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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讲解与不满十四周岁幼女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的情形 ——以人民法院案例库相关裁判为分析样本

2026-11-07 14:38 次阅读

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是否一律构成强奸罪,是实践中被问得最多、也最容易被简单回答的问题。简单回答是“是”,理由是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以强奸论。但这个回答省略了两个前提,一是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二是性行为确实发生并经证据证明。缺了这两个前提,“一律”就会变成口号。

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对于该问题不作抽象讨论,而是把这个问题拆成四层。第一层,规范上为什么对幼女采取绝对保护,这种保护排除了哪些抗辩。第二层,在什么情形下构成本罪,尤其是明知的推定如何运作。第三层,在什么情形下可能不构成,哪些例外有规范依据,哪些只是辩解。第四层,构成之后如何升档、如何从重,量刑上的空间在哪里。所引案例均出自人民法院案例库,并标明入库编号。

一、绝对保护的规范构造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两款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情节加重,而是构成要件的替代。对幼女,法律不再要求证明违背意志,也不再要求证明行为人使用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一)第二款的构造

第二款的构造可以拆成三个要素。对象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行为是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法律后果是以强奸论,并从重处罚。三个要素中,没有“违背意志”,也没有“暴力、胁迫”。这不是立法疏漏,而是有意的安排。立法者认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不具备理解性行为性质与后果的能力,因而也不具备作出有效同意的能力。既然没有同意能力,就不存在“同意”,也就不需要讨论是否违背意志。

这一构造与第一款形成对照。对成年妇女,法律以违背意志为核心,行为人是否使用暴力、胁迫是认定手段;对幼女,法律以年龄为核心,行为人是否使用手段只影响从重幅度。两者不能混用。实践中常见的错误,是把幼女案件也按第一款的路子办,去追问被害人有没有反抗、行为人有没有胁迫,这不仅多余,而且会误导认定。

(二)与普通强奸罪的三点区别

第一,不要求违背意志。幼女的“同意”“主动”“配合”,在法律上都不产生同意的效力。吴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3)中,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与十二岁幼女在恋爱过程中自愿发生性关系,法院仍认定构成强奸罪。裁判要旨明确,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第二,不要求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行为人以哄骗、引诱、给零花钱、谈恋爱等方式与幼女发生性关系,同样构成本罪。谭某喜强奸、引诱、介绍卖淫、引诱幼女卖淫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8)中,行为人通过网络寻找未成年少女,以介绍工作、发红包等方式诱骗,法院认定其构成强奸罪等罪名。这里没有暴力,也没有胁迫,但犯罪成立。

第三,从重处罚是法定的。只要构成奸淫幼女,就要在第一款法定刑的基础上从重。法释〔2023〕3号第一条进一步规定,具有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实施、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实施、侵入住宅或者学生集体宿舍实施、对农村留守女童或者严重残疾、精神发育迟滞的被害人实施、利用其他未成年人诱骗介绍胁迫、曾因强奸猥亵犯罪被判处刑罚六种情形之一的,应当适用较重的从重处罚幅度。

(三)自愿为什么不影响定罪

这是最需要向当事人解释清楚的一点。很多行为人到案后反复强调,对方是自愿的,甚至是对方主动的,因此不构成犯罪。这种理解在法律上不成立,原因有二。

其一,同意能力是同意的前提。没有能力作出的同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同意。幼女对性行为的性质、后果缺乏理解,她的“愿意”可能只是对成年人的顺从、对礼物的期待、对关系的误解。把这种表示当作同意,等于把成年人应负的保护责任转嫁给儿童。

其二,立法采取的是客观年龄标准,不是主观感受标准。法律不问被害人当时是否感到痛苦、是否觉得被侵害,只问行为发生时她是否已满十四周岁。这一标准看似机械,实则是为了避免个案中因被害人的表达、表现、配合程度不同而产生认定上的差异,也为了避免行为人以“她看起来愿意”脱身。

理解了这一点,辩护的方向就会改变。在幼女案件中,纠缠“她自愿”几乎没有意义;有效的争点,只能放在年龄、明知、行为性质、次数与情节上。这不是辩护技巧问题,而是规范结构决定的。

二、构成强奸罪的常态情形

常态情形,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不满十四周岁,仍与其发生性关系。此类案件在证据上通常并不复杂,只要有年龄证据、性行为证据和明知证据,定罪就比较稳固。争议多集中在明知。

(一)明知的基本含义

明知包括确实知道和应当知道。确实知道,指行为人明确被告知、亲历或者通过其他途径确认对方年龄;应当知道,指根据客观情况,一般人能够判断对方是幼女。两者都成立故意,不要求行为人准确说出对方的出生日期,也不要求他知道“十四周岁”这个法律界限。

