤证或者明显矛盾,就应当坚持证据不足的主张。
还要处理量刑。法释〔2023〕3号第一条列举了适用较重从重幅度的情形,包括负有特殊职责人员实施、进入特定场所实施、对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实施、多次实施、造成伤害等;第二条列举了情节恶劣的八种情形;第三条规定了造成幼女伤害的三种情形。法发〔2021〕21号明确,奸淫幼女一人的量刑起点为四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具有加重情节的为十年至十三年,并强调从严把握缓刑。这些规定使量刑争点的空间很窄,辩护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事实与次数上。
一对一的案件,把关不只发生在法庭。侦查阶段重点在取证是否全面,审查逮捕与审查起诉阶段重点在证据是否足以支撑起诉,审判阶段重点在能否排除合理怀疑。三个阶段的标准不同,但都不能以“被害人讲了”作为通过的理由。
高检发〔2023〕4号《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一、二、三条确立了办理此类案件的基本原则,明确证明标准应当结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第二十九条要求审查时结合经验常识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判断证据。最高检《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试行)》在强奸罪部分,要求关注发案背景、被害人陈述的形成过程、药物检验报告等具体材料。这些要求说明,把该取的证据取全,是办案机关的义务,不是辩方的负担。
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应当提交书面意见,指出缺失的证据与存在的矛盾,要求补充侦查。等到庭审再提出,往往已经错过最佳时机,且容易被理解为策略性抗辩。
一对一奸淫幼女案件的证据认定,可以归纳为五句话。第一,一对一描述的是证据状态,不是证明标准。标准仍由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三个条件决定,不因取证困难而降低。第二,陈述是核心证据,但不是当然可信的证据,仍须审查程序、背景、稳定性、细节与认知水平。
第三,孤证不能定案。同一来源的多次讲述不是多份证据,办案机关的采信意见不是补强。第四,补强必须独立。人身与生物证据、场所与轨迹、事后反应、传来陈述、电子数据,各自补上不同环节,不能相互替代。第五,次数必须逐次证明。每一次都是独立的事实单元,概括陈述不能替代。
对辩护人而言,这五句话就是检验清单。控方是否把详细陈述当成了完整证明,是否把品格当成了事实,是否把没有反抗当成了同意,是否把概括陈述当成了逐次证明。逐项检验,比笼统主张证据不足更有力量。
也要承认辩护的限度。在被害人陈述稳定、有多方独立印证、行为人又处于特殊职责地位的情形下,主张证据不足很难成功;在涉及不满十周岁幼女、多次侵害、造成伤害的情形下,争点往往只剩量刑。此时可以争取的,不是无罪,而是准确的次数、准确的年龄与准确的刑罚。把这一点向当事人讲清楚,既是律师的责任,也是辩护专业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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