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罪的核心,不在于是否发生了性关系,而在于该性关系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把“违背妇女意志”作为犯罪的实质要件,但条文本身没有给出判断标准。多年来,司法机关对这一要件的把握,经历了从看重反抗到看重同意、从关注身体损伤到关注意思表示的过程。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相关裁判,把这个过程具体化了。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以这些案例为样本,讨论认定的依据、边界与证明方法。
需要先说明一个前提。违背妇女意志是主观事实,无法直接观察,只能通过外部行为推断。推断是否可靠,取决于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充分、是否具有多种解释、是否符合生活经验。因此,认定这一要件,本质上是一个证据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判断问题。把这一点讲清楚,对控辩双方都有意义。
早期实践中,判断是否违背意志,主要看被害人有无反抗、反抗是否激烈、身上有无损伤。这一标准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操作简便,但也带来明显问题。被害人在力量悬殊、环境封闭、恐惧无助的情况下,往往不会反抗,或者反抗很快被压制;以反抗作为唯一标准,等于把举证责任压在被害人身上,与法律保护性自主权的立场不符。
案例库中的裁判已经明确放弃了这一做法。傅某程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21)指出,审查是否同意不能仅以妇女是否有反抗为标准,妇女因各种原因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者不知反抗的,均属于违背妇女意志。甘某祖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6)进一步指出,不能将妇女是否有明显抗拒举动作为判断是否违背意志的唯一标准。这两份裁判,把认定重心从外在反抗转向内在意愿,也把证明对象从她有没有挣扎转向她当时是否同意。
同意标准的含义是,性行为只有在获得妇女真实、自愿的同意时,才不具有违法性;同意必须是当时的、具体的、可以撤回的,不能从事前关系或者事后态度推定。这一标准并不要求妇女明确说出同意,也不要求她以某种方式表达同意,而是要求综合全部情况判断,在当时的情境下,她是否具有作出同意的能力和机会,以及她的行为是否表达了同意。
这种转变对事实认定的影响是直接的。过去,行为人常以“她没有反抗”“她没有说不”作为抗辩;现在,这两句话本身不足以证明同意,法庭还要追问,她为什么没有反抗,她是否有能力反抗,她是否处于不能、不敢或者不知的状态。反过来,被害人也不能仅以“我当时很害怕”“我不敢动”来证明违背意志,还要说明恐惧从何而来,行为人的言行如何形成了压迫,现场是否有求助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转向同意标准,并不意味着反抗事实失去意义。反抗仍然是判断意志的重要证据,只是不再是唯一证据。没有反抗,可能因为同意,也可能因为恐惧、力量悬殊、认识错误或者身体状态;有反抗,通常指向不同意,但也要排除事后的表演或者夸大。裁判者的任务,是把反抗放在具体情境中理解,而不是机械计数。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是行为人用以压制妇女意志的方法,也是认定违背意志的客观标志。“其他手段”具有兜底性质,涵盖了利用醉酒、麻醉、患病、熟睡、精神障碍等使妇女不能反抗、不知反抗的情形。
第二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对幼女而言,法律直接推定其不具有性同意能力,是否违背意志不再是独立要件,是否自愿也不影响定罪。这一款的存在,说明立法对不同类型的被害人采取了不同的保护方式,认定规则不能一概而论。
第三款列举了六项加重情形,其中第一项“情节恶劣”,由司法解释具体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3号)第二条把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多次实施、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多次实施、非法拘禁或者利用职权胁迫、以生殖器以外的身体部位或者器物侵入等情形,列为情节恶劣。这些情形多与意志压制的程度相关,认定时应当结合具体事实,不能只看次数。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要求,证据确实、充分应当同时符合三个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违背意志属于定罪事实,必须适用这一标准,不能以“大概率违背”代替“排除合理怀疑”。