需要区分的是,明知的对象是“对方是幼女”这一事实,而不是“与幼女发生性关系违法”这一评价。行为人不知道法律如何规定,不影响明知;行为人知道法律禁止,但误以为对方已满十四周岁,则可能影响明知。实践中有些被告人辩称“我知道她小,但不知道不满十四岁”,这种辩解是否成立,要看其对年龄的具体认识与客观情况。

(二)明知的推定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2023年6月1日施行)第十七条,把明知的认定分为三档,这是目前最具体的规范依据。

第一档,对不满十二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这是不可反证的推定。十二周岁以下的儿童,体貌、言行、生活状态通常明显不同于成年人,法律不再要求审查行为人是否“看得出来”。

第二档,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明知。这一档是可以用反证推翻的推定,反证的方向是行为人有合理依据认为对方已满十四周岁。

第三档,是总则性的表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实施性侵害的,应当认定明知。这一档覆盖了前两档之外的情形,也提示办案机关不能只依赖推定,还应收集直接证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部分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试行)〉的通知》在强奸罪部分同样要求,审查时应关注证明明知被害人不满十四周岁的证据。这一要求说明,明知不是可以省略的环节,必须有相应证据支撑,推定只是证明方法之一。

(三)年龄接近十四周岁时的判断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往往处于青春期,体貌发育差异很大。有的身高接近成年人,有的仍像小学生。此时明知的判断,不能只看身高体重,而要看综合情况。

可以用来判断的材料包括,被害人的就读年级与学校性质;日常作息与活动场所;衣着打扮与言谈内容;社交账号的自我介绍;双方认识的经过;行为人是否询问过年龄;被害人及其家属、朋友是否告知过年龄;行为人有无规避审查的行为。这些材料越具体,推定或反证就越有依据。

贾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1)虽然处理的是跨法适用问题,但其事实梳理方式值得借鉴。该案行为人数次奸淫,行为跨越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后,被害人在施行前不满十周岁、施行时已满十周岁。法院逐次核对行为时间与被害人年龄,认为不能适用新增的奸淫不满十周岁幼女规定升档,但综合情节、次数、年龄与后果,认定属于情节恶劣。这种逐次核对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年龄临界案件。

年龄差一天,法律后果可能完全不同。已满十四周岁,适用第一款,需要证明违背意志;不满十四周岁,适用第二款,不需要证明违背意志,且从重处罚。辩护人在临界案件中,必须把出生时间、行为时间精确到日,不能接受“大概”“差不多”的表述。

三、可能不构成强奸罪的情形

“一律构成”是通俗说法,不是规范表述。在少数情形下,与不满十四周岁幼女发生性关系,可能不构成强奸罪,或者不以奸淫幼女论处。这些情形有严格的适用条件,不能随意扩张。

(一)确实不知且无从知道

这是最常见的抗辩,也是最难成立的抗辩。行为人主张不知道对方年龄,必须提供合理依据,而不是一句“看起来不像”。合理依据包括,被害人主动自称已满十四周岁或者更大;被害人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被害人已在社会工作、独立生活;介绍人明确告知年龄;双方通过网络结识,行为人只能依赖对方自述。

即使存在上述情形,还要看行为人是否尽到起码的注意。如果被害人身体发育、言谈举止明显像幼女,行为人仍不作任何确认,就属于应当知道。如果行为人与被害人长期相处,或者被害人的家属、同学就在身边,行为人很容易得知真实年龄而未去了解,也难以主张确实不知。

反过来,如果双方仅短暂接触,被害人刻意隐瞒年龄,行为人客观上没有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且从外观判断确实可能已满十四周岁,则确实不知的主张有一定空间。但这种情形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极严,辩护人应当以证据说话,而不是以推测说话。

(二)年龄证据存在重大矛盾

年龄是本罪的核心事实,必须有可靠证据证明。常见的年龄证据包括,户籍证明、出生医学证明、学籍档案、疫苗接种记录、接生记录、骨龄鉴定。这些证据之间不一致时,应当以查证属实的出生证明为准;仅有户籍登记而无法排除错误的,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

实践中存在为入学、参军、务工而更改户籍年龄的情形。此时应当调取原始出生记录、医院分娩记录、疫苗接种卡、早期学籍卡,核对真实出生时间。如果这些材料互相印证,可以推翻户籍登记;如果无法取得,就属于事实存疑,应当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处理。

骨龄鉴定只能估算年龄区间,不能确定具体出生日期,通常作为辅助证据。辩护人不宜以骨龄鉴定单独主张被害人已满十四周岁,但可以用它说明年龄证据存在合理疑问,从而影响定罪或量刑。

