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熟人之间的强奸,指的是行为人与被害人相识,存在恋爱、婚外情、订婚、同居、同事、师生、医患、监护、邻里、共同生活等关系,行为人在这种关系中违背对方意志发生性关系。这类案件在强奸案件中占相当比例,但认定起来比陌生人作案更难。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指出此类案件难在三点。第一,双方进入现场通常是自愿的,不存在拦截、尾随、诱骗,因而缺少陌生人作案中那种明显的强制痕迹。第二,被害人往往没有激烈反抗,甚至有过配合动作,因为关系、场合、顾虑都不允许她反抗。第三,行为人多半主张关系亲密、对方同意,把争议引向“她当时到底愿不愿意”,而这一点恰恰最难证明。
本文结合人民法院案例库中的裁判,讨论熟人关系下认定的基本框架。讨论分八部分,熟人强奸的特殊性,关系基础与同意的关系,同意是否真实的判断,优势地位与心理强制,特殊关系中的明知,熟人共同犯罪中的认定,证据审查与辩护操作,最后是归纳。所引案例均标明入库编号。
讨论熟人强奸,先要承认它与陌生人强奸确实不同。这种不同不体现在构成要件上,而体现在证据结构与心理机制上。把两者混为一谈,或者套用同一套认定标准,都会出错。
熟人关系可以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平等的情感关系,例如恋人、情人、前伴侣。这类关系中,双方有交往自由,也有拒绝自由,权力的落差较小,但感情纠葛会干扰陈述的动机。第二类是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例如师生、医患、上下级、房东与租客、教练与学员。这类关系中,一方掌握资源、评价、机会,另一方处于依附位置,拒绝的成本很高。
第三类是亲属关系,例如继父与继女、亲生父女、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这类关系中,被害人往往没有逃离的可能,侵害也容易长期持续,且报案多由外部发现。第四类是熟人社会中的一般相识,例如邻居、同村人、同乡、朋友的朋友。这类关系介于陌生与亲密之间,既有交往便利,也有社会压力。
四类关系的认定重点不同。平等关系要看具体行为时的意思表示;不平等关系要看行为人是否利用了地位形成的压迫;亲属关系要看被害人是否处于无从反抗、不敢求助的处境;一般相识要看交往的深度与场合。裁判规则对四者的态度,也不完全相同。
熟人强奸的证明难点,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性行为事实容易证明,意志违背难以证明。双方承认发生过性关系,争点只剩同意与否,而同意是主观事实。第二,缺乏典型的暴力痕迹。没有殴打、捆绑,身体没有明显损伤,现场没有翻动,办案机关难以用物证说明强制。
第三,被害人的反应不符合“理想被害人”的想象。她没有呼救、没有立即报警、事后还可能与行为人保持联系,容易被认为不是真的被侵害。第四,双方各执一词,缺少第三方见证。第五,行为人有充足的机会编造一套符合关系逻辑的说法,例如“她只是害羞”“她事后后悔”。
这些难点叠加,使一些本应成立的案件在侦查阶段被淡化,也使一些本不应成立的案件被过度追诉。认定规则的作用,正是提供一个稳定的判断框架,避免凭印象、凭情绪处理。
陌生人强奸的案件,认定重点通常在身份与行为,即是不是他做的、有没有发生性关系。熟人强奸的案件,认定重点通常在意志与明知,即她当时是否同意、他是否知道她不同意。这一区别决定了证据收集的方向,也决定了辩护的方向。
在陌生人强奸中,否认在场、否认发生性关系是有意义的抗辩;在熟人强奸中,这类抗辩往往徒劳,因为双方本来就有接触。有效的抗辩,只能放在同意的真实性、手段的压迫性、明知的成立与否上。把力气用错地方,是这类案件辩护最常见的失误。
从案例库的裁判看,熟人强奸大致有三种常见情形。第一种是关系破裂时的强行。双方曾经亲密,一方提出结束,另一方不接受,以“最后一次”“把话说清楚”为由实施。文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4)、刘某伟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7)都属于这一类型。
第二种是场合便利下的趁机。双方因工作、学习、饮酒、同行而共处,行为人利用对方醉酒、疲惫、独处而实施。傅某程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21)就是利用被害人醉酒、假借送其回家而实施。