实践中容易出现两种偏差。一种是要求被害人提供直接证明自己不同意的证据,把证明责任倒置;另一种是以被害人事后哭泣、情绪低落等单一表现,直接推定违背意志。前者违背无罪推定,后者违背证据裁判。正确的做法,是把违背意志作为待证事实,由控方举证,通过事前、事中、事后的完整事实链加以证明,并使法庭对相反可能不再有合理怀疑。
既然意志只能推断,推断所依据的事实就必须具体、可查、相互印证。裁判实践中,法庭通常从三个时间段收集事实,即事前如何接触、事中如何表现、事后如何反应。三个时间段各有其证明作用,也各有其局限。
事前事实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双方是什么关系,被害人如何到达现场。前者影响行为人对同意的理解,后者影响对胁迫、欺骗的认定。
如果双方素不相识,被害人是在街头被拦截、被尾随、被以找工作或者搭便车为名骗至现场,那么进入现场本身就可能包含欺骗或者强制,后续行为更易被认定为违背意志。如果双方是同事、邻里、师生、医患,进入现场基于正常工作或者生活安排,则要重点审查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身份优势。如果双方是恋人、情人,进入现场出于自愿,也不能据此推定本次性行为必然同意,还要看具体过程中的表示。
席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2)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明确立场。该案双方已经订婚,辩护方主张订婚意味着对性行为的默示同意。法院指出,订婚是民间习俗,不是法律上的婚姻关系,不产生性权利,也不构成对性行为的概括同意;是否存在违背意志,仍须根据具体事实判断。这一认定,划清了关系基础与具体同意之间的界限。
文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4)与刘某伟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7)涉及婚外两性关系。法院的立场是,婚外不正当关系违背公序良俗,具有不法性,但不影响关系中妇女的性自主权;在女方欲结束关系时,行为人违背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的,仍构成强奸罪。这两份裁判说明,长期关系只能作为背景,不能替代对单次行为的审查。
事中事实是认定的核心。法庭通常关注,被害人有无语言拒绝,有无推拒、躲避、并拢双腿、抓扯衣物等动作,有无呼救,行为人有无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双方的力量对比与现场环境如何。
付某洋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4)是一个常被引用的样本。行为人在发生性关系时未实施殴打、恐吓等典型暴力、胁迫行为,被害人身体未见明显损伤,也未呼救,但法院仍认定构成强奸罪。其依据包括,被害人事前两次借故离开被拒,欲搂抱时被明确拒绝;事中用手推、脚踢反抗,并咬伤行为人肩部、手臂,人身检查有对应咬痕;事后离开时哭泣、情绪低落并立即报警;双方存在雇主与在校学生的地位差异,被害人未呼救有可解释的原因。
这个案子的说理,实际上展示了一条完整的推断链。事前拒绝,说明她没有同意的基础;事中推踢、咬伤,说明她有反抗的表示;事后哭泣、及时报警,说明她的情绪与行为一致;双方地位差异,解释了她为何没有大声呼救。四组事实相互衔接,形成一个可以排除其他解释的结论。如果其中任何一环缺失,认定都会变得困难。
胁迫的认定,需要审查行为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以及这些话在该情境下对被害人意味着什么。孙某钊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3)指出,胁迫是指通过暴力威胁、言语恫吓等对被害女性形成心理强制,使其产生恐惧而不敢反抗;判断是否足以形成心理强制,应综合考虑被害女性的年龄、心智发育、受教育程度、社会经验、家庭状况等因素,被害人系未成年人时,把握标准应与成年妇女有所区别。
这一标准对辩护提出了具体要求。辩护人应当审查,行为人的言语是一般性的狠话,还是具体的、可实施的威胁;威胁的内容是否指向被害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是否有条件离开、求助、报警而未采取;行为人的身份是否真的形成了压迫。如果被害人全程可以自由使用手机、可以离开现场,却始终未求助,胁迫的主张就值得质疑。反之,如果行为人是被害人的领导、老师、监护人,威胁指向其学业、工作、生活来源,即使没有暴力,也可能构成心理强制。