(三)主体与责任能力问题

行为人未满十四周岁的,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一般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犯强奸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奸淫幼女行为的,同样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吴某某案之所以能够宣告缓刑,被告人系未成年人正是关键条件之一。

行为人患有精神疾病,在行为时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依照刑法第十八条,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这里要注意鉴定时点,必须是行为时,而不是鉴定时;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实施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单位、组织不能成为本罪主体。实践中出现的“组织者”“介绍人”,如果未直接实施性行为,可能构成强奸罪的共犯,或者构成引诱、介绍卖淫等罪名,需要按具体行为定性,不能一概以强奸罪论处。

四、升档与从重情节的认定

奸淫幼女的基本法定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从重处罚。具有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所列情形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幼女案件而言,最常用到的升档情节是奸淫不满十周岁、造成幼女伤害、情节恶劣三项。

(一)奸淫不满十周岁的幼女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第三款第五项增加了“奸淫不满十周岁的幼女”,与“造成幼女伤害”并列。张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20)明确,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奸淫不满十周岁幼女的,应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这一项的适用,只要求行为时被害人不满十周岁,不要求行为人明知其不满十周岁。也就是说,只要年龄证据成立,升档就成立,行为人误以为对方九岁还是十岁,不影响适用。这与第二款明知的判断不同,辩护时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跨法案件要特别注意。贾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1)明确,行为跨越修正案施行前后,被害人在施行前不满十周岁、施行时已满十周岁的,不能适用新增规定升档;但综合情节严重程度与第三款第二项至第六项相当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恶劣升档。辩护人应当逐次核对行为日期,把施行前的行为与施行后的行为分开评价,不能整体适用新法。

(二)造成幼女伤害

法释〔2023〕3号第三条规定,奸淫幼女,具有致使幼女轻伤、致使幼女患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对幼女身心健康造成其他伤害三种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造成幼女伤害”。这一项的认定,依赖医学诊断、伤情鉴定与心理评估,辩护人应当审查诊断时间、因果关系与伤害程度。

需要注意,轻微伤不属于本项。如果只有轻微伤或者处女膜破裂,通常不构成“造成幼女伤害”,但仍可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辩护时可以把伤害程度与升档情节分开,避免轻伤与轻微伤混同。

“对幼女身心健康造成其他伤害”是兜底项,适用时应严格把握。一般要求有明确的医学诊断或者心理评估结论,不能仅凭被害人事后情绪低落、不愿上学就认定。这一项也是辩护中可以争的地方,因为它最容易扩张。

(三)情节恶劣

法释〔2023〕3号第二条规定了八种情节恶劣的情形,包括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多次实施、有严重摧残凌辱行为、非法拘禁或者利用毒品诱骗控制、多次利用其他未成年人诱骗介绍胁迫、长期实施、奸淫精神发育迟滞的被害人致使怀孕、制作影像资料胁迫或者传播、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这些情形多数与“多次”“长期”“特殊职责”“手段恶劣”相关。辩护时应当逐项核对,次数是否有逐次证据,长期是否有起止时间,特殊职责是否真实存在,摧残凌辱是否有具体行为。不能接受概括性的“多次”“长期”表述。

王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14-1-182-001)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该案行为人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仍奸淫幼女,法院认定属于情节恶劣。这一认定的基础,是行为人对被害人健康造成的重大危险,而不是次数或者关系。这说明情节恶劣的判断,最终要看行为对法益侵害的严重程度,而不只是形式上的列举。

尹某龙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5)认定,共同生活的继父等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多次实施强奸、奸淫的,属于情节恶劣。张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2)与杜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14-1-182-002)也都把特殊职责人员多次实施作为升档依据。这类案件中,职责关系的真实性、持续性、次数,是辩护必须逐项核实的内容。

(四)罪数与并罚

奸淫幼女常与猥亵儿童、强制猥亵交织。袁某生强奸、猥亵儿童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2)明确,针对同一幼女多次性侵,在强奸行为之外的时间、空间又实施猥亵的,不属于强奸的一部分,应以强奸罪与猥亵儿童罪并罚。周某强奸、强制猥亵、抢劫案(入库编号:2024-18-1-182-001)也指出,强奸后经过较长时间、空间发生变化再实施强制猥亵的,不宜认定为强奸的延续,应当并罚。

辩护时可以主张,如果猥亵与强奸在同一时空、紧密连续,属于同一犯罪过程的附随行为,不应重复评价;但若时间、空间明显分离,并罚的可能性较大。罪数辩护的效果,往往比否认事实更实在,因为它直接减少一个罪名与相应刑期。