第三种是地位压制下的屈从。师生、医患、上下级、监护关系中,被害人不具备拒绝的条件,行为人也知道她不会反抗。杜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14-1-182-002)、张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2)、尹某龙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5)都属于这一类型。
三种情形的证据重心不同。第一种要看关系破裂的具体时点与女方的拒绝表示;第二种要看女方当时的意识状态与行为能力;第三种要看地位的真实存在与拒绝的现实可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只强调“我们认识”“我们以前有过”,辩护就会失焦。
熟人强奸认定中,最需要纠正的观念是“关系亲密就等于同意”。这一观念在实务中仍有市场,有的办案人员认为情侣之间、夫妻之间不存在强奸,有的辩护人以此作为主要抗辩。裁判规则对此已经明确否定。
文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4)与刘某伟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7)都涉及婚外两性关系。法院的立场是,婚外不正当两性关系违背公序良俗,具有不法性,但不影响关系中妇女的性自主权;在女方欲结束这种关系时,行为人违背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的,仍构成强奸罪。
这两份裁判确立的规则,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关系的不法性不影响性自主权的存在。不能因为双方是婚外情,就认为女方已经放弃了拒绝的权利。第二,关系的存续不覆盖单次行为。即使双方长期保持关系,某一次的具体行为仍须单独审查是否获得同意。第三,关系结束的时点很重要。女方是否明确表达结束意愿,何时表达,行为人是否知晓,直接决定该次行为属于关系内的继续还是关系外的强行。
对辩护而言,这意味着“我们是情人”这句话本身没有证明力。有证明力的,是具体事实,例如女方事前主动邀约、事中主动配合、事后正常交往且未报警。仅有关系陈述,不足以推翻违背意志的认定。反过来,控方也不能仅凭“关系不正当”就推定每次行为都违背意志,仍须落实到具体时点与具体表示。
席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2)明确,订婚是民间习俗,不是法律上的婚姻关系,不产生性权利,也不构成对性行为的概括同意;是否存在违背意志,仍须根据具体事实判断。该案还明确,处女膜状况不能证明是否发生性行为,也不能作为认定或者否定强奸罪行的依据。
该案的另一层意义在于程序。法院对泄露被害人隐私的行为予以训诫,说明这类案件除事实认定外,还涉及被害人保护。辩护人在公开场合陈述案情、提交材料时,应当避免披露足以识别被害人的信息,这既是法定义务,也是执业底线。
同居关系同理。同居意味着双方共同生活,不意味着每一次性行为都获得同意。判断仍要回到具体行为时的意思表示。如果女方明确拒绝、推拒,行为人仍继续实施,同居关系不能成为免责理由。
需要提醒的是,这类案件中行为人常主张“她只是害羞”“她没有真的拒绝”。这种辩解能否成立,要看女方的表示是否明确、连续,行为人在当时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如果女方有明确的拒绝语言、持续的推拒动作,行为人的“害羞”之说就站不住。
王某明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1)明确,婚姻关系非正常存续期间,丈夫以暴力、胁迫等手段违背妻子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的,可以构成强奸罪。所谓非正常存续,通常指双方已经分居、已经提起离婚诉讼、婚姻关系名存实亡等情形。
这一规则的分寸值得注意。它没有否定婚姻关系中的性行为通常推定为同意,只是指出这一推定在婚姻关系非正常存续时会减弱。辩护时应当审查婚姻状态的具体事实,包括分居时间、离婚诉讼进程、双方沟通记录,而不能仅凭结婚证主张豁免,也不能仅凭一次争吵主张关系破裂。
实践中的难点,是如何界定“非正常存续”的起点。是以分居之日为准,还是以起诉离婚之日为准,还是以双方明确表示结束关系之日为准。这个问题在个案中往往成为量刑甚至定性的分界。比较稳妥的做法,是要求控方明确指控的具体时点,并就该时点的婚姻状态举证,避免以“感情不好”这类概括判断替代。
即使在关系存续期间,女方也可以在过程中撤回同意。杨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6-02-1-182-001)涉及因反抗而停止的情形,行为人自动放弃继续实施,被认定为中止。这个案例从反面说明,行为人在女方明确反抗后停止,可以成立中止;反之,明知对方反抗仍继续,就是违背意志。