事后事实主要用于印证,而不是单独证明。常见的有,被害人离开现场的方式,是否立即报警,向谁讲述,讲述内容与报案陈述是否一致,有无就医、服药、自伤,有无删除联系方式、更换住处,有无向亲友求助。
及时报警通常被视为有利的印证,但也要注意其局限。有的被害人因羞耻、恐惧、家庭压力而延迟报案,有的则在多年后才提出。赵某甲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6-1-182-001)针对性侵未成年家庭成员案件指出,此类案件常因时间久远、原始证据灭失而难以证明,应当从案件来源是否真实、侦破过程是否自然、被害人陈述是否符合其年龄和认知水平、被告人辩解是否合理、被害人事后性情与生活习惯有无变化、共同居住的其他家庭成员有无反常等角度审查。这说明,延迟报案本身不否定真实性,关键要看延迟有无合理解释,陈述是否稳定,有无其他证据印证。
反过来,报案动机也值得审查。双方是否存在财产、感情、抚养、债务纠纷;报案前是否有索赔、谈判、威胁;首次陈述与后续陈述之间有无实质变化;是否存在他人代写材料、教唆报案的情形。这些事实必须有证据支撑,不能仅凭推测,更不能以被害人的品格、穿着、性经历作为攻击点。辩护的对象是指控证据,不是被害人的人格。
裁判规则把违背意志的情形,概括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不知反抗三类。这三类情形,对应的行为方式不同,证明重点也不同。
暴力不限于殴打、捆绑。按压、拉拽、捂嘴、撕扯衣物、阻挡离开、以身体重量压制,都可能构成暴力。判断的标准,是行为人是否以有形力量排除了被害人的反抗,而不在于是否造成了损伤。有些案件没有明显伤痕,但现场勘查显示衣物被撕、家具移位、门锁被破坏,这些痕迹同样可以证明强制。
胁迫不限于持刀、持械。以杀害、伤害、揭发隐私、毁坏名誉、加害亲属相威胁,以职权、地位、从属关系相压迫,都可能构成胁迫。判断的标准,是威胁是否足以使被害人产生恐惧而不敢反抗,而不是威胁是否真的会实施。孙某钊案确立的综合判断方法,在这里同样适用。
“其他手段”是一个开放的类别。利用被害人熟睡、患病、醉酒、麻醉、精神障碍,使其不知反抗或者不能反抗,均属之。王某等走私、贩卖毒品、强奸、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06-1-356-009)明确,走私、贩卖国家管制精神药品,并利用精神药品迷奸、猥亵他人的,应当数罪并罚。这类案件的认定,关键在于药物与性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是否明知药物会使人失去反抗能力。
醉酒型案件是实践中最常见的类型之一。傅某程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21)中,行为人与被害人事前并不相识,被害人聚餐饮酒后处于醉酒状态,行为人假借送其回家将人带至酒店,趁其不知反抗发生性关系。法院综合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监控视频、聊天记录和鉴定意见,认定构成强奸罪。
这类案件的核心,不是喝了多少,而是被害人当时是否还具有作出性同意的能力。审查时可以参考,饮酒的种类与数量,血液酒精含量,监控中的步态、语言、反应,同行人的观察,进入酒店时是否需要搀扶,能否清楚表达身份、目的地,事后能否回忆过程。如果材料显示被害人虽饮酒但仍能自主行走、清晰表达、主动跟随,那么不知反抗的认定就缺乏基础。
甘某祖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6)明确,经鉴定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被害人,无法正确认识和理解性行为,属于不知反抗,无论其是否表示同意,均应认定为违背意志。这一认定的基础,是被害人缺乏性同意能力,而不是她有没有反抗。
许某海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9)则处理了陈述的证明力问题。该案指出,智力发育迟滞被害人的陈述是否可信,要结合迟滞的严重程度、是否具备认知、记忆和表达能力、描述是否符合其认知水平、有无混乱矛盾等综合判断;具备一定认知能力、能对亲历事实作出简单陈述的,其陈述具有证明力。这一规则既防止轻信,也防止一概否定。