涉及拐卖、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案件,罪数规则不同。李某莲、戴某树拐卖妇女,唐某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8-001)明确,收买后强行发生性关系的,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与强奸罪并罚;拐卖过程中奸淫被拐卖妇女的,属于拐卖妇女罪的加重情节,不另定强奸罪。徐某等拐卖妇女、章某某等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8-025)则明确,拐卖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在拐卖过程中奸淫的,以强奸论。

五、特殊场景的定性

以下几类场景在实践中争议较多,定性直接影响罪名与刑期。

(一)恋爱与交往中的自愿

吴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3)是这类场景的代表。被告人与十二岁幼女在恋爱过程中自愿发生性关系,法院认定构成强奸罪,但考虑到被告人系未成年人、未造成严重后果、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认罪认罚,宣告缓刑。

这一处理说明两点。第一,恋爱关系不改变定罪,幼女的同意在法律上无效。第二,恋爱关系可以影响量刑,因为它说明行为的手段相对缓和、双方存在情感基础、被告人主观恶性相对较轻。辩护人应当把这两点分开,不能在定罪上纠缠自愿,而应在量刑上充分利用关系事实。

需要提醒的是,缓刑的适用有严格条件。被告人必须是未成年人,或者具有其他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必须认罪认罚、积极赔偿、取得谅解;必须未造成严重后果;必须经社区矫正评估认为没有再犯危险。成年被告人仅以“恋爱”“自愿”为由请求缓刑,通常不会成功。

(二)给付金钱与性交易

以金钱、礼物、零花钱换取性行为,在幼女案件中不构成抗辩。法律不承认幼女具有性交易的同意能力,也不因为存在对价就改变行为性质。相反,给付金钱往往被视为引诱手段,成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谭某喜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8)中,行为人以介绍工作、发红包等方式诱骗未成年少女,法院认定其构成强奸罪、引诱、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这类案件中,行为人常主张被害人从事性交易、属于自愿,但裁判规则明确,奸淫幼女无论采用什么手段、无论幼女是否自愿,均以强奸罪论处并从重处罚。

如果行为人不仅与幼女发生性关系,还实施介绍、引诱、容留卖淫等行为,应当分别定罪,数罪并罚。辩护时可以把各个行为的时间、对象、目的拆开,审查是否存在重复评价,但不能以“性交易”否认强奸。

(三)特殊职责人员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规定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适用于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该罪不要求违背意志,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该罪不适用,直接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两罪的区别在于是否违背意志。杜某案(入库编号:2025-14-1-182-002)明确,被害人因精神发育迟滞无性防卫能力,行为人明知其精神状况仍发生性关系的,应认定违背意志,以强奸罪论处;被害人具有正常性同意能力、双方形式上自愿的,可能只构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这一区分对辩护非常重要。在师生、医患、监护关系中,如果被害人已满十四周岁、精神正常、明确同意,把强奸改为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刑期可能从三年以上降到三年以下。但要注意年龄界限,被害人不满十四周岁的,没有适用该罪的空间。

(四)网络诱骗与隔空行为

网络环境中,行为人与幼女可能从未见面,通过视频、照片、语音实施性刺激或者诱骗。这类行为的定性,要看是否发生了实际性行为。仅有隔空猥亵,没有实际性交的,通常构成猥亵儿童罪,不构成强奸罪;如果行为人诱骗幼女见面后发生性关系,则构成强奸罪。

谭某喜案中的网络诱骗,最终仍以实际性行为为基础。这说明,网络只是接触手段,定性仍要看现实中的行为。辩护时应当区分“诱骗过程中的行为”与“实际性行为”,不能把前者当作强奸,也不能把后者当作猥亵。

六、证据审查与量刑辩护

幼女案件的证据结构,与普通强奸案件有明显不同。年龄与明知是特有环节,陈述的可靠性、补强证据的独立性则是共通环节。

(一)年龄证据的取证

年龄证据应当以原始书证为主。出生医学证明、户籍登记、学籍档案、疫苗接种记录,应当优先调取原件或者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仅有办案机关的情况说明、被害人家属的口头陈述,不足以单独认定年龄。

如果户籍登记与出生证明不一致,应当追查原因,调取更改记录、原始申报材料、接生医院记录。如果无法查清,应当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处理。这一点在临界案件中尤其重要,因为一天的差异可能决定适用哪一款。