周某、邹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6)讨论的是“能为而不再为”的中止认定,即行为人尚有继续实施的条件,但自动放弃。这与熟人案件的关系在于,双方关系亲密时,行为人更容易判断对方的真实态度,也更容易在对方反抗时停止。
对辩护而言,中止的认定有实际价值,因为它可以带来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的结果。如果卷宗显示女方曾经推拒、行为人随即停止,就应当及时提出中止的主张,并说明停止是自动的,不是因外界障碍而被迫。这与“未遂”的区分,往往影响最终刑期。
熟人强奸的核心争点,是同意是否真实。判断不能只看某一句“她没说不”,而要看事前、事中、事后三组事实是否一致。
事前事实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双方如何约定见面,被害人如何到达现场。如果女方主动邀约、主动选择地点、主动进入私密空间,同意的基础较强;如果男方以谈工作、送东西、帮忙为由将女方骗至现场,同意的基础较弱。
但要注意,进入私密空间不等于同意性行为。女方同意吃饭、同意到住处坐坐、同意出差同住,都是对具体事项的同意,不能扩张为对性行为的同意。这一区分在熟人案件中极为重要,因为双方本来就有正常的交往理由。
傅某程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21)中,双方存在雇主与在校学生的关系,被害人聚餐饮酒后处于醉酒状态,行为人假借送其回家将人带至酒店。法院认定构成强奸罪,依据包括事前两次借故离开被拒、欲搂抱时被明确拒绝。这些事实说明,事前接触的性质,是判断同意的重要材料。
还应关注事前的时间跨度。临时起意的见面与长期铺垫的邀约,性质不同。前者可能只是正常社交,后者可能含有明确目的。判断时可以把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转账记录串起来,看邀约的语境是否指向性行为。
事中事实是认定的核心。语言拒绝、推拒动作、躲避、并拢双腿、抓扯衣物、呼救,都是不同意的表示。行为人使用按压、拉拽、捂嘴、阻挡离开,或者以揭发隐私、影响学业、断绝经济来源相威胁,都是压制意志的手段。
裁判规则已经明确,不能以反抗是否激烈作为唯一标准。傅某程案指出,妇女因各种原因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者不知反抗的,均属于违背妇女意志。甘某祖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6)进一步指出,不能将妇女是否有明显抗拒举动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
在熟人案件中,这一规则尤其重要。被害人可能因为对方是领导、老师、长辈、亲属而不敢反抗,可能因为害怕关系破裂、害怕报复、害怕名誉受损而不反抗。这种不反抗,不是同意,而是恐惧。判断时要追问,她是否有能力拒绝,拒绝的代价是什么,现场是否有求助条件。
同时也要防止把“沉默”一概视为不同意。现实中确实存在因羞怯、紧张而不作明确表示的场合。此时应当结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此前的亲密程度、事后的态度综合判断。把沉默一律认定为拒绝,与把沉默一律认定为同意,都是简化问题的做法。
事后事实主要用于印证。离开现场的方式、是否立即报警、向谁讲述、讲述内容是否前后一致、有无就医或者心理求助、有无删除联系方式、有无回避见面,都是可查的材料。
需要防止两种误读。一种是要求被害人必须立即报警、必须情绪崩溃,否则就认为没有被侵害。这种要求不符合实际情况,尤其是在熟人案件中,被害人往往需要时间权衡。另一种是把事后的谅解、继续交往、接受赔偿,当作同意的证据。这些事实可以影响量刑,但不能证明行为时她同意。
赵某甲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6-1-182-001)针对性侵未成年家庭成员案件指出,应当关注被害人事后性情与生活习惯有无变化、共同居住的其他家庭成员有无反常。这一思路可以迁移到熟人案件中,即通过外围变化印证陈述,而不是孤立评价陈述本身。
实践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被害人向谁讲述。向母亲、闺蜜、老师、医生讲述,通常比向办案人员讲述更自然,也更容易保留原始细节。如果首次讲述的对象与案件无关,且讲述内容与后来的陈述基本一致,可信度通常较高。反之,如果所有讲述都发生在报案之后,且内容与笔录高度雷同,就要警惕污染。