杜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14-1-182-002)进一步明确了罪名选择。被害人系十五岁的在校学生,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性防卫能力,行为人是其语文老师,双方发生四次性关系,从形式上看没有暴力、胁迫,被害人也没有明显反抗。法院认定构成强奸罪,理由正是行为人明知其精神状况,利用其无性防卫能力的状态。该案还指出,两罪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违背意志;被害人具有正常性同意能力、双方形式上自愿的,可能只构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法定刑明显较轻。
这类案件的辩护空间,主要在鉴定与明知两个环节。鉴定结论是否针对案发时点,精神状态会波动,事后鉴定不能当然回溯;鉴定材料是否完整,有无诱导;被害人在案发时的言语、动作,是否与鉴定结论相符。明知方面,则要审查接触时间、交流深度、家属或学校是否告知、被害人能否独立处理日常事务。双方素不相识、接触短暂的,明知的证据可能不足。
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天然的权力落差。这种落差本身不构成胁迫,但如果行为人以解除关系、影响学业、断绝经济来源、揭露隐私相要挟,就可能形成心理强制。
尹某龙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5)认定,共同生活的继父等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多次实施强奸、奸淫的,属于情节恶劣。张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2)与杜某案,也都把特殊职责人员多次实施作为升档依据。这些裁判表明,特殊职责关系不仅影响量刑,也影响对意志压制的判断。
同意是排除强奸罪的核心事由。实践中对同意的误解,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关系基础、婚姻状态、性交易对价、沉默与不反抗。逐项厘清,有助于避免认定上的偏差。
恋爱、同居、婚外情、订婚,都是关系状态,不是同意本身。关系状态可以解释双方为何接触、为何进入私密空间,但不能推定某一次性行为必然获得同意。席某某案已经明确,订婚不产生性权利;文某案、刘某伟案则明确,婚外关系中的女方仍然保有性自主权,关系结束时的强行行为仍构成强奸。
婚姻关系中的性行为,通常推定为同意,但这一推定不是绝对的。王某明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1)明确,婚姻关系非正常存续期间,丈夫以暴力、胁迫等手段违背妻子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的,可以构成强奸罪。所谓非正常存续,通常指双方已经分居、已经提起离婚诉讼、婚姻关系名存实亡等情形。
以金钱为对价的性行为,属于治安违法,不构成强奸。区分的关键,在于性行为是否基于自愿,以及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但如果女方在过程中明确拒绝,行为人继续实施;或者行为人以揭发隐私、伤害亲属、扣留财物相威胁;或者女方因醉酒、吸毒、患病而失去反抗能力,行为人利用该状态;或者女方系被拐卖、被强迫卖淫的被害人,其所谓同意不具有真实性,仍可能构成强奸。辩护人应当把约定内容、支付凭证、双方交往史、现场情况逐一查清,不能只凭被告人的供述。
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交易,法律不承认其同意能力。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无论是否支付对价、是否自称恋爱,均以强奸论处。谭某喜强奸、引诱、介绍卖淫、引诱幼女卖淫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8)中,行为人通过网络寻找未成年少女,以介绍工作、发红包等方式诱骗,法院认定其构成强奸罪、引诱、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这类案件中,性交易的辩解不仅无效,还可能被视为认罪态度不好。
这是同意标准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沉默、不反抗、不拒绝,可能表示同意,也可能表示恐惧、无助、不知所措、身体受限。法律不要求妇女以反抗证明不同意,也不把沉默视为同意的表示。
判断时应当追问,被害人是否有能力表达拒绝;她是否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她是否处于可以离开、可以求助的状态;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使她丧失了选择的空间。如果被害人因醉酒、熟睡、精神障碍而不知反抗,因力量悬殊、环境封闭而不敢反抗,因被捆绑、被压制而不能反抗,沉默就完全不能视为同意。