辩护人阅卷时,应当把年龄证据单独列为一组,核对各份材料的一致性、形成时间、出具主体。发现矛盾的,应当及时申请调取原始材料,必要时申请鉴定人出庭。

(二)明知的反证

明知的反证,不能停留在被告人的口供。应当收集被害人自述年龄的聊天记录、介绍人的证言、被害人使用的工作证明或者身份证件、双方认识经过的证人证言、被害人的衣着与活动场所。这些材料应当尽早固定,避免灭失。

对不满十二周岁的被害人,反证几乎没有空间,因为规范采取的是不可反证的推定。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反证有空间,但门槛很高,需要证明行为人确有合理依据认为对方已满十四周岁。辩护人应当把重点放在这一档,而不是笼统地主张不明知。

(三)陈述与补强

赵某甲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6-1-182-001)针对性侵未成年家庭成员案件指出,此类案件常因时间久远、原始证据灭失而难以证明,应当从案件来源是否真实、侦破过程是否自然、被害人陈述是否符合其年龄和认知水平、被告人辩解是否合理、被害人事后性情与生活习惯有无变化、共同居住的其他家庭成员有无反常等角度审查。这一框架可以直接用作阅卷提纲。

陈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1)则在被告人零口供、又缺乏锁定性客观证据的情况下,通过陈述形成的时间与背景、稳定性、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相互印证、辩解合理性、身份关系六个方面,认定被害人陈述可以采信。这类案件提示辩护人,被害人陈述并非不可审查,关键看它是否稳定、是否具体、是否与其他证据吻合。

王某甲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2)确立的补强规则同样适用。被害人陈述被强奸九起,被告人只供述三起,法院最终只认定有相互印证的三起。这说明,多次性侵必须逐次证明,不能以概括陈述替代;补强证据必须来源独立,不能来自同一转述链条。

许某海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9)则提醒,智力发育迟滞被害人的陈述是否可信,要结合迟滞程度、认知记忆表达能力、描述是否符合其认知水平、有无混乱矛盾综合判断。这一规则对幼女陈述同样有参考价值,因为幼女的认知水平有限,陈述中出现的跳跃、混乱,不一定是不真实的标志,也不一定是真实的保证,关键看是否有其他证据印证。

(四)量刑与缓刑的空间

奸淫幼女的量刑起点,按照量刑指导意见,通常为四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具有升档情节的,起点为十年至十三年。辩护人在量刑上的空间,主要来自法定从轻、减轻情节与酌定情节。

法定情节包括,被告人系未成年人、从犯、自首、立功、未遂、中止。酌定情节包括,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初犯偶犯、手段相对缓和、未造成严重后果。这些情节需要证据支撑,不能只靠口头陈述。

强奸罪一贯从严把握缓刑,这是量刑指导意见的明确态度。但并非绝对禁止。吴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3)宣告缓刑,靠的是未成年人、恋爱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赔偿谅解、认罪认罚、社区矫正评估合格六项条件同时具备。成年被告人缺少其中任何一项,缓刑的可能性都会大幅下降。

辩护人应当避免两种极端。一种是把赔偿当作万能钥匙,向当事人承诺赔钱就能轻判;另一种是完全放弃量刑辩护,只做无罪主张。稳妥的做法,是在事实与法律争点基本清楚之后,再就赔偿、谅解、社区矫正评估开展工作,并把可能的结果如实告知当事人。

回到本文的问题,与不满十四周岁幼女发生性关系,在何种情形下构成强奸罪。可以给出一个分层回答。

原则上,只要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不满十四周岁,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即构成强奸罪,不论幼女是否自愿,不论是否使用暴力、胁迫。对不满十二周岁的被害人,明知直接推定,不可反证;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从其体貌、言行、衣着、作息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性行为的,推定明知,可以用合理依据反证。

例外上,行为人确实不知且客观上无从知道对方年龄,或者年龄证据存在重大矛盾无法排除,或者行为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行为时无责任能力,可能不构成犯罪或者不负刑事责任。这些例外适用极严,必须有证据支撑,不能停留于辩解。

构成之后,具有奸淫不满十周岁、造成幼女伤害、情节恶劣等情形的,升档至十年以上;具有特殊职责、暴力胁迫、侵入住宅、留守或残疾被害人、利用其他未成年人、累犯等情形的,适用较重的从重幅度。辩护的空间,主要在年龄证据、明知反证、次数核对、罪数切割与量刑情节上,而不在“她自愿”这一命题上。幼女案件的社会危害深重,法律采取绝对保护,辩护人应当在规范框架内寻找真实的空间,而不是用似是而非的说法给当事人不切实际的期待。这既是执业的分寸,也是专业性的体现。

钢苑刑事律师团队是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团队,执业范围重点覆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由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博士领衔组成,刑法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团队秉持专业、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行刑事辩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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