熟人案件中,行为人常主张“我以为她同意”。李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4)对这类辩解设定了门槛,一般必须确有证据或者合理根据,或者在案证据显示行为人已足够审慎但仍产生错误认识,才能采纳。单纯的口头辩解不够。
可以用到的情形包括,女方主动邀约、主动进入私密空间、主动表达亲密意愿,行为人在此背景下误判;女方案发中未作拒绝表示,事后因后悔、被家人发现或者感情纠纷而报案。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情形只能支持认识错误的主张,不能直接证明她真的同意,两者应当分开表述。
如果行为人自己承认对方哭泣、推拒、明确说不,仍然主张误认,这种辩解不仅不能成立,还会损害供述的可信度。因此,辩护时应当先核对被告人的供述,看其自述的事实是否支持误认,再决定是否提出这一主张。反之,如果供述中已经出现不利细节,就应当转向其他争点,而不是硬撑。
熟人强奸中,很大一部分案件不存在明显的暴力,而是利用优势地位形成的心理强制。这类案件的认定,关键看地位是否真实存在、是否被用于压迫、被害人是否因此丧失了拒绝的空间。
孙某钊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3)指出,胁迫是指通过暴力威胁、言语恫吓等对被害女性形成心理强制,使其产生恐惧而不敢反抗;判断是否足以形成心理强制,应综合考虑被害女性的年龄、心智发育、受教育程度、社会经验、家庭状况等因素,被害人系未成年人时,把握标准应与成年妇女有所区别。
在职场、校园、家庭中,行为人可能以解雇、降职、影响成绩、断绝生活费相要挟。这种要挟不需要明说,只要被害人理解其含义即可。认定时要审查,行为人是否掌握这种资源,是否曾经使用过,被害人是否因此陷入困境,是否有其他求助渠道。
反过来,如果双方只是普通的同事、邻居关系,行为人没有任何支配能力,被害人可以自由拒绝、自由离开,那么“地位压迫”的主张就缺乏基础。辩护人应当把关系性质、资源掌控、拒绝成本逐一核实。
还需要区分“权力存在”与“权力使用”。仅仅存在上下级关系,不足以证明行为人利用了这种关系。必须有具体的言语、行为,表明其以资源为条件换取性行为。实践中有些案件仅凭职级差异就推定胁迫,这种推定并不稳妥。
杜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14-1-182-002)中,被害人是十五岁的在校学生,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性防卫能力,行为人是其语文老师,双方发生四次性关系,形式上没有暴力、胁迫,被害人也没有明显反抗。法院仍认定构成强奸罪,理由是行为人明知其精神状况,利用其无性防卫能力的状态。
该案还明确了罪名选择。被害人具有正常性同意能力、双方形式上自愿的,可能只构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法定刑明显较轻;被害人无性同意能力,行为人明知的,构成强奸罪。这一区分对师生、医患案件的辩护极为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从重罪转向轻罪的可能路径。
张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2)与尹某龙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5)都把特殊职责人员多次实施作为情节恶劣的认定依据。前者涉及教师身份,后者涉及共同生活的继父。两案说明,特殊职责不仅影响定罪,也影响升档。
医患关系中的认定,与师生类似。医生掌握诊疗信息、处方权、住院安排,患者处于依赖状态。如果行为人利用这种依赖,以延误治疗、加重病情相要挟,同样构成胁迫。但如果双方是在诊疗结束后自愿交往,则不在此列,仍须回到一般规则。
陈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1)涉及亲生女,被告人零口供。法院通过被害人陈述的形成背景、稳定性、非亲历不可知细节、与其他证据的印证、辩解合理性、身份关系六个方面,认定陈述可以采信。这类案件的特点是,侵害往往长期持续,被害人没有逃离可能,报案多由学校、医疗机构或者亲属发现。
认定时应当关注,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共同生活状态、侵害的起止时间、被害人有无求助行为、家庭成员是否知情、案发后有无异常变化。辩护人则应当关注,首次陈述由谁发现、如何询问、有无诱导,家庭成员之间有无矛盾或者串通。