同样,事中的配合动作也不能当然视为同意。配合可能出于恐惧、求生、希望尽快结束、认识错误。法庭应当结合事前、事后的全部事实判断,而不能截取某一个动作作为结论。这正是同意标准与反抗标准的根本区别,前者看意思是否真实,后者只看行为是否配合。
违背意志是客观要件,行为人是否明知对方不同意,则是主观要件。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实践中,有的案件客观上确实违背意志,但行为人因年龄、精神状态、交往情境而产生误认,是否构成犯罪就需要单独判断。
奸淫幼女以明知对方不满十四周岁为要件。司法实践通常采用应当知道的推定。根据被害人的身体发育、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等,一般人可以判断其为幼女的,就推定行为人明知。这一推定可以反证。反证的方向不是空口说不知道,而是提供足以让推定不成立的客观事实,例如被害人主动自称年龄、使用虚假身份、在成年人场所活动、有稳定的成年恋爱经历、体貌发育明显超过同龄人。
推定还要受到交往情境的限制。行为人与被害人系同学、邻居、亲戚,长期在同一生活圈中相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真实年龄的可能性就高;双方通过网络结识、短暂见面,行为人对年龄的判断主要依赖对方自述和外观,反证的说服力就强一些。辩护人应当把交往过程还原出来,让法庭看到行为人获取年龄信息的实际渠道。
精神状态的明知,判断方法类似。被害人是否在交流中表现出明显的理解障碍;家属、老师、同学是否曾告知;双方相处时间长短;被害人能否独立完成日常生活事务;行为人事后有无异常反应。杜某案之所以认定强奸罪,正是因为行为人作为教师,长期接触被害人,明知其精神状况。如果双方仅短暂接触,被害人外表、言谈并无明显异常,明知的证据就可能不足。
李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4)对女方自愿的辩解设定了明确门槛。一般必须确有证据或者合理根据,或者在案证据显示行为人已足够审慎但仍产生错误认识,才能采纳。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单纯的口头辩解不够,二是行为人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仍然误认的,可以阻却故意。
可以用到的情形包括,被害人主动邀约、主动进入私密空间、主动表达亲密意愿,行为人在此背景下误判;被害人事中未作拒绝表示,事后因后悔、被家人发现或者情感纠纷而报案;双方此前有稳定亲密关系,本次行为发生在同一交往模式中。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情形只能支持认识错误的主张,不能直接证明她真的同意。两者应当分开表述,避免被法庭认为是在指责被害人。
认识错误的主张还要经得起合理性检验。法庭会追问,行为人依据什么判断对方同意,这种判断与正常人在相同情境下的反应是否相符,有无采取起码的确认行为。若行为人自己承认对方哭泣、推拒、明确说不,仍主张误认,不仅不能成立,还会损害供述的可信度。
认定违背意志,最终要落到证据上。以下三种情形最能检验证明的充分性,也最能考验辩护的功力。
王某甲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2)是一对一案件的典型。被害人陈述被强奸九起,被告人庭前只供述三起,庭审时全面翻供。法院最终只认定三起,理由是这三起有被害人陈述、被告人庭前供述、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其余六起,被告人始终未供述,也无其他证据补强,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不予认定。
这份判决确立了两条规则。第一,每一次性侵都是独立的事实单元,都应当有证据支撑,不能以多次、长期的概括陈述替代逐次证明。第二,被告人的庭前供述并非一旦形成就不可动摇,法院审查翻供,看的是翻供有无合理原因、是否与其他证据矛盾、是否符合常理。
补强证据的范围,不限于物证。知情亲属的证言、被告人向他人承认的转述、被害人事后异常表现的证人证言、就医记录、聊天记录,都可以。但必须审查来源是否独立。如果所有证言都来自同一个转述链条,实质上仍是一对一,不能视为已经补强。
补强还要看补强的是哪个环节。被害人陈述包含性行为发生、行为人身份、意志违背三个要素。精斑、DNA只能补强性行为,不能补强意志违背;证人听到呼救、看到拉扯,可能补强暴力或者反抗,但不能补强具体的行为人;被告人向他人承认与被害人发生关系,补强的是性行为与身份,仍不能补强意志。控方必须对每个要素都有相应证据,不能以一个证据同时替代三个要素的证明。