这类案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被害人的陈述往往缺乏细节的连续性。长期侵害造成的记忆模糊、回避、羞耻,会使陈述显得零碎。这种零碎本身不等于不真实,但也不能作为真实的保证,最终仍要靠其他证据印证,例如就医记录、妊娠事实、知情人的观察。
魏某亮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4)认定,行为人利用被害人的迷信心理,编造与其发生性关系可以破灾、治病等谎言,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应以强奸罪论处。其法理在于,行为人利用被害人的认识错误,使其在不知反抗的状态下同意,这种同意不是真实同意。
这类案件的熟人属性往往很强,行为人多为算命先生、神职人员、民间医生,被害人对其中长期信任。认定时要审查,被害人是否真的对性行为的性质产生了错误认识,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恐吓、威胁,被害人有无独立的判断能力和拒绝机会。
如果被害人清楚知道发生的是性行为,只是出于功利考虑而同意,案件性质就可能不同。例如,被害人明知是性行为,为了换取治病机会而同意,此时争点转向是否构成胁迫,而不是认识错误。这一区分直接影响定性与量刑,辩护中应当仔细辨别。
心理强制难以用物证证明,通常依靠言词证据与情境证据。可用的材料包括,威胁的言语、信息的截图、第三人在场的证言、被害人当时的反应、事后求助的记录、行为人掌握的资源凭证。
这类证据的证明力,取决于具体性。笼统地说“他威胁我”,难以成立;说明某日某时说“如果你不答应,就让你毕不了业”,并有聊天记录或者证人印证,就能够成立。辩护人应当要求控方明确威胁的内容、时间、方式,并逐项核对证据。
反之,如果控方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地位差异,不能证明任何具体的威胁或者利用行为,那么心理强制的主张就缺乏事实基础。此时应当强调,地位差异本身不等于胁迫,仍须有具体的行为。
熟人案件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争点,就是明知。明知的对象包括被害人的年龄、精神状态,以及她是否同意。
在涉及幼女的熟人案件中,明知的推定往往很强。行为人与被害人长期相处,知道其就读年级、生活作息、家庭情况,很难主张不知道年龄。吴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3)中,被告人与十二岁幼女恋爱并自愿发生性关系,法院仍认定构成强奸罪。该案被告人系未成年人,与被害人年龄接近,仍未能以不知道年龄脱责。
对不满十二周岁的被害人,规范采取绝对推定,不可反证。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从其身体发育、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观察可能是幼女的,推定明知,可以用合理依据反证。熟人关系使反证更加困难,因为行为人有更多机会了解真实年龄。
审查这类案件,年龄证据应当以原始书证为主,包括出生医学证明、户籍登记、学籍档案。发现矛盾的,应当调取原始记录,核对出具主体与形成时间。年龄精确到日,直接影响是否满十四周岁、是否满十周岁,进而影响量刑档次。
许某海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9)指出,智力发育迟滞被害人的陈述是否可信,要结合迟滞程度、认知记忆表达能力、描述是否符合其认知水平、有无混乱矛盾综合判断;具备一定认知能力、能对亲历事实作出简单陈述的,其陈述具有证明力。
甘某祖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6)明确,经鉴定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被害人,无法正确认识和理解性行为,属于不知反抗,无论其是否表示同意,均应认定为违背意志。熟人案件中,行为人往往知道被害人的精神状况,明知的推定较强;如果双方仅短暂接触,明知的证据就可能不足。
辩护时应当审查,鉴定是否针对案发时点,鉴定材料是否完整,被害人在案发时的言语、动作是否与鉴定结论相符,行为人有无获知精神状况的渠道。杜某案之所以认定强奸罪,正是因为行为人作为教师长期接触被害人,明知其状况。
如果鉴定结论是限定责任能力或者轻度迟滞,仍要具体判断被害人对性行为的性质、后果是否有基本认识。认识能力存在,但判断能力不足的,争点就转向是否被利用,而不是完全丧失同意能力。这一区分往往决定罪名的选择。
严格说,明知对方不同意属于故意的一部分,不是独立要件。但在熟人案件中,它常被作为辩解的理由,即“我不知道她不愿意”。判断这一辩解,要看行为人对拒绝信号的感知能力。
双方关系亲密、沟通充分时,行为人对对方的情绪、语气更为敏感,更容易识别拒绝。因此,熟人关系在这层意义上提高了注意义务,而不是降低了。行为人主张“我没看出来”,在双方长期相处的情形下难以成立。
反过来,如果双方仅有一面之交,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表达方式不熟悉,误判的可能就相对存在。这种差异应当体现在认定中,不能一概而论。
熟人强奸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多人参与。朋友聚会、酒后起意、互相怂恿、分工配合,是常见情形。这类案件的认定,除意志问题外,还要解决共犯与轮奸的问题。
保某宁、樊某轩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5)明确,轮奸的成立以二人以上具有共同强奸的故意为前提,意思联络可以形成于事前,也可以形成于事中;通过微信等方式事中共谋的,可以认定存在意思联络。
该案的意义在于,把“临时起意”纳入了轮奸的认定范围。二人以上原本没有轮奸的通谋,但在实施过程中形成默契、相互配合的,同样可以认定为轮奸。这一认定对量刑影响极大,因为轮奸属于加重情节。
辩护时应当审查,意思联络是否有证据支撑,是事前约定、事中沟通,还是事后攀附。仅有他人在场、仅有先后实施,不足以认定轮奸。
马某、李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9)明确,共同犯罪中的中止必须具备有效性,即行为人不仅自己停止,还必须有效阻止其他共犯继续实施或者防止结果发生;仅本人停止而未阻止的,不成立中止。
熟人共同犯罪中,这一规则常被误解。有的被告人主张“我中途走了”“我劝过他”,以为可以成立中止。但如果其离开后他人继续实施,且其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仍要对结果负责。判断时要看,行为人有无实际的阻止行为,阻止是否有效,结果是否因其努力而未发生。
邓某甲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9)讨论了轮奸与共犯的区分,即参与者在共同犯罪中的角色不同,责任范围也不同。组织者、主要实施者与望风、接应者,在量刑上应当有所区别。辩护时可以据此主张从犯、胁从犯,争取减轻处罚。
刘某波、刘某平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4-1-182-002)明确,二人以上先后对同一被害人实施强奸,但欠缺犯意联络的,属于同时犯,不构成轮奸,应当分别定罪。这一区分对量刑至关重要,因为没有轮奸的加重情节,刑期可能相差数年。
认定同时犯的关键,是有无意思联络。如果二人各自起意、互不知情,只是先后实施,就是同时犯;如果二人相互配合、彼此知情,就是轮奸。判断时应当审查通讯记录、现场情况、被害人陈述中关于二人互动的内容。
古某峰、詹某霞、甘某珍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3)确认,女性不能单独构成强奸罪,但起教唆、帮助作用的,可以作为共犯。熟人案件中,女性共犯常见于诱骗、劝酒、望风、提供场所等角色。辩护时应当审查其参与程度,争取从犯认定。
张某甲等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5)明确,轮奸中部分人未得逞的,全案仍按既遂处理。这一规则对辩护不利,但仍可从参与程度、作用大小争取从轻。需要说明的是,未得逞者不能以自己未实施为由主张未遂,责任的分配依据是共同犯罪的整体结果。
熟人案件的证据结构,与陌生人案件有明显差别。物证往往较少,言词证据占主导,电子数据的作用突出。审查与辩护应当围绕这一结构展开。
被害人陈述是核心证据,但必须审查其形成过程。首次陈述的时间、场合、陪同人、是否经过反复讨论,都会影响可信度。多次陈述之间是否稳定,关键细节是否一致,有无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是否与其他证据吻合,都是审查内容。
在熟人案件中,陈述的动机尤其值得关注。双方是否存在感情纠纷、财产纠纷、抚养争议、工作矛盾;报案前是否有索赔、谈判、威胁;是否有他人教唆、代写材料。这些事实必须有证据支撑,不能仅凭推测,更不能以被害人的品格、穿着、性经历作为攻击点。
陈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1)提出的六方面审查框架,可以作为通用方法,即陈述形成的时间与背景、稳定性、非亲历不可知细节、与其他证据的印证、被告人辩解的合理性、双方的身份关系。这六项既可用于认定,也可用于质疑,关键在于逐项落到具体证据上。