陈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1)在被告人零口供、又缺乏锁定性客观证据的情况下,提出了审查被害人陈述的完整框架。陈述形成的时间与背景;是否稳定、自然;有无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与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被告人的辩解有无证据支持、是否合理;双方的身份关系。法院据此认定,被害人陈述可以采信。
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18-1-220-001)则依靠包括电子数据在内的间接证据定罪,并强调运用证据推理应当符合逻辑和经验,证据必须真实、合法、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这类案件的检验方法,是把每一个间接证据还原成待证事实,再检查事实之间有无跳跃。监控只能证明双方进入房间,不能证明发生性行为;聊天记录只能证明邀约,不能证明同意或者拒绝;药物检出只能证明投放,不能证明剂量足以使人失去反抗能力。任何一段断裂,全案就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
卢某新故意杀人、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6-1-177-004)是案例库中少见的强奸类无罪判决。原判据以定案的关键证据包括锄头柄部检出被告人DNA的鉴定意见、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现场指认录像和指认笔录。二审法院发现,鉴定检材来源不清,办案机关的情况说明存在矛盾,重新鉴定未检出被告人DNA;唯一一次有罪供述的讯问地点、时间和录像存在重大瑕疵,公安机关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现场指认不能排除诱导。排除这些证据后,其余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与被害人被强奸、杀害之间存在关联,二审改判无罪。
这份判决展示了排非的操作路径。审查鉴定的检材有无提取、封存、交接记录;有罪供述的讯问地点是否在看守所,时间与提讯记录是否吻合,录音录像是否完整、同步;辨认前是否见过照片,对象有无混杂,主持人有无暗示,录像与笔录是否一致。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解释的,应当排除。第五十八条要求,申请排除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第六十条明确,经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非法取证情形的,有关证据应当排除。
陈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16-1-182-001)的经历说明,证据变化未必导致改判。原判据以定案的录音磁带,被律师调查发现背景音系案发后播出的电视节目,法院据此再审改判无罪;被害人申诉后提交另外两盘磁带,声纹鉴定倾向认定现场男子为被告人,法院撤销无罪判决,改判强奸未遂。裁判要旨明确,再审中发现新证据或者原有证据变化,应先判断是否属于关键证据,再对未变化的其他证据重新审查;其他证据仍能形成锁链、得出唯一结论的,不应改判。
综合上述案例,可以把违背意志的认定归纳为四句话。第一,看同意,不看反抗。反抗是重要证据,但不是唯一标准,沉默、不反抗、配合动作都不能当然视为同意。第二,看能力,不看形式。被害人是否具有性同意能力,是否处于不能、不敢、不知的状态,是认定的前提。第三,看全案,不看单点。事前、事中、事后的事实应当相互衔接,形成一个可以排除其他解释的结论。第四,看明知,不看结果。客观上违背意志,不等于行为人构成犯罪,还要审查其对年龄、精神状态和对方意愿的认识。
对辩护人而言,这四句话同时也是检验清单。控方是否把关系基础当成了同意,是否把没有反抗当成了自愿,是否把鉴定意见用到了它不能证明的地方,是否把零口供案件中的间接证据强行拼成了闭环,是否遗漏了行为人的合理误认。逐项检验,比笼统地主张证据不足更有力量。
也要承认认定的限度。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法律对幼女采取绝对保护,是否自愿不再是抗辩事由;在利用职权、迷信、药物实施性侵的案件中,被害人形式上的同意往往不被承认;在零口供但间接证据闭合的案件中,单纯否认很难奏效。辩护人可以争取的,往往不是完全无罪,而是准确的罪名、准确的形态与准确的刑罚。把这一点向当事人讲清楚,是律师的责任,也是辩护专业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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