电子数据在熟人案件中作用突出。案发前的聊天可以反映邀约的性质、双方的语气、见面的目的;案发中的消息可以反映时间线与位置;案发后的对话可以反映情绪与态度。监控则可以反映进入与离开现场的时间、状态、有无他人同行。
审查电子数据,要看完整性、原始性、关联性。记录是否完整,有无删改;提取是否制作笔录,有无见证人;原始介质是否封存;账号是否确属本人使用。这些问题直接决定证据能否采信。
需要提醒的是,聊天记录中的暧昧、调情,不等于同意性行为;事后的道歉、转账,也不等于认罪。两者都要结合具体语境理解,不能断章取义。同理,案发前的争吵、威胁,也不能直接证明案发时的强制,仍要看行为时的手段。
王某甲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2)确立的规则,在熟人多次侵害案件中尤为重要。被害人陈述被强奸九起,被告人只供述三起,法院最终只认定有相互印证的三起,其余六起因缺乏补强不予认定。
这说明,每一次性侵都是独立的事实单元,都应当有证据支撑。熟人案件常涉及长期、多次侵害,控方容易以概括陈述替代逐次证明。辩护人应当逐次核对时间、地点、情节,指出缺少证据的次数,争取就低认定。
补强证据必须来源独立。知情亲属的证言、行为人向他人承认的转述、被害人事后异常的证人证言、就医记录、聊天记录,都可以作为补强,但如果全部来自同一转述链条,实质上仍是孤证。
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18-1-220-001)说明,零口供案件可以依靠间接证据定罪,但间接证据必须真实、合法、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辩护人的任务,是找出另一种合理解释,并检验它能否容纳全部证据。
第一步,确定争点。先看被告人承认到哪一步。完全否认的,争点在身份与行为;承认性行为、否认意志的,争点在同意;承认基本事实、否认情节的,争点在次数、明知、共谋。争点定错,后面的工作都会白费。
第二步,还原关系。把双方的认识经过、交往深度、经济往来、情感状态整理成时间线,找出关系变化的关键时点。这一步的作用,是判断该次行为发生在关系内还是关系外,从而确定同意推定的强弱。
第三步,检验证据。按事前、事中、事后三组事实核对证据,看每一组是否有独立来源,是否存在矛盾,是否遗漏了替代解释。特别要核对,控方的关键结论是否只靠一份证据支撑。
第四步,选择主张。认罪从宽、罪名变更、情节减轻、次数核减,都是可选方向。选哪一个,取决于证据强度与当事人的意愿。在所有方向都不可行时,如实告知当事人风险,比给出不切实际的承诺更负责任。
同时要处理量刑。法发〔2021〕21号《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强奸妇女一人的量刑起点为三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奸淫幼女一人的为四年至七年,具有加重情节的为十年至十三年,并强调从严把握缓刑适用。熟人关系、被害人谅解、赔偿协议,都可以作为从轻情节,但作用有限,不能替代事实辩护。
熟人之间强奸罪的认定,可以归纳为五句话。第一,关系不产生概括同意。恋爱、婚外情、订婚、同居、婚姻,都不能替代对具体行为的审查。第二,同意要看当时。事前的邀约、事中的表示、事后的反应,应当相互衔接,不能以某一句“她没说不”作结论。
第三,压迫可以无形。职权、师生、医患、监护、迷信,都可能形成心理强制,判断的标准是拒绝是否有现实可能。第四,明知仍须证明。年龄、精神状态、对方意愿,都要有证据支撑,不能以关系亲密推定。第五,共犯与轮奸要分清。意思联络、事中共谋、同时犯、女性共犯,各自的责任范围不同,不能一并归责。
对辩护人而言,这五句话就是检验清单。控方是否把关系当成了同意,是否把不反抗当成了自愿,是否把地位落差当成了当然的胁迫,是否把概括陈述当成了逐次证明,是否把先后实施当成了轮奸。逐项检验,比笼统主张证据不足更有力量。
也要承认辩护的限度。在被害人明确拒绝、有伤情与聊天记录印证、行为人又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形下,主张同意很难成功;在涉及幼女、无性防卫能力被害人的情形下,自愿更不是抗辩事由;在轮奸、多次侵害、手段恶劣的案件中,争点往往只剩量刑。
此时可以争取的,不是无罪,而是准确的罪名、准确的次数与准确的刑罚。把这一点向当事人讲清楚,既是律师的责任,也是辩护专业性的体现。熟人关系不是免罪的理由,也不是加罪的依据;它只是提醒办案人员与辩护人,认定必须落到具体的行为与具体的表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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